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論｜|徐鑫濤 |“博弈論”視閾下譯者主體性在術語翻譯中的演繹——以《三國演義》羅慕士譯本為例

本文來源：《外國語文研究》2020年第1期

轉自：外國語文研究公眾號

作者簡介

徐鑫濤

，博士研究生，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方向：多語言跨文化傳播，機器翻譯。

內容摘要：

術語的翻譯應該遵循專門性、理據性、形象性和靈活性的特點。譯者在翻譯中會對譯本施加自身的主體性作用。術語的翻譯是譯者發揮譯者主體性，與術語客觀理據性間的“博弈”過程。典籍英譯是翻譯發展程序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 承載了對外傳播和傳承傳統文化的使命。本文以《三國演義》羅慕士譯本中的術語翻譯為例，指出術語翻譯客觀理據性與譯者主體性“博弈”的原因，提出這種博弈既是一種文學作品中術語制定規則下衍生髮展的活力再現，又是一種譯者發揮話語分析、重構意義、實現受益最大化的選擇。

關鍵詞：

術語；譯者主體性；博弈

引言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進行和中國大國地位的凸顯，中國文化不斷走出去。作為中國文化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術語翻譯的作用毋庸置疑。術語的翻譯需要遵循專門性、理據性、形象性和靈活性的特點。市場上對同一術語的不同翻譯版本層出不窮，既有緣於術語所在專業的不同需要所做的主觀選擇，也有譯者意識形態進行的主觀判斷，但也不排除存在譯者誤譯的現象，歸根一點，譯者主體性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術語翻譯的特別之處在於術語定詞本身的客觀理據性。客觀理據性和譯者主體性在“博弈”之間，也在原文闡發、譯文重塑、譯者解讀、讀者接受中達成了對立統一和均衡。在這種對立統一和均衡中，我們既找尋到了譯者基於不同背景，不同意識形態支配下翻譯異質性的原因，又重新認識到術語翻譯在中國傳統文化走出去中彰顯的獨特魅力和深層內涵。

“博弈論”與術語翻譯的關係

博弈一詞來源於管理學，指人或者團隊在設定的規則下，從已經提供選擇的策略和行為中進行選擇，把已獲得的資訊資源進行放棄、整合處理後的決策選擇。博弈論重點考察參與者個體的預測行為和實際行為，並研究對比它們的最佳化策略。博弈論要素中包含局中人、採取行動、制定策略、收集並分析資訊、達成收益、結果和均衡等。其中，局中人、收益和策略是該系統中的最基本要素。博弈論是眾多跨學科領域研究中需要分析的重要分支。當前術語形形色色，大量存在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浪潮中，每天也會出現一些新的行業術語，比如網路新名詞層出不窮，像“給力”“浮雲”“彈評” 等。術語的翻譯是一個對術語不斷進行篩選和標準化的過程。術語的翻譯、傳播和接受研究無論是採用個案研究方法、比較法、語料庫分析法還是定性分析的方法，從方法論意義上都需要進一步去探討，也具有很大的應用價值和理論價值，最終將會促進中國文化的傳播和走出去。對於已經定名的術語，可以參考工具書和詞典等；而對於未定名的術語則需透過釋義、意譯、形譯、合譯、套譯、音譯等策略，有效傳達詞語的內涵意義。術語管理直接會影響翻譯質量，與語言服務企業的發展規劃和市場戰略密切相關（王華樹 70）。翻譯的過程是客觀定性和譯者主觀選擇之間的互動選擇過程。譯者在對術語的翻譯過程中，需要對術語、術語文字進行策略選擇、資訊取捨，考慮術語翻譯之後的原作者、譯者和讀者的感官效果或者受益均衡比。譯者在術語翻譯過程中，也是從情感、認知和視角上的主觀權衡，要達到各個方面最大程度上的受益最大， 同時兼顧術語翻譯的客觀理據性。

“博弈論”視閾下《三國演義》羅慕士譯本的術語翻譯

《三國演義》是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羅慕士譯本最引人注目，其涵蓋了政治、軍事和文化領域的內容，生動演義了魏、蜀、吳的爭雄過程，蘊含了豐富的中國歷史和文化，在中外有巨大的影響力。

