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春秋時期的間諜活動

春秋時期以周天子為代表的王室地位不斷下降，無法繼續維持天下共主的權威，各諸侯國間爭霸戰爭頻繁，卿大夫與卿大夫之間爭權鬥爭不斷，這成為春秋社會的主要特徵。

為了應對變幻莫測的爭霸、爭權鬥爭形勢，各國統治階層以及權力集團有時會利用間諜來獲取他國或其他權力集團的情報，執行秘密任務，

以此來使本國或本集團在國家間的爭霸或國內爭權中佔據主動。

本文試圖透過春秋時期的間諜身份、間諜活動的內容、間諜活動的特點及影響等幾個方面結合春秋爭霸的時代主題，對春秋時期的間諜活動進行整體探究

，使大家對春秋時期的間諜活動有一個整體認識。

專職間諜

春秋時期的間諜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專職間諜，另一部分則是臨時間諜。

相對於專職間諜而言，這些臨時間諜都有一個公開身份，如夫人、卿大夫、使、醫官、僕役、盜賊、囚徒等。

他們在臨時接受間諜任務後便以公開身份為掩護從事間諜活動，當他們完成間諜任務後臨時間諜身份也就同時解除。

春秋時期，由於爭霸活動的頻繁以及當時決策者對情報的愈發重視，專職的間諜人員開始出現，

在史料中這些專職間諜多直接被稱為“諜”，關於他們的記載多集中在軍事戰爭或國家對抗方面。

莊公二十八年，楚國侵鄭，鄭人自知不敵開始計劃奔逃桐丘。楚軍自純門進入，發現內城的閘門並未開啟，楚人便暫時退軍，之後楚軍又得到諸侯救鄭的訊息，馬上在夜裡撤軍。

而此時鄭人在計劃奔逃的同時，

也不斷派出間諜對楚軍動向進行偵查，在得到間諜“楚幕有烏”的情報後，判斷楚軍已經撤退，所以鄭人停止了奔逃行動。

《左傳·哀公十一年》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逾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逾之。“

文獻中的諜由魯軍派出，目的是對齊軍的動向進行偵查

。

哀公十一年魯齊因鄎地之役的緣故再次爆發戰爭，兩國軍隊在魯國近郊開戰，魯軍依靠樊遲的計策擊敗齊軍，魯國斬齊軍首級八十個。

晚上，魯軍間諜來報齊軍逃跑。但魯軍在季孫的制止下並未追擊。

以上史料所記載的“諜”都屬於軍中的專職間諜。他們都是在兩軍對壘期間，或在軍事對抗時往來偵查，或潛入敵軍內部獲取敵國情報。

之後將偵查到的“楚幕有烏”、“原將降矣”、“齊人遁”等情報及時回覆給派出方，輔助君主做出下一步的作戰計劃

除了軍事戰爭外，在國家政治對抗方面也有關於“諜”的記載。

如《左傳·哀公十六年》中記載過晉國派出“諜”。

目的是與潛伏在鄭國的子木取得秘密聯絡。

子木 為晉國內應潛伏在鄭國，意圖裡應外合佔領鄭國，晉人在與子木約定謀劃進攻日期時，

秘密派出的聯絡人員稱“諜”。

透過以上文獻，可以推斷專職間諜即“諜”集中存在於國與國的對抗之中，他們的派出方為國家而非個人或某一集團，具有一定正統性和官方性。

臨時間諜

透過查閱史料筆者發現，

春秋時期上至夫人、卿大夫，下至僕從、死士都有從事間諜活動的記錄，這也就使他們具有了臨時間諜的性質，他們以公開身份為掩護從事偵查、內應、刺殺等間諜活動，這些公開身份為他們完成間諜任務提供了相當大的保護。

夫人當間諜

夫人作為諸侯之妻屬於公室成員，她們的身份較為尊貴並往往具有一定的權力和政治勢力，較為接近權力中心，這成為她們從事間諜活動的巨大優勢，

她們的任務一般是潛伏在國君或都城內幫助其利益集團或者派出方取得政變的勝利。

關於夫人充當臨時間諜在《左傳》中有一條非常有代表性的史料，《左傳·莊公八年》載：“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

齊侯即齊襄公，而充當間諜的是他的夫人即連稱的從妹。之前齊襄公讓連稱、管至父戍守衛葵丘之地，約定來年瓜熟時讓人輪替。但到約定的時間，襄公並未按照約定派人來代替，向襄公發出請求，襄公也沒有應允。

於是連稱、管至父謀劃作亂，並依傍了與襄公有隙公室成員公孫無知。在這之後，連稱找到了在宮中未得寵幸的從妹“使間公”，“間”即偵查之意。

這裡連稱利用其從妹的特殊身份，讓其充當間諜獲取齊襄公的情報以保證政變的順利進行。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載： 楚夫人因為太子建被逐之故，所以決定召吳人進攻郹地，併為吳人充當內應，開啟城門，助其進攻，在其答應為吳人充當內應時，她的行為也就具有了間諜活動的性質。

卿大夫充當臨時間諜

卿大夫階層在春秋上層社會中較為龐大，所以文獻中關於他們充當臨時間諜的記錄要多於夫人。

卿大夫階層從事間諜活動有三個優勢：一是他們的合法身份的權威性，二是相對而言較高的政治素養，三是他們合法身份的掩護性。

他們在從事間諜活動時基本都是利用這三個優勢，以達到間諜活動的目的。

如《左傳·閔公二年》載：“冬，十二月，狄人伐衛。……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華龍滑與禮孔為衛國太史執掌祭祀，二人在狄人伐衛的戰鬥中被俘，之

