“唐宋八大家”的巡視監察智慧

古代巡視監獄的人叫什麼

中國古代巡視制度進入成熟的時期，也是朝代演變總體上進入政治清明的時期。巡視制度在唐宋六百餘年的與時俱進中，改革意識強烈的“唐宋八大家”的政治智慧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時期八位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稱，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宋代的蘇洵、蘇軾、蘇轍、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唐宋八大家”不僅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而且對中國政治文明尤其是監督思想的完善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唐宋八大家”中，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幾乎同時在中央和地方擔任過巡視監察官；到宋代，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先後擔任過右司諫、御史中丞；歐陽修也擔任過諫官；丞相改革家王安石著有《諫官論》；曾鞏曾主筆起草過國家巡視監察制度訓示。“唐宋八大家”對巡視監察的認識和實踐體現了東方式的政治智慧，對於我們正確履行職責，以改革創新精神，更好地發揮巡視制度監督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權責對等的立法方針

對於“唐宋八大家”而言，巡視制度並不是什麼新東西，進諫是古道。但古道如何過新車，立法方針至關重要。

始於原始社會的中國古代巡視監察制度到唐代時，巡視監察機構的名稱又有新變化。在權力授予上，延續和強化了秦漢時的做法，賦予巡視監察官極高的法律地位和政治權力。《資治通鑑·唐玄宗開元五年》載：“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到宋代，王安石認為，諫官是“天子之士”，“其位在卿大夫之上”，“無所不當言”。歐陽修甚至主張，巡視監察官“可與天子爭是非”，其有著至高的權力和特殊地位，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這是唐宋巡視制度立法的一個基本方針。歐陽修說，巡視監察官是“非大位而大任”，應當“朝就職夕建言”，才能“上無不聞，下無不達”。他認為，巡視監察官是“一時之公評系也”，“天下之事，宰相可管，巡視可言”，“以一人之身系天下得失，當萬世之是非”。這些責權同重的思想表明，權力越大，責任也就越大，體現了對巡視監察獨到而深刻的認識，為唐宋完善巡視制度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以德為先的選任原則

自唐以後，中央和地方專設了巡視督察機構。唐宋時期，對於選拔巡視監察官，都非常重視其素質的考察，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標準。

由曾鞏代擬的《御史遷郎官制》中說，皇帝“甚重其選”。王安石在《諫官論》中主張，巡視監察官首要的品質是賢德，“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歐陽修主張，巡視監察官要“有氣節，不沉浮，得失利天下”，“非材且賢不能為”。由曾鞏主持制定的中央巡視工作制度，對巡視監察官的選拔也有嚴格的標準：“博學精識，通於世用”；“敏茂直清，通於學問”；“好古知方，強於自立”；“非秉義純篤、望實敷於上下，不稱其任”。

這表明，巡視監察官這個職位，只有同時具備以下三種能力的人才能勝任：有“守正向公之志”的理想道德，有“辨別是非之明”的實踐能力，知識面寬和實踐經驗豐富。唯其如此，才能達到“使賢不肖忠邪不失其實”的目的。

這種嚴把入口關的選人思想，符合巡視監察“以小事大”的特殊要求，為保持巡視隊伍高素質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對於我們嚴格選拔標準、加強巡視隊伍建設，很值得借鑑；尤其在拓展知識面方面，更顯得必要和緊迫。

執著、精進的從業信條

“唐宋八大家”不僅文章蓋世，他們對巡視監察事業的執著、精進精神，亦史所罕見。

作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在任執事時說：“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他分析說，一件事反覆向上報告都未能打動中央，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為巡視報告沒寫好，直接影響了問題的解決。韓愈曾就某高官違規擊球之事，直接向其本人寫信進諫。後人評價說，此“諫言才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並以此與柳宗元的巡視報告比較，稱柳宗元“上千字勸人，反而緩而不切”，感嘆“人才相去，不可及哉”。可見，巡視報告寫作無止境。只有把巡視報告寫到上司“意動神悚”時，才不會“不足聽”，不會“辭不足感心”，不會“諫者不休，執事不止”。

韓愈還透露自己的寫作秘訣：把巡視報告寫到“意動神悚”的境界，關鍵是要“切身”，抓要害，不能只講表面現象。若讓韓愈來寫柳宗元那篇巡視報告，“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球之間之事明之耳”，強調要運用對比的方法，才能曉明利害；把擊球放到養生大背景下去講道理，用馬性與人性相比較，才能增強報告的說理性。韓愈還認為，不論何時，報告都要報實情，哪怕是進牢房、掉腦袋，也在所不惜。

韓愈曾因進諫旱災等事，被貶為廣東陽山縣令。韓愈那篇《論天旱人飢狀》的巡視報告，區區數百字，卻表達了七層意思，一是開門見山概括旱情，“田種所收，十不有一”；二是肯定了國家免租賦的政策和救災措施；三是列舉了存在的“棄子逐妻求食”、“人斃道旁”等主要問題；四是指出這些情況中央還不知道；五是強調當地的地位重要；六是建議中央進一步強化惠民政策；七是提出了免徵稅的政策建議。

