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字典的編寫讓國家的文化形成統一，清代在學術上還有哪些發展

引言

把滿人控制這一做法與舊有的行政機構相結合只是滿人統治成功的第一步，第二步是透過科舉考試錄用有才幹的漢人。這一在較高層次連續競爭分級嚴格考試的制度淘汰了弱者和非正統者，在清代，三年舉行兩次的縣級科舉考試每次約有二萬五千人選獲得最低一級的科舉功名。

在省城三年一次的考試中，通常約有一千四百人成為舉人，以後在北京舉行的考試中又會有二百多人成為進士。進士一般年齡為三十多歲，是國家的出類拔萃者。他們獲得了進士這一有一千二百年曆史的稱號，可以被任命為知縣。

透過主持作為科舉制度最高一級的殿試，皇帝個人成為授予勤奮忠君讀書人功名的聖賢之師。一旦入選，士大夫就把他們的皇帝主子看作是道德教誨的源泉以及學問和藝術的恩主。對滿族皇帝的真正考驗是他們能否成為中國學術的保護人以便在天下獨尊的天子統治下國家和文化保持統一。為了統治中國，需要文化的領導權以及政治和軍事的領導權。

康熙皇帝（

1691-1722

年在位）是行使這些領導權的傑出代表。他七歲繼位，十三歲開始親政。到二十七歲時，他遇到了三藩之亂的危機，後打贏了這場歷時八年的內戰（

1673-1681）

。

他率領大軍進入蒙古

，在滿人中培養了騎獵征戰的傳統，並在長城以北的熱河建立了夏宮。

作為中國的統治者，他六次大規模去南方巡行，遠達士紳的大本營－長江下游各省。在帝國的發展過程中，他特別注意努力阻止淮河和黃河水系的泛濫並維持透過運河往北京的漕糧運輸。

1670

年他制定了被稱為“聖諭”的十六條道德箴言，要求官員和鄉紳每半個月講解一次以告誡舉止要適當。

康熙在思想上的主要成功之處是爭取了漢族士大夫階層。他本人對經籍很有造詣，對學術有濃烈的興趣。一些主要的學者拒絕與滿人的一切合作，但在

1679

年康熙開特科考試挑選《明史》的編纂者，成功地在他邀請來的一百八十八人中錄取了一百五十二名最有聲望的學者。他還選用漢族的文人、書法家和藝術家在他的宮廷服務。他贊助編纂一些重要的著作，常由他親自為之作序。

這些著作包括著名的《康熙字典》、一部帝國行政地理志以及朱熹的全集。他還支援編大部頭的百科全書《古今圖書整合》，篇幅比《不列顛百科全書》大得多，最後印成時有五千卷。因此滿清皇帝就像任何明代皇帝一樣成為學術熱心的傑出保護人。

對地方百姓的控制不僅僅靠採取懲罰使人畏懼這樣的有形措施，還包括一些文化措施和大量的道德規勸。在全國有形成網路的官辦糧倉以控制饑荒；有書院和各地的

“私塾”傳播經籍學問；還有一套官方的榮譽制度以尊敬年高德劭者；各地由官府出面祭神並由官府派人宣講“聖諭”。

儒家和法家做法的結合，在鄰里編組互相負責的制度上最好地體現出來。正如我們所知，這一法家的制度最初為秦國所採用，後又為漢、北魏、唐和宋各朝代所繼承。其名目的變化多於實際的變化，在宋代被稱為保甲制度，尤其適用於植根土地的靜態農業社會。明代以裡為單位實行互相負責，透過確認所有人的身份和鼓勵鄰居告發一切可疑的壞人來維持秩序。

清代完善了保甲機構。理論上由一百戶組成一甲，十甲組成一保，保長里正由村民選出，可以不是士紳。他們對本地人口的登記負責，注意每戶人家居住的人數與門牌上的人數是否相符。這算不上是一種

“自治”的形式，只能算是一種由官方強加的非官方的國家權力。透過保甲，政府和地方統治階層把這一家庭制度用於治安目的。

學術：

“考據”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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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的中國學者當時主要面臨的是明代漢人統治的失敗以及“夷狄”征服者的再次出現，王朝的更替佔去了大半個世紀的時間，也提出了許多道德問題，比如如何用儒家的理想反對明代後期宮廷中宦官的腐敗，以及是否可以由忠於舊王朝轉為忠於新王朝。

