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當下談未來，赴一場文學之約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曲鵬

7月16日夜，濟南大雨滂沱。想書坊CCPARK店裡，一場名為“當下與未來的文學之約”的文學論壇正在愉悅的氣氛中進行著。作家、詩人張煒，詩人、翻譯家、評論家王家新，翻譯家劉楠祺，作家、藝術學博士計文君，以及評論家馬兵、趙月斌等文學大咖與文學愛好者齊聚一堂，暢談寫作和閱讀，共話文學的傳統、當下與未來。

張煒：

沒有傳統的藝術體裁，不可能最終走遠

《不踐約書》出版後，很多讀者不理解張煒為何放棄小說寫作，花大力氣寫了這樣一部長詩。其實，張煒之前出過十部詩集，《不踐約書》是第十一部，第十二部詩集《摯友口信》也已上市。自1973年與高中同學成立詩歌小組至今，近五十年裡，把詩看作文學核心的張煒從未停止過寫詩，“寫詩對我來說，完全不計功利”。

《不踐約書》張煒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現代自由詩走過了很長一段路，如何才能走得更遠？張煒認為要到中國的傳統詩裡去找尋答案——“沒有傳統的藝術體裁，不可能最終走遠”。中國自由詩更多地受到了西方現代詩的影響，“完全是翻譯詩的味道，看不到中國傳統詩的那種深厚、長遠的傳承”。為了找到詩歌的本土源流，近二十年裡，張煒研讀中國詩學，出版了五部古詩學著作《〈楚辭〉筆記》《陶淵明的遺產》《也說李白與杜甫》《讀〈詩經〉》《斑斕志》。他更是把長詩《不踐約書》當成一個融會古典性與現代性的實踐文字，“把中國古詩和現代自由詩連線起來，好比將鋼筋和木頭焊接起來。我是一個自不量力的人，不停地尋找一種材料，想把它們‘焊接’起來”。

古今中外，但凡稱得上“偉大”的作家，無論是屈原、李白、杜甫、魯迅還是但丁、歌德、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張煒看來，他們都具備兩種寶貴的特質——仁善和自由。這兩種特質“看起來很近、很樸素、很現實，實際上離我們一般人很遙遠。一般人思考問題，談不到那種自由度，他們若離開了所謂概念、離開了群體，就沒法思考、沒法生活，將失去語言。”

王家新：

“抵達當下”的翻譯和寫作，

才是有效的

小時候走親戚，見到一堆《收穫》《萌芽》雜誌，王家新便一頭扎進去，幾天裡幾乎不吃不喝。親戚驚訝地問：“你以後是不是要當文學家？”他點了點頭，人生的目標就這樣決定了。上大學後，他寫下新詩《在山的那邊》，後來入選了語文教材，被人們所熟知。隨後的幾十年裡，他一直在不斷地調整自己的寫作方式、寫作角度，為的是越來越接近和進入當下，“不然都會是一種過時的和無效的寫作”。

《灰燼的光輝》保羅·策蘭 著，王家新 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王家新對保羅·策蘭的研究近三十年，在今年年初編譯出版了一部保羅·策蘭詩選《灰燼的光輝》。在他看來，他對文學作品的翻譯，同樣是一種“抵達當下”——從中國當代詩歌和中國語言文化最迫切的內在需要出發，從我們的內在訴求出發，讓外國的詩人、詩歌，透過翻譯的方式進入我們自己的當下。“我們的讀者閱讀文學也帶著一種對現實、對我們這個時代，對我們生活的世界的關注甚至困惑，文學如果以它的方式迴應了這種關注，才能產生一種更廣大的共鳴，它的文學性才是有效的。”

而對於未來，儘管存在很多不確定性，但王家新認為，無論是寫作還是翻譯，都不能跟隨著時代飄蕩搖晃，喪失自己的重心、核心和立足點，而要進入自身、堅定自身。

劉楠祺：

埃德蒙·雅貝斯從過去找到了自己的當下

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系法語專業的劉楠祺，大半生都在讀詩，退休之後，翻譯成為他的新事業。花費七年時間，他完成了法國後現代主義大師埃德蒙·雅貝斯《問題之書》系列的翻譯。

生於埃及、熟諳法語的猶太人雅貝斯，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後被迫舉家流亡巴黎。這段經歷迫使他不得不重新面對、審視自己的猶太人身份，並促使他開始重新研讀希伯來經典。劉楠祺認為，正是雅貝斯“尋根”式的思考讓他從過去找到了自己當下，創作出七卷本《問題之書》。