後他們提出憑藉自己的太史身份為狄人在衛國都內散佈謠言助其作戰，

在狄人同意這一提議之後華龍滑與禮孔具有了間諜的身份。

之後他們以太史身份為掩護先進入國都，散佈謠言云“不可待也”即是告訴國都衛兵說狄人不能抵禦，由於其太史身份並且之前已經戰敗一次，

所以衛人對他們的情報深信不疑，衛人奔逃，狄人進行追擊進入衛都並再敗衛軍。

這便是一條典型的卿大夫利用自己公開身份的權威性從事間諜活動的事例。

而燭之武退秦師的歷史事件，則是卿大夫這一階層利用其個人高超的政治素質完成間諜活動的典範。

僖公三十年秦晉以鄭叛晉親楚而出兵討伐。鄭大夫佚之狐向鄭國君推舉大夫燭之武應對危機。燭之武在鄭伯的誠意致歉和規勸下臨危受命，接受了退秦晉聯軍的任務。

之後燭之武採用的方式可以說是一次標準的離間活動。他以深夜縋城而出的方式躲過晉國耳目秘密面見秦伯，

之後利用其雄辯技巧和政治觀察能力為秦伯分析秦攻鄭之利弊，認為秦國的行動乃是“鄰之厚，君之薄也”，並適時提醒秦伯晉乃無厭之國，並已經有侵秦的野心

。

最後做出“唯君圖之”的低姿態，秦國果然與鄭盟而退軍，隨後晉國也撤軍，燭之武透過個人的素質成功離間了秦晉聯軍，完成了此次間諜任務。

借用卿大夫身份優秀的掩護性，大夫通常可以秘密潛伏在國君身旁或者國都內部為其派出方提供情報，甚至直接採取刺殺這種方式快速達到派出方提出的任務目標。

諸侯國之間的間諜活動

諸侯國間的偵查竊取情報涉及軍事、政治兩個領域。

在軍事領域，間諜偵察會貫穿於戰爭的始終，戰

前對敵方兵力的偵查，戰中對敵方軍隊進攻方向的偵查，戰鬥結束會派出間諜對敵軍的撤退或者追擊方向進行偵查。

如《左傳·桓公十二年》載：“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慾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楚武王時期，楚國攻伐絞國，陳軍於彭，羅國幫助絞國共同抵抗楚國的進攻，便決定派出伯嘉先去偵查楚國軍力，“諜”是偵查之意。

伯嘉三次遍數楚軍人數，“巡”是數的意思，“三巡”即數了三遍，可見羅國在進攻前對楚軍情報的重視。

再如《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載：“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子元、鬥御強、鬥梧、耿之不比為旆，鬥班、王孫遊、王孫喜殿……”莊公二十八年，楚國子元率軍進攻鄭國，“桔柣之門”指遠郊的城門即外城門。

在這段話裡我們並未看到楚軍有戰鬥的記載，可見楚國是未經抵抗直接進入鄭國腹地，說明鄭國並未得到楚國進犯的情報。之後楚軍繼續前進，越過“純門”，到達鄭國大路旁的市場。這時鄭國才發現楚國的進犯，計劃奔逃桐丘。

鄭國在發現楚國進犯之後雖自知不敵計劃奔逃，但是卻一直對楚軍動向進行偵查，所以在楚軍撤退後，間諜馬上帶回了“楚幕有烏”即楚國已經撤軍的情報，得到情報後鄭人終止了奔逃的計劃。

諸侯國內部的間諜活動

國君對太子。

春秋時期公室內部君位的爭奪日趨激烈，各方勢力會透過偵查使自己處於有利地位。

如《左傳》中就有一則國君為保護君位對太子採取偵查行動的記錄。《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

此事發生於宋國，記述了宋平公使人對太子進行探查以確認太子痤是否有謀反行為。史料中的“公使視之”即派出人員進行查驗，在得到肯定回饋之後，宋平公“則信有焉”並“囚太子”。

此外，國君在得到一些情報之後也會派出間諜對大夫或其他公室成員進行偵查以保證自身的利益。

如《左傳》、《國語》、《史記》就記載了一段晉厲公使人探查大夫郤至的間諜活動。

《左傳·成公十七年》載：“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

史料中的“覘”，窺視之意。晉厲公多寵臣，大夫之間為了爭寵，鬥爭激烈。由於郤至打敗楚軍且不從欒書，二人有隙，於是欒書就勾結楚公子茷進讒言於厲公，在欒書的離間下厲公對郤至產生懷疑，並派人“覘之”，在得到回饋後，對欒書的話“信”，“遂怨郤至”。

這是一次諸侯對大夫用諜刺探活動，以此來掌握大夫活動，從而保證自己的利益。

間諜理論著作

春秋時期型別豐富的間諜活動，為世人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在此條件下系統的用間理論著作也就順勢出現。

《孫子兵法·用間篇》是孫武在前人的基礎上融合自己的經驗撰寫而成。

這裡面總結了間諜活動的重要性。

《孫子兵法·用間篇》源於春秋時期的間諜活動，是春秋時期用間理論的高峰，

孫武在著作中提出的用間理論、反間措施以及間諜的選拔標準，對後世乃至世界的間諜理論和活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總結

春秋時期是我國曆史轉型時期，中國的政治走向在這一時期開始轉變，持續二百多年的爭霸活動為間諜活動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豐厚的土壤。

同時越來越成熟的間諜活動也為爭霸和爭權活動提供了支援，很多時候一次成功的間諜活動能夠對一國甚至多國的政治走向產生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