明代末期仍然崇拜唐宋文化厭惡蒙古人暴政的學者，深為外族的再一次征服所困擾，他們拒絕認為中國以外非漢族的尚武民族能作為未來的政權執掌者具有組織政治能力。許多人仍然堅定地忠於明王朝，拒絕在滿清統治下任職。反之他們還抱著傳統的假設，認為只是因為國內的混亂才會有外來的入侵，他們企圖找到道德淪喪的原因，他們感到就是因為道德的淪喪才給“夷狄”入侵者打開了大門。

持這一新學術觀點的一個主要人物是顧炎武（

1613-1682），

他效忠於明，曾參加過抗清鬥爭，後受到政敵迫害，約從

1650

年開始他過著邊旅行邊研究的生活。他遍遊中國北方，直接接觸到農業、商業、金融，甚至工業和採礦這些問題。他的旅行記和研究成果編成了一部大部頭的地理著作和一部涉及許多問題的廣泛流傳的文集。

顧炎武拒絕為清王朝效勞，為探尋明王朝崩潰的原因他提出一個尖銳的觀點，他譴責在明代佔統治地位的空泛無用的哲學流派，即宋代的新儒學——所謂

“宋學”或朱熹的“理學”。他還特別攻擊大名鼎鼎的王陽明

進一步發展的新儒學玄學分支，顧炎武正確地發現王陽明強調冥思和自我修養實際是受了佛教禪宗的影響而不是古代經籍的影響。

他抨擊對先入之見的盲目接受，及其透過四書和科舉制度將之宣傳為對經籍所作的先見正統解釋的做法。他認為這樣把中國人的思想限制在一個固定模式裡，因而不能面對政治現實或使中國免遭“夷狄”征服。他聲稱“八股文”比秦始皇的焚書更有害。

為了補救中國士大夫階層在學術上的失敗，顧炎武鼓吹追求

“經世致用”。但這種對“宋學”的攻擊決不是對經籍的攻擊，相反顧炎武是清代的一個大學派漢學的主要創立者。漢學是從宋代以前的著作著手試圖重新研究經籍遺產，他們認為漢代學者對經籍所作的註解在時間上與那些古代的哲人比較相近，又沒有新儒學的主觀偏見，因而比較準確地反映了經籍的原意。這時被奉為正統但又遭人攻擊的宋學只是在慢慢地退卻，不過在清代新的思想主要是由這一新漢學的信奉者提出。

隨著這股新潮流出現的是歸納方法的運用，從大量材料而不是在少量經過選擇的文獻中搜集證據，然後用新的假設去驗證證據。這種做法先用於音韻學領域（研究古詩的音韻以確定古代的讀音），然後擴大到文獻學、詞源學和

校勘學的研究領域。這被稱為

“考據學”方法，大大地擴大了經籍研究的內容。

確實這種研究使得確定古代文獻的真偽有了可能，例如有一個大學者在研究《書經》三十年以後，他用文獻的分析和史學的推理證明這部受人尊敬的經籍，即所謂“古文”《書經》，雖然一千多年來都得到承認併為官方科舉考試所用，卻道道地地是部偽書。因此漢學經過顧炎武以後許多學者的努力，對中國大多數古典文獻提供了新的評判。

這種工作受到有些人的好評，看作是中國在現代以前科學方法的一個發展，但這種方法只能用於文化研究的有限領域，不能用於自然科學和技術。中國的許多早期的科學發現和發明更多地是與熱愛自然的道教徒有關而不是與學究氣十足的儒士有關。中國對自然的研究開始很有希望，但從沒有像西方的現代科學那樣自覺地使之系統和理性化。清代的學者繼續與實踐需要以及手工作坊的管理毫不相關。

清代對新儒學的重新評價對正規的哲學也有影響，例如戴震（

1724-1777）

抨擊朱熹的“理”“氣”二元論是以對經籍的一個錯誤理解為基礎的。宋代的哲學家被道教和佛教思想引入歧途，承認“理”在人的自然天性之上，並對人的物質慾望加以適當的限制。相反戴震提出“理”是事物的內在結構，是包括慾望在內的生活過程中所固有的。他否認新儒學學者認為只有透過反省冥思才能掌握“理”實現頓悟的觀點。

結語

相反他認為“理”是客觀存在的，只有透過研究，即“博學、細察、精思、明證、慎行”才能掌握“理”。雖然幾句話不能評判清代的哲學，但很清楚像戴震這樣有系統理論的思想家改變了宋代的偉大傳統，但沒有毀壞這一傳統。他們的成就仍然是“傳統以內的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