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議”文的孕育，從一種行為到一種文體，經歷了哪些變化

議發源於原始社會的議事會。在原始社會，氏族、部落、部落聯盟透過召開議事會，集思廣益，作公共事務、重大事情的決議。“原始氏族議事會由各氏族最高首領酋長、胞族和姻族長組成，負責部落內部重大事情的決議。”

部落聯盟時期，各部落的日常事務則會透過部落聯盟會議商討解決。《尚書·堯典》言：“帝曰：‘諮！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諮，有能俾乂？’僉曰：‘於！

鯀

哉。’”洪水氾濫之時，堯與四嶽、群臣共同商議治理洪水的事宜。這反映了上古時期的議事情形。

一、從行為到文字：議事制度下的言議與文議

除此之外，諫也是

議

的一種形式。

議

與諫相伴而生，聯絡緊密。

議

是為解決公共事務而產生。諫是匡君之過，矯君之失。在議事過程中，決議難免會有缺漏，需要補正，這時“諫”則產生。上古三代時期有許多聖明帝王求

言納諫

的典故。

管仲曾言：黃帝設有明臺之議，聽取賢者意見；堯問事於衢室，聽取下面臣子的反饋；舜為求

善言

，設立了進善之旌旗；禹在朝中設立諫鼓，聽取各方意見；湯有“總街之庭”；武王有“靈臺之復”。這些典故是否完全屬實尚存有疑問，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種論述的出現必定有其緣由。

上古時期歷史久遠，留存的文獻有限，後人只能從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中探尋一二。而民間傳說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件本身。因此，管仲有此論說未必是空穴來風。根據現存的諸多論及上古三代求言納諫的文獻，有理由推斷上古三代時期的帝王曾有過廣開言路，問政於民的舉動。

這種廣開言路、求言納諫的做法實際上就是議事以制的表現。

原始社會的議事制度體現著集思廣益的民主性，由於沒有階級之分，參與議事的人員擁有平等的決策權。奴隸制國家誕生後，有了階級之分，議事傳統雖然延續了下來，但是決策權掌握在君主手中。與原始社會相比，夏商周時期的議事制度更帶有一定的專制主義性質。

夏朝的中央決策集團由夏王、官佔和六卿組成，以夏王為核心；商朝的中央決策集團則由商王、內副官中的輔弼大臣、卜筮組成，實際的決策權掌握在商王手中。周朝採取封建制的行政管理體制，周天子管理王畿以內和周邊的事務，

諸侯管理受封於周天子的土地內的事務。

周天子會定期舉行盟會，與諸侯議事，行使自己的行政指揮權。這種盟會就類似於原始社會的議事會。除此之外，周朝時還出現了一種新的議事方式——朝議。

周朝的中央和諸侯國都設立了三朝制度。三朝為治朝、燕朝和外朝，其中治朝與燕朝為內朝。治朝每天都會召開會議，君主和朝臣共同出席，商討處理日常事務。燕朝和外朝是遇事時召開的臨時會議。中央和諸侯國內的各項重要事務都是透過三朝的朝議決定。

春秋戰國時期，禮制崩壞，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由於戰爭不斷，事務眾多，許多問題需要討論解決，議事之風大盛。諸侯國會召開朝會，商議國內的諸多大事。《戰國策》中記錄了大量的君臣議論國事的情形，如《戰國策·秦一》記載了司馬錯與張儀在秦惠王面前議取蜀和伐韓的情形，《戰國策·楚一》記載曰：“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

這一時期，“議”不僅發生於朝議之上，還發生於臣子和君主單獨的面議之中。《戰國策》中記載了當時臣子進言獻說的情形，如《蘇秦始以連橫說秦章》《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章》《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章》等。

確有文獻可考的以文議事的時代是春秋戰國時期。

春秋戰國時期，臣子進言仍然以口頭之議為主，但是在無法面見君主的情況下，臣子也會使用書面文字發表議論。從《戰國策》《左傳》《史記》等書和已存的奏議性文章來看，春秋戰國時期，向君主進言的書面之文“上書”出現，如蘇秦的《上書說秦惠王》《為齊上書說趙王》、黃歇的《上書說秦昭王》等。這些文章帶有議論性質，為議論文之始。

二、文體淵源：“文出五經”之說與進言之文

古人認為文章出於五經。《文心雕龍·宗經》言：“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記傳盟檄，則《春秋》為根。”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文章》中言：“夫文章者，原出五經……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劉勰和顏之推都堅持“文章出於五經”之說。但是對於奏議文之起源的認識，劉勰和顏之推二人的觀點各異，一者認為奏議文發源於《尚書》，一者認為奏議文發源於《春秋》。

從“議”文與經學的淵源來看，劉勰和顏之推的觀點均有一定的道理。

《尚書》是我國最早的公務文書和政論彙編，收錄了上古三代時期的典、謨、訓、誥、誓、命等文，對於“議”文的影響深遠。從“議”文的產生看，上古時期的“謨”與“訓”帶有奏議性質，對於“議”文的產生起到了推動作用。謨，記述君臣參謀、商議國事。訓，記述告誡訓導之詞。兩者都帶有奏議性質，是最早的進言於君主的文章。

