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年前這座宣南老宅發生了什麼，我們被歷史教科書蒙了這麼久？

歷史怎麼蒙

宣武門外，也就是宣南文化的中心區域，這些年拆的也差不多了，古蹟十不存一。走過那些看上去很破舊的大雜院，追溯起來，很多都發生過驚心動魄的故事，歷史雲煙似乎拂面而過，宣南實在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日前，京範兒跟隨近現代史專家楊早老師尋訪宣南留下的戊戌變法遺蹟，來到了宣外達智橋衚衕裡的這座老宅院——楊椒山祠。幾百年來，這裡發生了不少載入史冊的事件，然而真相卻始終撲朔迷離，就讓我們去探究一番。

破敗古建原是明朝忠臣的故居

一走進達智橋衚衕，很快就能看到衚衕東口的南側有一座大門緊閉，看上去相當破敗的古建築。青磚殘破，門窗刷的綠漆已斑駁，甚至還留下路人亂塗的痕跡，據附近居民講，這裡曾經一度用作菜市場，裡面雜亂不堪，後被定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才逐漸清退，但並未得到修繕。

然而，這個地方其實大大的有名，牆上掛的牌子是“楊椒山祠”。這裡曾是明朝大臣楊繼盛的故居，楊繼盛號椒山，他因歷數了權臣嚴嵩五奸十大罪，被嚴嵩投入刑部大獄，最後在西市（明朝刑場，在今西四一帶）被砍頭。臨刑前，他留下了“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國，留作忠魂補。”的詩句。

楊椒山因氣節高尚受到後人景仰，死後這裡就變成了祭祀他的祠堂，楊椒山祠還有個更為普遍的名字叫做“松筠庵”，松筠庵清朝時已經是很多文人士大夫的聚會場所，這裡是宣南文化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宣南為什麼會成為北京一個大的文化社群或者說文化空間？楊早老師解釋，這主要因為科舉。清朝的時候政府對進京趕考的舉子補貼變得比較制度化和豐富，據記載，最遠的舉人是廣東瓊州府，也就是今天的海南，海南島舉子到北京趕考，政府會補貼30兩銀子，最少是山東，只能補助一兩，差距很大。有的遠的地方還會給舉子配馬匹，允許使用驛站。這個制度吸引大批舉子進京，他們都是從廣安門進來，進城之後，很多人就會留在附近。從清朝開始，很多舉子在宣南租房，各省建立會館，這裡就形成了比較大的文化區域。

宣南博物館的舉子仕人雕像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乾隆年間編四庫全書，廣徵天下圖書，全國的書都往北京送，這樣就形成一個很大的書籍買賣市場，這個市場主要在琉璃廠一帶，還包括偏西的報國寺——那裡也曾是一箇舊貨舊書市場，顧炎武進京也曾住那裡。科舉的需要，加上買書市場的變化，逐漸形成了宣南這樣一個區域。當然，這裡還有一個客觀背景，從順治年間開始漢人就不允許住內城，漢人只能住宣武門外，這就形成了集中的漢人居住區，彙集了大批漢族士人，官員和舉子。

而地處宣南的松筠庵當年正是清朝文人儒士聚會雅集之地。楊早老師還講了一段有趣的軼事，乾隆年間，有一天是和珅生日，因和珅是奸臣弄臣，被人不齒，所以很多翰林專門選擇這一天在此聚會，意思是大家都不去拜壽。結果有一個人聚會中間溜走了，偷跑去和珅府拜壽，他因為善於利用潛規則，所以升職很快，後來官做的很大，此人叫做阮元，他在經學方面成就很高，後來在廣州設立學海堂書院，梁啟超還曾經在這家書院學習，這就是後話了。

“公車上書”到底是真是假？

楊椒山祠之所以出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歷史教科書上我們都學到過的，它是著名的“公車上書”的發生地。

我們先來說說“公車”是怎麼一回事。早在漢朝之時，官員是被各地方保舉而來的，而當這些被保舉的人來京師問政的時候，國家為了表示自己對這些人的重視，都要派“公車”把他們接過來。以後，舉人和公車就分不開了，公車也就成為舉人的代名詞，而公車上書，說白了也就是一次舉人的群體上訪事件。

所以，楊椒山祠不但是宣南文化的重要代表地，它也和戊戌變法有密切的關係。據史料記載，1895年，《馬關條約》尚未簽署之前，李鴻章從馬關發回條約的內文，結果很快洩露出去，當即就有無數住在宣南地區的舉子官員上書要求清政府不要簽訂這個條約，其中有一次發生在松筠庵，就是記入了歷史教材的“公車上書”。

歷史教科書大約是這樣記載的：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臺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為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餘人聯署，要求光緒皇帝“拒和、遷都、變法”。5月2日，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雲集到“都察院”門前請代奏，史稱“公車上書”。上書雖被都察院拒絕，但在全國廣泛流傳，是資產階級改良思潮發展為政治運動的起點，可以說，“公車上書”作為戊戌變法的序曲，點燃了人們改良、改革的希望之火。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這段歷史我們在中學都學過，簡直耳熟能詳，但是楊早老師卻披露了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目前教科書上關於公車上書的描述基本都是根據康有為自己的記錄寫的 ，這種說法的訊息源來自於一本書，叫做《公車上書記》，這本書的作者是康有為本人！

