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

— 《 悟道 ：向王陽明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很厲害的人 》 —

— 趙曉軍

著

日本人研習王學的人很多，“心學”在日本的流傳反比在中國為廣。

後來，日本侵華，很多方法跟王陽明相似，例如辦“良民證”，用連坐法威逼百姓，興辦學校而散佈軍國主義，還假仁假義，見了老人鞠躬，見了小孩發糖果，諸如此類。

但是，侵略者本無“道”可言，王學用得再好，也只是一件外衣而無實體，沒有用的。

王陽明每次下令出兵或收兵，往往下諭，嚴申紀律。

例如，他的《督剿安義逆賊牌》寫道：“但有不遵號令及逗遛退縮，擾害平人者，仰即遵照本院欽奉敕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整束行伍，必使所過之地，秋毫無犯；所捕之賊，噍類不遺；庶稱委任。

如或縱弛怠忽，致有疏虞，軍令具存，罪亦難貸。

”

但說歸說，下屬執行得如何，這很難說。

他的部下間或亦有殺良冒功的情形。

例如長富村之戰，殺432人，俘146人，燒燬房屋400餘間，奪馬牛無數，其間難道沒有無辜村民嗎？

在近現代史上，對王陽明很感興趣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曾國藩，一個是蔣介石。

曾國藩真正讀懂了王陽明，既學到了王陽明的“道”，也學到了王陽明的“法”，還有一點沒學到手：由良知而起大愛。

蔣介石讀懂了王陽明一半，沒學到王陽明的“道”，但學到了王陽明的“法”，“大愛”談不上，“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過一個”之類的話，王陽明無論如何說不出口。

兵法說：“三軍之災，起而狐疑。”用兵打仗，勝機往往稍縱即逝，不能猶豫不決，所以要儘快決斷，迅速定下勝敵方案。

“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

“防隱禍於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

與敵爭勝，最怕兩個“鬼”，一個是“心鬼”，那是自己的安逸心。

因為安逸心，不願做工期的工夫，必然內心衝動，急於求成，於是看不到潛在的危險。一個是“內鬼”，即潛藏在身邊的敵對者。

他們似友而敵，像“心鬼”一樣防不勝防。

凡事準備好了再動手，那就什麼都幹不成。成功往往發生在大家都看不清的時候。

你能戰勝自己的心，你才可能從他人手中奪取勝利。

想在問題前面，成在問題後面。

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慧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城，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

——《平濠記》

王陽明離京後，徐愛就辭了官，在南京城外買了幾間房，帶著一群王門弟子讀書論道，記述王陽明的言論，編撰《傳習錄》。

王陽明本人比較贊同孔子、釋迦牟尼的“述而不作”，只講道而不著書立說，為什麼呢？

悟道是一種體驗，不是任何文字可以傳述的，好比戀愛，你可以感受到其百味俱全的美妙，卻很難用語言盡述其味，一落到文字上，感覺已經有點不對了；

別人讀這些文字，感受更差了很多，而且每個讀的人感受都不一樣。

悟道跟戀愛一樣，非得親自體驗不可，光讀文字，如同望梅止渴。

不過話說回來，悟者的言論記述下來還是有好處的，至少可以讓後人略知其味，還可以激發追求悟道的願望。

朋友有兩種，一種是利友，一種是義友。利友可以給你帶來利益、資訊、機會，可以對你的事業、生活產生明顯幫助；義友可以跟你交流思想、感情，未必能給你帶來實質性的好處，卻能安頓你的心靈。

利友未嘗不能是義友，但一旦談利，義便多了幾成水分；義友未嘗不能是利友，但一旦重義時，利便

多了幾分俗氣。

所以，多數情況下，利友和義友是兩種交往物件。

人需要利友也需要義友，交往的方式卻不

同。

跟利友打交道，需要做形式上的工夫，經常聯絡，或打電話，發電子郵件，或坐在一起吃吃喝喝，甚或拎上禮物拜訪一下。

跟義友打交道，形式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志同道合，彼此知心。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哪怕相隔千里萬里，想起某個地方有一個自己的真心朋友，心裡便感到溫馨；

哪怕十年、二十年不見面，一朝相見，仍溫情如故。

利友之情，如同時尚，三年兩變；義友之情，如同佳釀，愈陳愈香。

三國時，魏國名將張遼跟護軍武周本是好朋友，為了一點小事，引起爭執，互不相讓，結果鬧翻了，從此斷交。後來，張遼聽說一個名叫胡質的人學問和人品都很，便主動託人說合，想見面結交。

胡質以身體不適為由，婉言拒絕了。

一天，張遼見到胡質，問道：“我想與你交朋友，你怎麼嫌棄我呢？”

胡質直言不諱地說：“交朋友要看大節，不計小事，才能長久保持友誼。武周為人不錯，你們原是朋友，為了一點小事，你就不理人家了。我的才學、品德遠不如武周，怎能使你長久信賴？既然遲早要絕交，不如不結交！”

— 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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