軍事術語詞彙的翻譯

軍事術語是人們透過概括軍事領域中軍事事物特性，以此表達軍事概念的術語。軍語的準確翻譯有利於觀眾欣賞和理解原著。20 世紀後半葉，著名漢學家羅慕士對《三國演義》進行“優雅有力”的重新翻譯 （郭昱、羅選民 101）。《三國演義》中，軍事術語精彩紛呈。羅慕士譯本在對英雄人物的兵器，戰中的重要科技等進行翻譯時， 如將軍事文化術語詞中的“倚天劍”譯為“Heaven’s Prop”，羅譯本並未最求簡單直譯， 而是抓住“倚天劍”的核心內涵，“劍”一字雖然沒有直接譯出，但透過“刪減”， 卻給讀者呈現出了“倚天劍”的畫面感。羅慕士譯本的處理，是在直譯、意譯、略譯等幾種策略中進行整合和“博弈”的過程，“天”的翻譯選取“heaven”而未選擇“god”，考慮了原文字東方國度的歷史淵源，“heaven”也更使讀者常想起“老天爺”等中國傳統說法。羅譯本中將“方天畫戟”譯為“a figured halberd with two side blades”，“方天畫戟”一詞是對著作兵器的比喻，暗指兵器之“氣勢”，羅譯本並未簡單音譯或者直譯，透過主觀處理基本還原了基本含義，確保傳遞的準確性，否則會造成術語翻譯的“意思失真”。羅慕士在保證軍事術語翻譯準確性與譯者主觀“操縱”的“博弈” 中，成功地使讀者看到了源語文字意象的再現。再比如，羅譯本中將“義勝”譯為“your course is true and honorable”，將“治勝”譯為“excel in administration”，將“度勝” 譯為“excel in judgment”，與其餘的二字漢語結構“X 勝”的翻譯相比，“義勝”的翻譯略顯拖沓，形式和交流意義都未達到最佳。羅譯本在對待三國演義軍事術語翻譯的場景中發揮了譯者中心，根據軍事術語譯名的準則，大部分表達清晰易懂，扼要紮實， 實現了精確的思想適應性轉換，也為軍事術語標準化這項基礎工程的建設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羅譯本也由於“譯者中心”，出現了對原文翻譯上的“失誤”，主觀解釋較多， 缺乏對仗美和準確度，這也是《三國演義》軍事術語典籍英譯的遺憾點。

“博弈論”強調策略背後各方利益的均衡和最大化，羅慕士採取的“策略”整體上使原語意思的表徵、譯入語行文的接受程度達到了統一和平衡。《三國演義》羅慕士譯本對重要人物所使用的兵器和重要科技類詞語，他在用大量直譯手法保真的同時， 卻不愚忠，在真實性和可接受性之間，保持了較好的平衡（汪世蓉 145）。由於術語存在很多跨學科的現象，在《三國演義》軍事術語定名時，也會出現術語不穩定的現象， 甚至會有跨學科領域的術語借用或者是跨語境的術語借用，地區之間的差異造成術語使用的混亂，媒體的傳播誤導，這些因素會使得術語使用出現混亂。比如，“天時”“地利”“人和” 最早出自於《孟子·公孫丑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孫臏兵法·月戰》中也有“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此三組詞作為術語的定名領域而言，是屬於文學和軍事的交叉領域，完全歸為軍事領域術語是值得商榷的。另外，“三尖刀”“七寶刀”“倚天劍”等詞從領域上歸為軍事領域也是值得商榷的，因為這三個詞都是最早和文學小說相關的；從術語的定名規範性、代表性及含義廣度上而言，諸如“七寶刀”之類的軍事兵器用語都無法代表術語定名的含義深度及文化代表性。軍事術語的定名是軍事術語翻譯的基礎，文學術語和軍事術語的交叉過程也是軍事術語翻譯與文學術語翻譯等領域的“合作博弈“的過程，根據各自的語境有不同的邊界。

