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恕不僅是一名傑出的政治家，同時他也是一名傳統的儒者

王恕的理學思想。

王恕作為一名傑出的政治家，以其正直剛毅的為政風格屹立於世，同時他也是一名傳統的儒者。

雖然他的理學思想不具有系統性，但他在朱子學大背景下，一改科舉考試中拘泥於程朱之學的觀念，提出

“以心考經”的為學方法作為學習經典的出發點，並由此來質疑官方解經的權威性，為復興地域文化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除此之外，他還十分強調教化的重要性，並積極的推動當地書院建設，為知識的傳播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從教化、為學及其學風等方面來考察王恕的理學思想，以此來看待王恕作為三原學派創始人的價值與貢獻。

一、強調教化、篤志為學。

王恕一生為官，在為政方面頗有建樹，同時他作為一個傳統儒者，在為學方面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首先，王恕十分強調教化，他認為地方只有大力興辦教育、建立書院，這樣才能更好地整頓倫理道德。

因為在王恕看來，各地之所以出現父母不親、兄弟不和、師友不恭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在於人不知本，故不論是民間還是官方，都應對教化予以高度重視。他說：

“殊不知父子不親，兄弟不義，鄰里不睦，乖爭浚犯，無所不至者，教化不明，人不知道故也。欲免禍而獲福，胡可得乎？……知所當務之君子以復之。”

少因為教化不明，才出現上述風俗日衰的現象，而導致整個社會的不安，如果一人不明，則不可謂之治。正如他在《願治堂記》中所提到：“教化不行，詞訟如之何得盡息？縱使盡扶持之，盡禁遏之，盡知之，盡察之，盡闢之，盡興之，盡均之而盡息之，苟有一民之失所，一事之不理，亦不得謂之治。治豈易能哉？”

在

王恕看來教化是國家安定的根本。在教化為重的前提之下，他大力提倡教育，提倡書院的建設，他認為古代聖賢設立學校以教民，使得民眾明五倫，在此基礎之上修身養性，民風自然醇厚。因此書院的建設十分必要，在他看來：“書院乃儒者講學明倫之所，所以化民善俗而成才者也。”

句書院不僅是學者學習的地方，其作用更是能夠改變風俗日弊、人才日衰的現象。在王恕看來書院的興辦對於國家和社會大眾只有利而無弊，並且他還身體力行地親自參與到書院建設之中。景泰五年，王恕曾任職於揚州知府，在任職期間，他在當地創辦資政書院，並且透過資政書院培養許多有用之才。

在王恕看來，書院雖然具有教化作用，但書院的辦學也只是給學者提供一個傳播知識的途徑，學者要想真正地提升自身道德修養，關鍵在於自身要有一顆為學向上之心。在王恕看來，學者為學的根本在於“進止之機”，何謂“進止之機”，他說：“聖人論為學，而借喻進止之機焉，甚矣！學之進止由於己也。

欲進則進，欲止則止，其機如此哉！”學者學業的精進完全取決於自身而非他處，王恕認為主體修養的好壞完全在於自覺，此自覺性體現在主體本身具有道德實踐的能動性。因此，王恕十分強調進取之心的重要性，認為學者應當樹立此主體自覺，只有意識到自身有此自覺的能力，才能將天命之性真正地落實於現實之中。

由此王恕提出學在於己，他說：“顧存一止心，豈必始學之日而止耶？即使以垂成之學而決於自棄，將隨止矣。存一進心，豈必積學之日而進耶？”如果學者自身止步於學，那麼學業則將停滯不前，如果學者時時保持此進取之心，那麼學業必然會有所進步。

不僅如此，王恕還專門撰寫《譬如為山》一文，來鼓勵學者要保持一顆為學之心，他說：“山而一簧未成，非有可阻之勢臨之於前，而乃愛須臾之逸；非有難就形限之於後，而乃惜頃刻之勞。此其止自止。”

‘

在王恕看來，高山的形成在於一筐又一筐土的堆積，正如人的學習需要日積月累，而阻礙高山形成的並不是地勢限制，而是人的好逸惡勞，人如果貪圖安逸，而沒有堅持最後一筐土的完成

，

那麼這個山永遠都不會造成，在王恕看來，為學亦是如此。

接著他用相反的例子比喻道：“吾願學者察其止之之機，而取以為鑑也。吾試以進於方成者譬之平地焉。平地而一簧方覆，非有可因之勢誘之於前，而乃激昂其志氣；非有易就之形引之於後，而乃淬厲其精神。此其進，為自進。”

他用平地來比喻為學，如果學者內心一直堅守此為學之心，時刻保持一顆進取之心，那麼即使是在平地上只填了一筐土，終有一日也會造成大山，為學更是如此。王恕還在文末引用孔子的話說道：“能近取譬，可知為學之方也已。”