雖然歷史已過千年，韓愈堅持民生為貴的政治立場和精益求精的從業態度，對於我們提高發現問題的水平和寫作巡視報告的質量，仍具有很強的學習和借鑑意義。

大義至上的價值取向

唐宋時期的巡視監察雖然也有考、薦、察等多項職能，但最重要的職能和任務是監督、是發現問題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使朝廷“能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

然而，一項制度實施時間長了，難免會出現偏差或執行時走樣。對此，“唐宋八大家”堅持正確的價值取向，及時糾正巡視實踐中偏離制度的現象。針對一些巡視監察官不願意反映問題，曾鞏上書表示明確反對。他認為，巡視監察官不堅持原則、“與時俯仰”，上級想聽的聽不到，下面想說的說不上，違背了巡視的本意，甚至批評一些巡視報告“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時人喜怒”。

王安石向皇帝進諫時曾引用孟子的話，主張巡視監察官“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蘇轍也曾上書皇帝，嚴厲批評巡視人員不作為的現象。有一位範司諫不進諫，歐陽修直接給其寫信，直言批評其有負百姓厚望，勸其“一陳昌言，以塞重望”；向其闡述巡視監察官與其他官員的關係，百官是“任職之責”，巡視監察官是“天下之責”，如果巡視監察官失職，就要受到“百世之譏”的處分。

“唐宋八大家”這種大義至上的氣節和善於抓根本的價值取向，即使在今天，仍值得提倡。這對於我們保持巡視工作的正確方向，切實解決為誰巡視的問題，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著眼改革的戰略眼光

唐宋時的巡視監察重在抓問題、報實情、提建議，尤其看重建言獻策，把能提出正確的政策建議作為一種追求。在這方面，“唐宋八大家”也為我們做出了榜樣。

韓愈在任巡視監察官期間，十分關注朝廷重大政策的落實情況，並針對政策實施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修正意見，建議進行二次改革。比如，他針對“兩稅制”改革後出現的新情況，進行調查研究，及時向中央報告“錢重物輕”、“民以為患”的實情，並亮出自己的調查結論——“錢重物輕，為弊頗甚”，提出了“以物代錢”、“禁錢不得出五嶺”的治本建議。因為，五嶺以南的廣東作為商貿特區，可以同時以金、銀、銅為貨幣。

同樣，歐陽修針對當朝政策變化太快、官員變換太頻和不作為等弊端，提出了三條治國之策：“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他在報告中闡述了三策之間的辯證關係，以及“三弊 ”與“萬事”的聯絡。他還建議，國家在實施每項重大事項、重大政策之後，都要進行賞罰。這種推進制度改革的勇氣和建言行動，堅持實事求是而不搞“一刀切”的思想方法，也是我們創造一流巡視業績所應追求的境界。

遵循規律的工作方法

在古代，巡視監察官的工作成果主要體現為提出的意見、建議，能否被皇帝或朝廷採納。因此，彙報的技巧非常重要。

在這方面，巡視監察官出身的蘇洵十分重視對巡視規律和方法的研究。蘇洵主張，要運用好巡視成果，就要講究巡視彙報的策略和方法，並提出了彙報的進諫五術：一是“理而諭之”講道理；二是“勢而進之”明形勢；三是“利而誘之”擺利害；四是“激而怒之”辯是非；五是“隱而諷之”講群眾語言。而要達到這種彙報境界，蘇洵認為兩個條件必不可少：一是有比干的忠心，二是有蘇秦的口才。蘇洵建議，作為巡視監察的領導與管理機關，要採取三種辦法來激勵巡視監察官履職盡責：一是重用，二是獎勵，三是問責。

蘇洵的這些思想，展現了他對傳播規律、對上溝通藝術和對下領導藝術的把握。同時也揭示了一個道理：忠誠與能力，是做好巡視工作的重要前提。

與時俱進的法治思想

唐宋時期之所以被後來研究者稱為我國巡視監察制度的成熟時期，一個重要原因是重視制度頂層設計，從國家層面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法規制度，用制度來監管權力和隊伍，保證制度切實發揮作用。這些政策制度的法理淵源，有相當一部分源自“唐宋八大家”。

宋嘉祐年間，曾鞏代皇帝起草一批巡視監察制度訓示，規定了巡視監察官的任務和職責。比如，《御史中丞制》規定，“御史符持吾邦法，所以糾官邪，繩不恪，輔予於治”，確立了巡視監察所必須堅持的指導思想和工作原則，使巡視監察做到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再如，曾鞏在《御史遷郎官制》中說，“御史董攝綱紀，肅正朝廷。於政之有不當於理，於臣之有不協於極，皆得言之”，從而確定了巡視監察的職責範圍。

“唐宋八大家”善於在巡視實踐中發現問題，及時改進和完善制度。針對兼職巡視監察中的監督虛化問題，歐陽修建議朝廷設立按察之法，在各路設立專職巡視官員，即按察使。他認為，一旦實行專職巡視，“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針對一些巡視監察官向朝廷推薦官員“多循親戚、舉既非材”，歐陽修建議朝廷修改完善巡視舉官制度，主張改革舊制，打破利益格局，完善舉官之法，實施“舉主連坐”，以防偽濫，使巡視監察官不敢不舉優秀官員，做到唯才是舉。

正是“唐宋八大家”將自己的政治智慧轉化為國家制度，才推進了唐宋巡視制度的法制化、規範化和科學化，促進了國家的政治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