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守備、守備太監、參贊機務，誰才是大明留都的一把手？

明代自永樂皇帝遷都之後一直實行的是“兩京制”，所以文獻中就有很多為專門為南京而設的官職。其中提到很多的便有

南京守備、南京守備太監、參贊機務

等高階官員。

那麼，南京作為明王朝的陪都，最高的長官究竟是誰呢？

要想了解這一問題，就必須在制度的根源上加以探究。

南京官制問題

兩京制不是明代特有的產物，早在西周的時候，就經營洛邑為東都；東漢則以洛陽為都城，以長安為西京；隋朝建都長安，隋煬帝又營建洛陽為東都。此後的唐、宋、元等朝也都有兩京。

明代之兩京，嚴格意義上來說是在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才形成的。仁宗即位後，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洪熙元年，仁宗頭腦一熱決意遷都南京，仍以應天為京師，稱北京為“行在”。

不過仁宗在位不足一年，遷都南京中途夭折。宣宗即位後，不贊成遷都但繼續維持仁宗的做法，仍然稱北京為“行在”，南京為“京師”。

直到明英宗即位後，才在制度層面明確了兩京的關係，再次以北京為首都，南京為留都。此後，兩京制形成定製，直至大明滅亡。

當然，明代的兩京與其他王朝不同，有其固有的特點。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官制，其他王朝在留都一般僅設

“京兆”、“留守”

一類的最高長官，而不是成建制地設立各級官署。

明代南京的官制，基本上是北京的複製版，且南京諸官的品級與北京也是一樣的。為了加以區別，南京的官員頭銜上照例要加上“南京”二字。

南京的核心部門

南京遠離皇權，皇帝自然要派重臣、心腹作為政權的絕對核心。然而，皇帝只有一個，南京就沒有必要像北京那樣成立單獨的內閣，以備皇帝顧問。

所以便設南京守備、協同守備、守備太監和參贊機務等四個官職，組成一個領導集團叫

“南京守備廳會議”

，以管理南京以及南直隸的相關事務。

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後，命中軍都督府掌事官守備南京，當時的官名為

“節制南京諸衛所”

。

仁宗即位後，以襄城伯李隆鎮守南京；宣德時期，改“鎮守”為“守備”，並規定南京守備例由公、侯、伯等勳貴擔任，同時南京守備還要兼領中軍都督府。

文獻中對於南京守備的職能有具體的記載：

“凡南京守備一應機務，每日會同參贊官於守備廳署理。每月朔望日，守備、參贊等官及各府堂官會同內守備，議合行事務。”

不難看出，“南京守備廳會議”便是最高的權力機構，故而《明史》中才有了

“南京以守備及參贊機務為要職”

的說法。

參贊機務的設定晚於守備，應該是在正統初年才有的。文獻中有記載，宣德十年：

“英宗即位，命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機務。”

明中期時，朝廷認為南京高層的權力還是過於集中，於景泰三年增設協同守備一人，也以公、侯、伯等勳貴擔任。按例，協同守備也會兼領五府事。

成化時期，朝廷下旨令南京兵部尚書兼任參贊機務一職，此後形成定製。如此一來，南京兵部尚書的地位得以提高，位列六部之首。

比如明朝滅亡時，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被推舉為首領，原因無他，正是史可法兼著參贊機務的要職。

明代皇帝對文官的態度比較奇怪，依賴的同時又不完全信任，這也是宦官得以干預朝政的根本原因。

在對待南京官制方面自然也是如此，南京作為留都，又是國家財賦的重點區域，皇帝當然也不放心把南京交給勳貴掌管，對於六部也是心存戒備。

於是在設南京守備不久之後，即仁宗即位之初，便派出內廷太監守備南京，鄭和便是第一任南京守備太監，此後又增設副守備太監一人。晚明時期太監勢大，副守備太監最多的時候達到六七人。

南京守備與南京守備太監誰才是一把手？

表面來看，南京守備與守備太監是一個級別的，兩者也互不統屬。不過守備太監往往都是司禮監派出的，有了這層關係，南京守備的地位就大打折扣了。

明中期以後，每次舉行高層會議時，守備太監往往列在第一位，這也證明守備太監的地位高於南京守備。

六部的設定情況

南京六部與北京六部的官職設定還是有一些區別的，南京六部設尚書一人、右侍郎一人，而不設左侍郎。

名義上，南京六部的級別與北京是一樣的，法律上也沒有規定他們之間有隸屬關係。但總體而言，南京六部並無多大實權，僅僅是負責南直隸地區，而且在選官、賦稅等重要問題上，必須要得到北京六部的點頭。

以吏部為例，南京吏部掌管南京及南直隸的文官管理，與北吏部不是上下級關係，但不可避免地要受北吏部的制約。

因為管理文官說到底是皇帝的權力，所以南吏部在選官的時候，就必須要上報給北吏部，然後由內閣奏請執行。

南京六部機構中，很多部門都是虛銜，沒有任何職掌，即使有差事，也都比較清閒。

明朝政治鬥爭十分激烈，你方唱罷我登場，朝臣若是失勢一般發往南京任職，而得勢者往往又調任北京。所以時人都認為，南京各官，說白了就是那些失勢者的養老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