《問題之書》埃德蒙·雅貝斯 著，劉楠祺 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作為《不踐約書》的讀者，劉楠祺對張煒在詩歌寫作中“尋根”深受觸動。“西方的詩歌有神話傳統、宗教傳統在裡面，因而具有很強大的生命力，有著豐富的內涵。在《不踐約書》中能找到類似神話、宗教一樣的支點，把過去引導至當下，讓我們從書中看到未來。”同樣，王家新是用一本《灰燼的光輝》，把1970年跳入塞納河自盡的保羅·策蘭從過去帶到了當下，透過讀他的詩來思考我們今後的路如何走。

計文君：

不要想當然地以為我們和唐詩宋詞一脈相承

在銀行工作十年後，自幼耽溺於文學之美的計文君考入文聯，專心從事文學創作。攻讀文學博士學位時，她的研究方向是“《紅樓夢》與中國古代小說藝術”，兩本著作《曹雪芹的遺產》《曹雪芹的疆域》出版後，她被文學評論家李敬澤評為“小說家裡最懂《紅樓夢》的”。計文君自認為是文學選擇了她，“我覺得是文學恩准我接近它，對於我個體生命來講，這是一件幸運的事。”

《曹雪芹的遺產》《曹雪芹的疆域》計文君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當下與未來，對作家計文君來說，是一個輕盈又莊重的話題。她說，經歷了2020年，無論是以文學或者自身生命經驗去體味，都感覺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因而有必要回到最根本的概念，去思考什麼是人、什麼是時間、什麼是文學。

作為小說的寫作者，計文君認為現代漢語寫作是一件非常嚴苛的事情。“如果沒有這點自覺，我覺得他/她基本上是還沒有進入到一個合格寫作者的行列。現代漢語要求寫作者不斷地去創造語言。現代漢語是一種語彙被迅速腐蝕、朽壞的語言。我們不要認為我們和古代漢語之間毫無隔閡，不要想當然地以為我們今天使用的語言有著幾千年的歷史、我們和唐詩宋詞一脈相承——這個繼承其實是一個非常巨大而且艱難的任務。”

馬兵：

和文學立約，進行一種挑戰性的閱讀

對於張煒的作品，文學評論家馬兵是熟悉的，他更感動於張煒和文學立約的虔誠心態。“幾年前48卷本《張煒文集》出版的時候，張煒老師已經拿到了茅盾文學獎，在研討會上他說的一句話特別打動我，他說‘我要寫出最好的作品’，他不滿意自己已有的成績，還要寫出最好的作品。”

而作為一個讀者，如果要和文學立約的話，馬兵認為應該有一種一點點難度的自覺。他第一次讀雅貝斯的《問題之書》，直呼“太難了”，每天強迫自己讀幾十頁，過程非常痛苦；讀完之後，卻發現雅貝斯的語言真的有一種震撼感，“像炸雷或閃電一樣，它會擊中你，卻說不出來是為什麼，但是就是有這樣的力量”。

關於閱讀的難度，馬兵贊同張煒所說的“隨著我們的閱讀的增加或者閱歷的增加，也許難度就不再成為難度”，並對“文學之約”有著自己的認識——“首先它是有生命感的，這個生命感意味著我如何去允諾給我對於文學所做的一切，我怎麼去實現這個‘約’？作為讀者，我們如果和文學立約的話，就不應該追逐某種流俗式的閱讀，而應該進行一種有挑戰性的閱讀。”

趙月斌：

喜愛文學的人都是追光者

“文學最大的魅力在於它的不確定性。”文學評論家趙月斌認為，正是因為總要面對未知的生活、因為文學所展示的種種不確定，人們才能夠一天天走下去。“當下與未來的關係就像光的傳播，喜愛文學的人都是追光者，我們從當下走向未來，就像光一樣永遠不知道它在哪裡終結。因此，對文學的熱愛、追求就像與光同行，它指向未知的遠方，抵達永恆。”

他表示，張煒的作品從小說到詩學著作，都讓讀者受益匪淺；王家新、劉楠祺對保羅·策蘭及埃德蒙·雅貝斯多年的研究、翻譯是出於內心深處與作者之間的契合；計文君對《紅樓夢》的研究以及兩部著作《曹雪芹的遺產》《曹雪芹的疆域》，與很多專業紅學研究者不同，充滿了新鮮感。“他們之所以能夠下這麼大功夫去啃難啃的骨頭，當然是出於一種精神的相通，他們看到了隱藏在文字中的無限光亮。”

趙月斌還發現，詩歌、文學還是療治當前社會焦慮、抑鬱情緒的一劑良藥。“其中必定有一個病根出在精神的虛脫上，出在心靈的匱乏上，如何救療這種虛脫和匱乏？那些不朽的文字，雖然不是靈丹妙藥，但是它所提供的‘不確定性’，大概就是指向未來的光束，只要逐光而行，人類斷然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