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學術如何“走出去”？好譯者是關鍵

為展現國際化學術合作成果、探討當代中國學術國際傳播的有效途徑，4月2日，“當代中國學術的國際傳播研討會”在復旦大學舉行。該研討會由復旦大學出版社、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主辦，學者葛兆光、陳建華、葛劍雄、陳子善、劉躍進、楊揚等參與研討會。

4月2日，“當代中國學術的國際傳播研討會”在復旦大學舉行。

“中國思想”帶去學術的負熵

近日，復旦大學教授葛兆光所著《中國思想史》與復旦大學古籍所教授陳建華所著《革命與形式》皆由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分別為《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I & II》與《Revolution and Form》。

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副總裁Focko van Berckelaer說：“從很久以前開始，我們就已經出版關於中國的很多出版物。如果我們想要更好地反映中國的情況，我們必須走進中國，讓中國的作者來寫關於中國的事情，並把這些出版物帶到國際上去，這也是我們至今為止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吳冠軍也是《華東師範大學學報》英文版執行主編，他對跨語境的學術實踐感觸深刻：“我對社會科學類的翻譯不怎麼焦慮，但文史哲的翻譯可謂‘苦不堪言’。針對不同讀者群，我們甚至可以說譯後作是一部新的作品。這些年國際學術交流很多，但全球化時代下中國學者沒有位置。比如大家都認可‘法國思想’，但沒有‘中國思想’，只有‘中國製造’，並且被定格到低端產品。其實從大的角度來看，西方思想呈現越來越同質化的現象，而中國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帶去學術的‘負熵’。”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葛劍雄教授表示，中國的學術成果沒有翻譯出去則作用有限，“沈從文訪問美國引起旋風，有的讀者從東海岸跟到西海岸。其實沈從文的好多回答都是傅漢思翻譯的，好多聽眾聽得如痴如醉。所以翻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者和譯者的共同再創造

葛兆光表示，所有翻譯成外文的著作實際上是作者和譯者共同再次創造的一個過程，“我的這本《中國思想史》，中文字出來的時候，是有1300頁。後來為了適應英文讀者，我們把它刪到660頁，這主要是為了英文世界的讀者。”

他也直言，書外譯的過程會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中國思想史》的翻譯，2000年已經有人找過，但那翻譯稿看得我是一頭霧水，比如‘中國哲學史’就翻譯成 ‘zhongguozhexueshi’。我還有一本個人認為比《中國思想史》更適合給海外讀者的書——《古代中國文化講義》，當時找到的譯者承擔過很多所謂國家級的翻譯。但我一看譯稿，居然膽子大到能在百度上複製一段東西放在裡面。所以找到合適的譯者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陳建華也認同找對翻譯者是“需要運氣”的。“我們在美國看到很多從法語、德語翻譯過來的學術著作。但是對於中文來說，確實需要有一個階段的認知跟肯定。就我個人來說，把中文著作翻譯成英文，這裡面的確是有文化之間的某些障礙。我也用英文發表東西，但是我更喜歡用中文來寫。為什麼呢？因為你寫英文的時候，心目當中的受眾就是以西方讀者為主。但是寫中文是比較自由，偶爾還可以‘掉書袋子’。”

“我們討論當代中國學術的國際傳播這個重大課題，落實到具體的，你怎麼尋找到好的譯者？我認為要是真正喜歡中國文化的，不是到中國來騙錢的那些譯者，這一點很重要。”陳子善如是說。

復旦大學教授葛兆光所著《中國思想史》與復旦大學古籍所教授陳建華所著《革命與形式》皆由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分別為《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I & II》與《Revolution and Form》。

什麼書是值得翻譯出去的書？

“老實說我們國家現在翻譯成外文書的不少。我不敢說我的書翻譯出去就是好書，但是我敢說很多翻譯出去的書是爛書。你瞭解不瞭解中文世界以外的讀者需要什麼？”

葛兆光說，他眼裡有三種書應該翻譯成外文，一種是有中國特色、風格和問題意識的書；一種是類似於教科書或普及讀物的作品，適合更廣大的閱讀者；還有一種是年輕學者的書。“現在有些年輕學者做得不錯，他們受到了很好的學術訓練，但是缺少很好的學術機會。《中國思想史》是二十年前的書啊，1998年出了第一卷，2000年出了第二卷，可是我們現在還在出這個書。”

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楊揚提及，中國學術書的翻譯介紹確實是很難的課題，“國外圖書館很多關於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書籍，從我們從事專業的角度來說，未必都是最專業的書。我們專業的書又有很多想被介紹出去。”

葛劍雄認為，“擴大中國故事影響力”的需要和“顯示學術水平”的需要應該分開來，“學術水平高，不等於發行量要大。就像中國媒體吹捧的大師可能在本行業都沒多少人知道。有所區別，這樣才是對我們學術支援，才能花得對經費，才能讓作者和譯者的精力放在真正的地方。”

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教授金光耀也說：“現在的外譯專案有很多不成功的地方。中國學術的國際傳播，我們往往模糊了中國學術的概念。宣傳是一回事，學術傳播是一回事，我們還沒有做很好的區分。我有過一次評審經驗，很多外譯書的選擇其實不是從學術考慮。”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躍進表示，大量非英語世界國家的讀者也渴望關於中國的普及型讀物，“我想到三個問題。一個是怎麼找到中外讀者共同有興趣的話題，這就是‘選題’。過去我們只考慮‘推出去’，但現在還要考慮接受物件。第二是相近的思想方法。我們對研究中國傳統的著作往往是‘自說自話’，但中西方的思維觀念其實有很大差異，要考慮學術方法。第三是中西方交流中的語言問題。多數學者的著作‘味同嚼蠟’。我們要把最艱深的內容用通俗的文字表達出來，當然‘深入淺出’並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