政治術語詞彙的翻譯

政治術語指在國家政府行使內政外交過程中形成的具有特定內涵的政治性專業詞彙，同時包含教育、國防、科技等其他領域的專業詞彙。政治詞彙的翻譯遵循等效翻譯理論，嚴肅性和精確性高，要達到精煉的翻譯效果。中國政治詞彙的翻譯需要同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進行創造性詮釋和分析。政治詞彙翻譯方法中一般包括增譯、減譯、註釋、解釋、音譯、直譯等。《三國演義》中充滿了對政治神話的刻畫，包括人象佔、星象佔等。在《三國演義》的翻譯中，“ 四世三公 ” 作為一種面向中國古代政治問題的官職職位的描述，其被翻譯成 “held highest office for four generations” 確保了具有中國特色文化的詞語在政治術語的表達上準確無誤，既方便目標讀者的閱讀理解，又達成了翻譯語境與語言選擇間的動態順應。羅慕士在翻譯時並未受到鄧羅等其他譯本和當時中國社會環境的 “ 等級制 ” 譯法，屬於博弈論中的 “ 完全資訊靜態博弈 ”，即譯者自身完全採取自身的行動，不受其他譯者行為的影響。“ 經天緯地 ” 被翻譯成 “an ability to rule the country”，羅慕士既在譯文中透過將地理術語 “ 經 ”“ 緯 ” 空間組合直接翻譯為國家，給讀者直接瞭然的感覺；又把“ 經”“ 緯” 二字引申為漢語中的動詞使用，“ 經營管理”。透過對漢語詞性的“ 二重使用” 來進行翻譯，更使現代讀者聯想到“ 治國理政” 等政治術語。政治術語的翻譯需要為國家政策及國家形象構建服務。“ 思賢若渴 ” 被翻譯成 “to desire greatly to win the support of the wise“， 羅慕士透過此翻譯，不僅透過 “ 去明喻” 的處理，直接反映動作之間的邏輯關係，而且將政策實施者的意圖進行主觀顯化， 即為獲得明智志士的支援（才能使國家興旺），更啟用讀者聯想起其他相關政策性術語，如 “ 唯才是舉 ” 等。羅慕士對 “ 經天緯地 ”“ 思賢若渴 ” 的翻譯不僅有對漢語詞性的改造使用，也主觀釐清了原文的邏輯關係，促使讀者掌握原文的核心要義，是 “ 博弈論” 中的“ 完全資訊動態博弈”，即羅譯本對原文政治術語主旨有整體的認知和觀察。“ 百家爭鳴 ” 被翻譯成 “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770-221BC）”。除了對 “ 百家 ” 的翻譯需要更好處理為 “ 各門學派 ” 之外，羅慕士譯本直譯 + 註釋的翻譯準確定位了該術語產生的歷史背景，也傳遞了該術語在原文的精髓，以便讀者理解。羅慕士對原文給定的資訊做了具體並且完備的附加描述，符合博弈論中的戰略理念，目的是為實現原作者、讀者和譯者之間的 “ 佔優均衡 ”。作者在政治術語的翻譯上既使用直譯確保了傳達的準確性， 又發揮譯者主體性進行了適當的針對處理，在 “ 博弈 ” 之間滿足了目標大眾的審美和欣賞習慣，方便了不同語言之間跨文化傳播和交流。

文化術語詞彙的翻譯

文化術語指的是在一個地區、國家和民族範圍內，能反映當地生活方式、思維習慣和人文精神，具有指代文化現象或重大事件的詞彙。文化術語詞彙翻譯是一種重要的跨文化交際活動，對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國文化走出去及語義傳遞具有重要意義。“翻譯主體性”是譯者及其表現在翻譯作品中的自覺的藝術特色和人格品質 ， 其核心是譯者的審美創造力和審美要求（許鈞 9）。譯者本身具有的審美理想，翻譯意圖及文化取向都是形成譯者態度的重要因素，這同樣會造成譯者翻譯風格的差異性。《三國演義》中充滿了大量對文化專有項的翻譯，這些文化專有詞的翻譯充滿了異化策略和歸化策略的交叉使用。異化翻譯透過異質性語言的使用及文化重構，凸顯譯者的主體作用，體現了文化差異和多元化。歸化翻譯則是譯者則是迎合了目標語的語言習慣和文化傳統。《三國演義》作品中充滿了大量的宗教、生態、諺語等文化詞彙。“三國演義”最初的版本被羅慕士翻譯為“Three Kingdoms： China’s Epic Drama”，“中國的史詩級戲劇”的“改寫”是作者來服務於自己在西方課堂的教學目的，是“譯者主體性” 的生動闡釋。“丙午日”被翻譯成“the seventh month of Jian An 13”，作者透過改寫將原來的日曆寫法變成了現在的表達方式，對時期進行了真實的還原，使得西方讀者有清晰的歷史定位。

