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玄”，老子和玄學有什麼關係？

漢朝的儒學，重要內容是講天人感應。儒學家們相信，人，特別是皇帝，假如辦了好事，上帝就會表揚，比如天上出現彩雲，或者麥子一個莖上長兩個穗。這叫祥瑞。如果你辦了壞事，上帝就批評：下冰雹，刮狂風，母雞打鳴，莊稼地裡生蟲。東漢人王充（公元27—約100年），認真地考察了上述這些現象，發現這些現象都是自然發生的，根本不是上帝對人的表揚或批評。於是他寫了很大一本書，名字叫《論衡》。書中的結論，和儒家天人感應的學說不合，卻和道家天道自然的思想相符。

《論衡》寫成以後，長期湮沒無聞。東漢末年，大名士蔡邕〔yong擁〕因逃避政治迫害，跑到王充的家鄉（今浙江上虞縣）一帶，得到了這本書。後來他回到京城，談吐不凡。有人猜想，他不是見到了高人，就是得了奇書。於是到他床上亂翻，果然發現了《論衡》。蔡邕囑咐道：這書光咱倆看就行了，千萬別讓別人知道。因為王充的思想和當時的統治思想不大合拍。

不久以後，漢朝滅亡了，天人感應的思想也隨之破產，王充的思想流行開來。王充說，自然現象的發生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神意，也與人的行為無關。天道自然觀念的流行促進了道家思想重新興起，於是，《老子》、《莊子》、《周易》，這三本書得到了格外重視，人們經常談論它們，把它們並稱為“三玄”。

“玄”的意思是深暗、遼遠，不大清楚明白。《周易》主張剛健、自強，和《老子》、《莊子》的處世主張根本不同，但它們都主張，在明顯可見的事物或現象背後，有個“道”在支配著它們。這個道，也是人們的行為準則。道，看不見，摸不著，只能用心去體會，所以它深暗、遼遠，不大清楚明白，談論它的學問家，很少涉及具體的現實問題，所以人們把這種學問叫做“玄學”。

玄學的奠基人叫王弼（公元226—249年），死的時候才24歲。他十幾歲時對《老子》的理解就非常深刻。當時的吏部尚書何晏（公元190—249年）正在注《老子》，後來見到王弼的《老子注》，覺得自己不如王弼，就洗手不幹了。王弼說，道無形無象，看不見摸不著，所以它是個“無”。雖然是無，但卻是一切事情的根據。所以，一切明顯可見的都是細枝末梢，看不見的道（也就是“無”）才是根本。推而廣之，一切事物、現象都是“無”產生的。因此，最重要的，不是追求那明顯可見的“有”，而是追求這個“無”。

可不要認為王弼是在不著邊際的瞎扯，把這個原則推廣開去可了不得。比如按儒家精神制訂的那些制度和規矩，照王弼的意思說來都是“有”。王弼不否定這些制度及規矩，但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背後的“無”。這樣一來，人們遵守不遵守這些規矩都無所謂了！

儒家有個規定，父母死後要守三年喪。這三年，不許做官，不能和妻子同居，不能喝酒吃肉，以表達對父母的哀思。有人為了表達對父母的孝敬，不論他如何虐待父母，父母死了他都要大辦喪事，並且天天哭泣，甚至茶飯不下，直到弄得形容憔悴，站都站不起來，甚至有為此而喪命的。許多人藉此弄虛作假，博得好名聲，做了官。他們為人處事，循規蹈矩，猥猥瑣瑣。當時有個大名士叫阮籍（公元210—263年），不守這些規矩。母親死了，照樣飲酒吃肉，有人就攻擊他不孝，要殺他的頭。但阮籍不哭則已，一聲大哭就吐出血來。用王弼的話來解釋，這是出於天性。出於天性的孝不拘形式，但這才是真正的孝。所以，王弼、阮籍這一派瞧不起那些循規蹈矩的傢伙，甚至說他們是褲襠裡的蝨子。

王弼除了註解《老子》，還註解《周易》。王弼註解《周易》的方法，和漢代多數學者的方法迥然不同。漢代學者註解《周易》，多致力於卦象以及卦爻辭字義的研究，根據卦象和卦爻辭字義，來解說《周易》。王弼認為，卦爻辭，是用來說明卦象的；卦象，是用來表達某種意義的。既然如此，那麼，得到了卦象，也就可以忘記那說明卦象的語言；得到卦象所表達的意義，也就可以忘掉卦象。這樣一種方法，王弼把它叫做“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王弼《周易略例 · 明象》）。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也是追求現象背後的那個意義。這個意義，一是道，也是無，因而和老子哲學是相通的。所以有人認為王弼是把老子的精神帶進了對儒經的註釋。