很多歷史學家重新考察的時候發現康有為的表述靠不住，為什麼說靠不住呢？首先他說那期間只有這一次上書，還是冒著風險，其實不然。據考察，當時上書朝廷要求不籤馬關條約的情況有200多次，這次只不過是其中一次而已，他還說這次活動集中了18省的舉人，1200多人，這個地方能站得下1200人嗎？這是個神話。”雖然楊椒山祠目前進不去，但是目測這院子裡怎麼下放不下上千人。

“後來有人清理了名單，發現康有為根本就不在這個名單裡，梁啟超排在280名以後，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認定，這次上書和康梁沒有直接的領導關係，他們或許有人參加，甚至沒有參加，但後來被描述成1895年康梁就已經開始涉足朝政的一個證據，這個看來不太靠得住。”

楊椒山祠發生的只是一場鬧劇？

目前教科書所載康梁領導整個“公車上書”其實只有一個孤證，就是康有為自己的說法，並無其他佐證，相反，與這個說法矛盾的證據倒是可以找到。

有史學家列出了重要時間節點5月2日，都察院的工作記錄清單，全天壓根就沒有這麼個事情，試想京城1000多名舉人聯合上書，這得是多大的事情，都察院能夠一點記錄都沒有？

所以，一些史學家認為，根本就不存在康有為領銜1000多名在京舉人上書這回事。康有為在松筠庵的演講也許是真的，但是真正留在現場聽康有為叨叨的也就幾十人。而5月2日是科舉放榜的日子，據說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康有為當時從一個內線太監那裡得知他考中了進士，如果他帶頭上書，眼看就要到手的“進士” 功名就會取消，於是他臨陣退縮了！

也有學者推測，康有為組織的這一場公車上書根本沒有付諸實施，只是在門口鬧了一場而已，康有為並沒有去都察院遞送上書。對此，1895年夏天在上海出版的署名為“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的《公車上書記》一書本有明確交代：“是夕（四月八日）議者既歸散，則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於是群議渙散，……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議遂中寢，惜哉惜哉。”——所謂“議遂中寢”，意思就是根本沒有去都察院上書，只是嘴上說說而已。

據史料記載，當年二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反對和談的奏摺、電報多達150餘次，參與人數超過2000餘人次。其中各省封疆大吏過半數參與其中，京城翰林院、總理衙門、國子監、內閣諸部官員均有大規模聯名上書，官員們早已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抵制和約的上書運動。在官員們的策動下，入京會試的舉人們的熱情同樣高漲，各省公車自行聯名上書有31件，共1500餘人次簽名。至於康有為在松筠庵所組織的那場簽名，因未曾前去上書，在當時並無政治影響力。

翁同龢是晚清重臣，他的日記對很多歷史事件的研究都很有很大幫助，而且他的日記以細節著稱，什麼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記。根據翁同龢當日日記，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賬，證明那天肯定沒有出現過一千三百名公車到都察院遊行示威並且被拒的事情。

而那一天各地舉人和官員總共上書達15起，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東、四川等地的舉人都曾在這一天上書。那才是真正的“公車上書”！轟轟烈烈的“公車上書”實際上乃為當時全國各地舉人共同的愛國行動，並不能記在康有為的帳上。

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康有為是一個很善於包裝自己的人，甚至不惜篡改史實。其實光緒皇帝只見過康有為一次，商討事關國家興亡的政治財政大事，由於缺乏行政經驗，康有為也沒能給出靠譜的方案。最後光緒帝只封了他一個叫“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的芝麻小官，也就相當於處級，顯然對他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措施並不滿意。

戊戌六君子

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並未得到實際重用，而“百日維新”的骨幹中堅，是光緒帝周圍的一品大臣翁同龢、楊深秀等“帝黨”；而後期具體執行者為“軍機四卿”或“四章京”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四人。後來戊戌變法失敗，六君子慷慨赴死，康有為卻得到訊息後立即跑路了。

後來康有為多次說光緒帝曾允他直接晉見，以抬高自己的身份，還自吹他呈摺子可直接遞交光緒帝，其實變法時他所有的摺子都是透過都察院間接遞交的。康有為流亡海外後還假冒得到了光緒帝的“衣帶詔”，在海外華僑中大肆斂財，此後種種行徑，包括私生活的醜聞，就更加令人不齒了。

124年後的今天，正值“戊戌變法”120週年，重新來到當年歷史風雲的漩渦中心宣南，真是讓人感慨萬千。附近有康梁辦報的南海會館，有譚嗣同出生的瀏陽會館，有六君子就義的菜市口，有他們停靈的法源寺和蓮花寺，當然還有撲朔迷離的楊椒山祠。

無法走進緊閉的楊椒山祠感受那撲面而來的歷史氣息，我們只能望門興嘆。在蜿蜒的衚衕中慢慢走過去，走到院子的西南角，看到一個古樸的亭子探出圍牆，非常引人注目。據說道光年間在祠之西南隅建一“諫草亭”，亭內有椒山手植榆樹一株及石碑一塊，難道就是這個亭子嗎？不得而知。

在時光中，一切歷史的遺蹟正在逐漸湮沒，不過100多年我們就已經無法確知當年的情形，可見歷史的塵沙中掩埋了多少秘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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