上述例子中，羅慕士選擇的譯法是在中式譯法及理解上同西方認知所做的均衡與折中，實現了在西方讀者理解和中方讀者理解兩者間的“納什均衡”。中西方讀者無論哪一方，都會認同此種翻譯策略對自身是最佳的翻譯策略。“天有不測風雲”被翻譯成“the winds and clouds above come when least expected”，作者透過直譯手法，既將意象生動逼真刻畫出來，又將詞語內涵準確表達。羅慕士採取“直譯”手法是源於此處為中國古代習語，需要更多關照中國人的感受，而伴隨的是西方讀者對此處觀感的“缺失”，“零和博弈”的思想在此處有明顯的寫照。“糧草”被翻譯成了“grain”“vital rations” 和“supplies”，根據不同的語境作者的譯者主體性都生動得到了體現，形式上避免了重複，重新構建了譯者話語權。“撫掌”被翻譯成了“rub hands”，羅慕士是根據具體古文語境的理解，暗指曹操克服摩擦、苦難後的高興，因此並沒有直譯為”clap hands”，這同樣源於作者對文化詞彙發揮譯者主體性及慎重思考選擇的結果。羅慕士在對“糧草”和“撫掌”的處理上，採取了“博弈論”中的混合策略，根據不同情景和資訊狀況做出用詞準確度機率最大化的選擇。

羅慕士譯本“譯者主體性”的表徵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翻譯研究呈現多元化趨勢，翻譯美學、女性主義、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翻譯研究的興起，對原有翻譯規則提出質疑甚至解構，運用目標讀者所熟悉的語言進行再創作，突出藉助譯者的主體性來協調原文、作者、譯者和譯文之間的關係。譯者主體性指的是譯者用自己的思想及審美意識等文學能力，對原文進行理解、“改造”和闡發，挖掘文字思想本質，分析原作品的文學價值及社會意義，根據譯本的受眾採取對應的翻譯策略，以實現其翻譯目的。影響譯者主體性的因素大致可以歸納為兩類：一是譯者個體性因素，指譯者自身具備的知識層面、審美、道德等。譯者對翻譯事業的態度也是影響譯者能力的重要原因。二是譯者社會性因素，包括意識形態、詩學、贊助人等影響譯者的因素。勒弗維爾認為翻譯活動是一種改寫行為，並且受到詩學、意識形態和贊助人三要素的操控和影響。譯者主體性的發揮本身是譯者在社會翻譯規範的約束下，根據自身所掌握及瞭解的資訊，一次或者多次從若干翻譯策略和行為中選擇組合，達到最終在譯者、讀者、原文、譯文在“博弈”過程中的最大化收益問題。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發揮譯者主體性對源語文字“叛逆式”解讀和翻譯策略“創造性”使用，這種“改寫”行為是同原作者的“博弈”過程。羅慕士在翻譯中體現了豐富的漢學知識， 忠實傳達了原文意思，同時運用直譯，意譯，註釋，文內註解， 隱喻等對文字進行了創造性處理。羅慕士是在不斷同源語文字和已有譯本之間的“動態博弈”之中，發揮譯者主體性，進而有了屬於自己翻譯策略的“佔優均衡”。羅慕士譯本在詩學、意識形態和贊助人上都順應或者接納了當代社會對文學體裁的要求， 文字翻譯上考慮了社會文化交流的本質，實現了譯本與社會文學正規化及意識形態之間“博弈”過程中的最大“均衡”。羅慕士譯本一經出版，就得到西方讀者的熱烈歡迎， 多位當代著名英美漢學家為其撰寫書評。葛浩文認為羅慕士譯本儲存了原作的精神， 並且值得希望瞭解中國過去的讀者進行閱讀。《三國演義》羅慕士譯本注重傳遞中國的文化，對原語文字進行忠實的模仿，積極追求形式美，形象美和音韻美相結合，在漢學領域得以取得空前成功。透過《三國演義》羅慕士的譯本，我們一方面可以考察術語翻譯客觀性和譯者主體性之間的博弈；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譯者主體性在文學作品等高創意文字中的合理發揮，是譯者採取有效地翻譯策略達到譯者、讀者和原作者均衡， 譯文和原文之間進行相互豐富內涵，進而促進文學經典化的過程。