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曰：“按唐虞禹皋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從“議”文的寫作看，《尚書》所錄的文章為後世奏議類文章寫作之範例，影響到“議”文的寫作內容。《尚書》記錄的與政治活動有關的言論和事件中有大量的帶有奏議性質的文字，這些成為後世臣子進言於君的模範。如《尚書》中《無逸》篇記載了周公告誡成王不要貪圖逸樂的言辭，其中引古論今的論說方式為後世所承襲。

《春秋》亦對“議”文產生了一定影響。《春秋》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記錄了周朝時期魯國的國史，書中錄有“紀”“傳”“盟”“檄”等文，並無奏議類的文章。《春秋》對於“議”文的影響主要在於其“屬辭比事”的寫作方法。《禮記·經解》雲：“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所謂屬辭比事，即是選用文辭，比類事實。

孔子在修訂《春秋》時所用之筆法是“筆”和“削”，在材料的選擇上注意褒貶寓意，該寫則寫，該刪則刪。“議”文的寫作受到“屬辭比事”的影響，在表達觀點時注意文辭與事例的運用。《文心雕龍·議對》言：“……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核為美，不以環隱為奇。”這正體現了《春秋》之“屬辭比事”。

除了《尚書》與《春秋》外，《詩經》亦對“議”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詩經》與社會調查制度聯絡緊密。《詩經》中的諸多篇章反映的是社會情況，特別是有許多篇章反映了底層人民的艱辛，如《魏風·碩鼠》《小雅·采薇》等。編撰者編寫這類詩歌，反映人民的艱辛，究其緣由在於透過《詩經》向統治者傳遞資訊，以觸動統治者，起到勸諫之目的。

有的詩歌採用議論性文字，闡發對政治的看法，帶有議論性質，

可以說是詩體議文。如《大雅·蕩》為召穆公勸諫周厲王的詩，全詩都是議論性文字，用以古鑑今的方式，假託周文王感慨商紂王的昏庸無道，勸諫君主要吸取殷商滅亡的歷史教訓。這種進言類詩歌發展到後世則演變成進諫之文，“書”“上書”等。

另外，《詩經》本身亦是文章的寫作素材之一。後世之文章如需引徵說理，多引用《詩經》之內容。由此觀之，“議”文的產生、發展與《詩經》密切相關。

其一，從文體起源看，《詩經》對於“議”之前身“上書”的產生起到了推動作用。“議”由“上書”發展而來，“上書”又與《詩經》有關。可見，“議”與《詩經》頗有淵源。

其二，從寫作內容看，“議”文中有許多徵引了《詩經》內容的篇章。如漢元帝令將軍、列侯、博士、議郎等商議罷郡國廟的事宜，丞相韋玄成等七十人作《罷郡國廟議》，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由中出生於心也……《詩》雲：“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闢公，天子穆穆。”……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此“議”文所引之《詩》就出自《周頌·雍》篇。文章在論證郡國宗廟應當罷毀時，引詩為諫，以周王朝時諸侯、卿大夫隨天子祭祀的行為表明諸侯在祭祀中的助祭義務，論述諸侯應至天子處助祭，而非君王至郡國祭祀。

歷代不乏有與此類似的引《詩經》為諫的“議”文。

事實上，從文體的客觀生成來看，公文起源於國家管理發展的需要。由於記載政績的需要，有了典；由於釋出政令的需要，有了命；由於教戒的需要，有了訓。切實的政治管理需要讓各類公文應運而生。

論及“議”的起源，“議”文產生於議論國事、抒發意見的需要。先秦時期並沒有一類稱之為“議”的公文。上古三代時期敷奏以言，議事方式是口頭議論，不存在文字。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戰爭的爆發，私學盛行，士族崛起，諸子百家作書遊說於各國之間，形成了進言於國君的“上書”。《文心雕龍》認為，秦朝以前，

臣子向統治者進言皆用“上書”

，到了漢朝時才演變為“奏”“章”“表”“議”四體。春秋戰國時期的“上書”不僅用於彙報情況，還用於陳述政見，發表議論。這些帶有議論性質的“上書”實際上就是“議”文的前身，為“議”文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總結

先秦時期是“議”文的孕育期，而非“議”文的誕生期。原因在於：其一，“議”之文體尚未確立。無論是上古三代時期的口頭之議言，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上書”都只是帶有奏議性質，不是真正的“議”文。其二，議言和“上書”都帶有奏議性質，兩者實乃“議”文之起源。議言是議之行為下的產物。許多臣子之議言被史官記錄在冊，帶有“議”文的色彩，為後世口頭類“議”文之源。作為進言之文的“上書”開啟了書奏之始，為後世文字類“議”文的產生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