漢代學者注重現象，習慣於從現象本身說明現象所表達的意義。數百年間廣泛流行的天人感應說，就是漢代學者思維方式的集中表現。他們為了探測天意，一件件地認真觀測、蒐集自然界的異常現象，並一一說明它們的意義。然而他們的說明往往不能一致，甚至大相徑庭。因此，這種就事論事的方式早已引起人們的不滿。玄學的誕生，不僅是拋棄了天人感應說的思想內容，也拋棄了天人感應說的思想方法。王弼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的確從老子哲學中汲取了營養。

漢代學者的思想方法表現於實踐，就是過分注重人的外在表現。比如漢代人重視孝道，有了孝的名聲就可以做官。因此，做一個孝子，是不少漢代人刻意追求的目標。而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孝？又往往是根據他的外在表現，即看他在父母死亡時哭得是否哀痛？為父母守喪是不是長久？重視外在的結果，就是導致虛偽。有人宣稱，他住在父母的墓道里為父母守喪，並且不止三年，而是好幾個三年，於是大家都認為他是大孝子。然而經過調查，就在他宣稱的守喪期內，他和妻子生了好幾個孩子。而依照規定，守喪期內是不許與妻子同居的。如果說由王弼奠基的玄學是從理論上對漢代思想的反叛，那麼阮籍等人的行為則是從實踐上對漢代人行為虛偽的反叛。

不過，若論思想歸屬，玄學仍然是儒學。它的代表人物，不僅注《老子》，而且注《周易》，注《論語》。王弼的《周易注》、何晏的《論語集解》，長時期裡都是儒者的標準讀本。在王弼等人的眼裡，聖人還是孔子，而不是老子。所以玄學只是吸收老子思想來補充儒學，卻不是要用老子思想代替儒學。當唐代制訂孔廟祭祀制度的時候，王弼就作為儒學的“先師”從祀孔廟，和孔子以後許多著名的儒者並列。

玄學講老子，不能再稱黃老。當時的上帝已依儒經改稱皇皇后帝或昊天上帝，而老子也不再是上帝的代言人。玄學中和老子連在一起的是莊子。當時有不少學者註解《莊子》，其中流傳至今的是郭象的《莊子注》。

郭象（約公元252—約312年）認為，《莊子》的核心就是“任其自然”。人的“自然”就是人的本性。人們只有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行動，才是最合理的，因而也是最高尚的。

但什麼是人的本性？大家的理解就不一致。有人說，好學習（學習儒家的書）是人的本性；有人說，不好學習才是人的本性，於是只好各行其是。這一下可就熱鬧了，因為它只有一個結果：教人不守規矩。有個叫王澄的，和他的朋友阮瞻、謝鯤等人，在一起飲酒的時候，常常披頭散髮，脫掉衣服，甚至一絲不掛。有個叫劉伶的，喝完酒脫得一絲不掛。別人批評他，他說：天地是我的房子，房屋是我的褲子，你怎麼跑到我褲襠裡來了。他喝得太厲害，妻子哭著勸他。

他說，我要用酒肉敬神，併發誓戒酒。妻子拿了酒來，劉伶祝道：“天生劉伶，嗜酒如命；一口一大碗，五斗消災病；我老婆的話，你千萬不要聽。”他大約認為酗酒就是他的本性。有些人做了官不好好辦事；有些人不做官也不學一點本事，只會坐享其成；有些人肆無忌憚地調戲別人家的婦女；有些人不擇手段地追求財富。那個有名的祖逖，剛到江南時穿得很破，忽然有一天煥然一新，而且有許多珠寶，大家驚奇發問，祖逖說：“搶來的。”大家也不管。這些人的所做所為，不能不說與道家學說有關。

不過，莊子雖然認為萬物都有自己的天性，或稱作自然本性，並且認為這種自然本性應正常發展，不應受到干涉和損害。但莊子卻並不認為他自己、還有和他同類的人們，以正常發展自己的自然本性為滿足。否則他就不會挖苦那些由於富貴而自我誇耀的人們，因為也可以說追求富貴就是人家的自然本性，你為什麼要挖苦人家呢？莊子認為，自己，還有自己的同類，應有更高的追求。這更高的追求就是“逍遙”。逍遙的內涵，應是《莊子·逍遙遊》中“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