羅慕士譯本“譯者主體性”演繹的原因

羅慕士譯本的發行機構為中國外文出版社，目標讀者群則是所有對中國傳統文化感興趣的國外讀者和國內英語學習、翻譯愛好者（汪世蓉 147）。羅慕士發揮“譯者主體性”不僅為確保原著價值同譯本解讀在比較、“博弈”過程中，進一步得以再現和提升，而且透過“改寫”保證譯本的翻譯質量和接受效果，更好宣傳建構中國對外形象， 提高譯文傳播價值和文學術語“經典化”的解讀。羅慕士在《三國演義》翻譯中更多的注重先神後形，綜合運用多種翻譯策略，以中國人的方式理解中國文化，注重意境和形式的統一，保留了中國文化本身的色彩，對其蘊含的中國歷史典故和其聯想語用意義都根據不同的語言載體和民族文化環境進行了準確的把握。

羅慕士譯本中術語翻譯的社會歷史背景是中國崛起之時，結合了現階段異化和歸化和睦共存的兩種策略及中國翻譯文學在世界多元系統的地位，反映了中華傳統價值觀念，並受控於新聞界及主流媒體進行的跨文化傳播，取得了譯者、讀者、譯本、原文字之間“博弈”過程中的最佳策略組合，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軍事術語資料庫的發展， 增強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軍事、政治和文化術語翻譯作為中國傳統術語翻譯的重要組成部分，需遵循術語學釐定的標準而更加規範化和專業化。

術語的翻譯包含了對術語歷史，術語管理和術語應用的構建。術語的歷史發展過程融合了術語翻譯中文化視閾和功能視閾的視角，要充分考慮到術語在不同歷史時期和文化背景下所具有的不同文字意義、社會意義、建構意義和歷史意義。羅慕士在譯本中發揮譯者主體性一定程度上是為避免術語翻譯的模式化和固定化，有利於豐富對術語的不斷解讀。術語 （ 或語詞）是概念得以形成、交流和傳播的外在形式，具有不同的民族形態（顧夢潔 7）。術語應用是根據客觀歷史、環境，人文等不同場景下的具體反映，是主觀與客觀的辯證統一與發展過程。術語翻譯的標準化與譯者發揮“譯者主體性”之間的“博弈”、闡釋和傳播過程，對豐富跨語交際與傳播內涵具有重要意義。

結語

文學作品是譯者主體與文學術語之間交流的重要載體。本文透過分析文學作品羅慕士《三國演義》譯本中軍事、政治、文化術語的翻譯，結合“博弈論”視閾下譯者主體性在《三國演義》譯本中的表徵，探討“譯者主體性”在譯者譯本中實現“博弈” 的路徑和演繹的原因，窺探到譯者在術語的翻譯過程中，一方面需要權衡術語翻譯的“客觀理據性”，另一方面需要發揮譯者主體性，在原文、譯文、讀者、譯者不斷內部的“博弈”過程中，使得原文文學和傳播價值進一步昇華。術語的翻譯應該一方面體現中國文化特色，保持文化本真。另一方面考慮術語傳播在本國受眾及外國群體的接受情況， 並瞭解術語概念的發展，根據概念的所屬體系，並且參照概念之間的關係進行“創造性”翻譯。數字化時代的發展需要我們結合大資料時代數字人文的發展形勢，不斷創新術語傳播的媒介，結合多模態的傳播形態，使得中國特色的軍事、文化、文學等更好的走出去。在全球化和一帶一路的時代背景下，譯者需要在中西不同文化碰撞中， 融合文化適應，積極地發揮譯者主體性，秉承讓中華文化走出去的翻譯目的，體現中華民族文化的異質性和特殊性，使外來文化在本土傳播。譯者主體性意識形態下的創造性叛逆是把“忠實”進行完美的演繹，賦予原作更強的生命力，實現文化互補的體現。作為譯者進行對外傳播的重要工具，術語翻譯一方面要更好地保持原文的內容，思想特色和藝術性，也需要適應國際接軌的形勢，發揮譯者主體性，助力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和雙語術語知識庫的完善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