因此，王恕十分強調篤志為學的重要

，

他說“志不篤則學不博”、“蓋篤志為博學之本”，學者在為學之始，便要樹立起為學之志，在王恕看來，學者必須樹立起為學的自覺意識和堅定信念，只有在篤志的基礎之上方能博學。

最後，王恕在強調學者要時刻保持進取之心的同時，還指出具體的為學之方一一學在於熟。在王恕看來，要想透徹地理解聖賢之言，便要不斷地對經典進行熟讀，在反覆熟讀的過程中不斷地體悟與自省。他說：

“師教之所及，學者止得其半。然必念茲在茲，始終常在於學而無間斷，自然泱洽透徹，不自知其德知修，斯為學之至。”

他認為接受老師所教的知識，只是學習到了一半，要想真正地理解聖賢之言，關鍵在於不間斷地溫習，直到自身沉浸於其中，才算真正地達到為學的境地。

由此王恕十分贊同孟子所提出的“君子深造之一道，欲其自得之也

“

的說法，他認為為學的最高境界在於“自得”。

他說：“深造之以道者，只如今日讀一受書，讀了又讀，讀之熟者，欲其不用思想，自然得之於心也。自得之則不能忘失，是居之安矣。明日讀一受書，又如前不忘失，則積之多，是資之深矣。積之既多，是以人問之左則左應，問之右則右應，應如水之有原，不窮也。故

’

讀書欲其自得之也

‘

”。

“自得”是讀書為學的最高境界，而學者要想達到這種境界，便要不斷地積累與溫習，使聖賢之言完全得之於心，只有這樣才能如水之源頭，永不窮盡。

由上述可知，不論是王恕對教化的重視，還是他所提出的治學之方，都能夠體現出他十分看重

“為學”本身。

在他看來，只有為學才是通達聖人境界的唯一途徑，但同時王恕認為學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終是要透過學來立其大本，以通性命之理，正如他所說：“然而學不能窮性命之理，識不能盡事物之變，雖欲立言而無其本。惟其無本，所以終不能立言也。”

因此，學的最終目的在於窮得性命之理，可見王恕是立足於個體來反觀自身，主體的躬行實踐是王恕始終關注的重點。接著，他進一步地提出窮性命之理的關鍵在於從其心，正如他所說：“為學從其心志，所欲務在實”。

由此可見，對王恕來說為學的目的在於經世致用，在此基礎之上，他提出“以心考經”的為學方法對以朱子學為代表的經典權威提出了挑戰，這可以視作是對張載學貴有用關學精神的進一步延續。

二、重視言行、中和行事。

王恕十分注重言行之學，認為言行之學才是學之正道，他對於當時社會所興起的辭章記誦之學十分不滿。

自明成祖朱棣以《大學》、《論語》、《孟子》、

《中庸》為刻本，以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為學者明經、科舉出仕的唯一指定書目，程朱理學便在明代與政治權力相結合，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權力的附庸。

在權力的籠罩和科舉利益的誘惑之下，以程朱之學為代表的理學在很大程度上淪落為世俗性知識。這時的理學思想已經徹底成為人們爭相背誦的知識文字，記誦的意義也只在於科舉考試，對於當時的學者來說，思想自由和知識本身已經逐漸發生了背離，理學自然也就成為應對科舉的教條文字。

這樣一來，

“當一種本來是作為士紳階層以文化權力抵抗政治權力，以超越思想抵抗世俗取向的，富於創造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學說，當它進入官方的意思形態，又成為士人考試的內容後，它將被後來充滿了各種世俗慾念的讀書人複製，這時，它的本質也在逐漸扭曲。”

王恕正是看到了統治者逐漸將富於批判性的理學思想變成讓學者記誦的知識教條，如此一來，學者在記誦之學的大背景下，會逐漸失去自由思考的能力，對於個人道德生命的提升是極為不利的。王恕針對此現象，提出學者要以言行之學為主，言行之學才是學問之根本。

在王恕看來，當世學者將讀書與獵取功名相結合起來，將為學的重點放在追逐字義章句上，使聖賢經典成為了流於口頭、形式的口耳之學。不僅如此，有些人還將聖賢經典之言當作議論他人是非對錯的工具，徹底地將學習的手段一一對經典文字的解讀，和對學習的目的一一提升自身道德實踐這二者本末倒置。

結語

這也是王恕對記誦之學不滿的根本所在，他所提出的

“言行之學”正是要糾正這種流於形式而不注重實踐的學風。王恕在重視言行之學的同時，對於言行的標準也作了具體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