所謂“天地之正”，實際上是承認天地之間有一個永恆正確的法則，這也就是老子、莊子所說的道。“乘”，就是要遵循、掌握這些法則。有人把這種境界解釋為“物物而不物於物”（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一引）。“物物”，就是讓物成其為物，也就是讓萬物都能按自己的本性正常發展；“不物於物”，也就是不和萬物等同，不把自己也作為一個物。這樣的理解是正確的。

這是一種超然於萬物之上的、得道者的境界。到達這種境界的逍遙者，自己並不親自做什麼，卻使萬物都能按自己的天性正常發展，而自己則天上人間，到處通達，如同在無邊無際而又沒有任何障礙的太空自由翱翔。而郭象所說的“任其自然”，不過是“物於物”，即把自己等同於物，去追求自由發展自己的本性，從而自由放任，肆無忌憚。

郭象對《莊子》精神的理解，既是某些人行為之前的指導，更是對當時人們放任行為的理論總結。那時候的人們，要求放任自己，也就這樣地來理解《莊子》。不是《莊子》的流行造成了他們的放任，而是他們放任的要求造成了《莊子》的流行。

然而這一時代的人，也活得灑脫、無拘束、有真情。注《列子》的張湛好在屋子前頭種松柏，袁山松遊玩時常教自己的隨從唱輓歌。人們說，張湛把屋子當墳墓，袁山松把出遊當出殯。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一個大雪迷漫的夜裡忽然想念朋友戴逵，立刻坐上小船出發。走了一天一夜，到戴逵門口，卻拐了回來。別人問怎麼回事？他說：“我又不想了。”就是這個王徽之，和弟弟獻之都病得很重，好久聽不到獻之訊息，他說：“大概死了吧。”說話時也不悲傷，只是要坐車去弔唁。

獻之喜歡琴，徽之就在靈床邊，拿過獻之的琴，想給死去的弟弟彈一曲，結果怎麼也彈不成調，他啪的一聲把琴扔到地下，仰天嘆道：“獻之，獻之，真是人琴俱亡啊！”話沒說完，就痛哭失聲，到家不久就也去世了。王徽之生前，在路上碰到一個人，別人告訴他，這是桓伊。徽之派人對桓伊說：“聽說你笛子吹得好，吹一曲好嗎？”桓伊當時已是左將軍，但毫不推辭，吹了三曲，揚長而去，兩個人一句話也不說。當時的男子，善歌、善舞、善樂器者很多，酸文假醋的讀書人是宋明以後的產物。丞相王導找王濛、謝尚作助手。王濛說：“謝尚會跳新舞。”謝尚就翩翩起舞，神態自若。

王導的弟弟大將軍王敦發動叛亂，王導怕受牽累，請當時的重臣周［yi以］救他，說：“我家百來口人全靠你一句話了。”周裝作沒聽見，不理他。不過皇帝也沒殺王導。叛軍到了京城，抓到了周，王敦問王導：“這人殺不殺？”王導恨周不理他，一言不發。於是周被殺。後來王導才知道，正是周保全了他，悔恨交加。週年輕時，也是率性而為，曾在酒宴上用難以出口的手段調戲人家愛妾。大約在周看來，他救王導也是出於本性，所以至死也不自我表功。這些故事，至今讀來，使人感憤，使人神傷，使人去掉一些鄙陋之心、虛偽之情。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人類團體，都不能沒有規矩。何況一個國家，怎能各行其是？那個時代的人們，怎麼這樣不懂道理？原來這一時期，政局混亂，更迭頻繁，士人們動輒得咎，稍有不慎就會被殺。原因還不是你犯了罪，只是由於你屬於某個政治集團或不屬於某個政治集團。正常的年月，一個人循規蹈矩，即使不做官，不受賞，至少不會獲罪。但動亂的年月，這些規矩根本沒用，根本保護不了你。談話若涉及現實問題更是危險，於是只好作不著邊際的玄遠之談。其行動也放誕不羈，全不把那些規矩放在心上。有人認為這是人性大發現，發現了個人的價值。在我看來則是覺得活著沒意思，所以才無所顧忌，任性妄為。而《老子》、《莊子》的哲學，也就成了他們的指導思想。

漢朝初年，老子和黃帝的名字連在一起，其學說為人民的休養生息，為社會的繁榮和富足，作出了貢獻。魏晉時代，老子的名字和莊子連在一起，為人們的放任提供了思想根據。就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來說，老子學說也不再佔據統治地位。

魏晉南北朝時期，老子學說還進一步和方術相結合，成為方士們的理論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