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死亡》

生活中的你，是否遇到這樣的困惑，如果家中的長者，在醫院已經搶救多日，卻依然沒有一絲好轉，最終由誰決定是否繼續治療。

認識一個朋友，他的媽媽60多歲，是乳腺癌晚期，癌細胞已經轉移到全身了，目前是出現全身多器官的損傷衰竭。

全身上下插滿了管子，胃管不停有血液引出來，而又不停拉黑便，去做胃鏡，找不到出血點，後來醫生建議要做介入，透過造影劑才能更好地找到出血點的。

病情越來越嚴重，而醫生每天跟朋友溝通病情的時候，醫生會如實的告訴朋友的真實情況，而且醫生經常跟他說了：“你媽媽的情況是很嚴重的，現在全是靠這些儀器跟藥物去維持的，萬一把它們都撤走的話，病人很快就不行了。”

醫生經常也跟他溝通，下一步的治療要怎麼做，如果是繼續維持現在的藥物跟儀器的話，那病人的生命還可以維持，但有這些儀器也不能就一定能保證，病人的生命體徵正常的狀態能維持很久，而且病人現在是昏迷的狀態了，會醒過來的機會是很少的。

而且還要考慮一個費用問題，每天在重症監護室的費用，至少要2萬，要做好充分的人財兩空的心理準備。

此時，朋友十分的糾結甚至是痛苦的，他也深知媽媽時日不多，現在雖然是活著，卻生不如死，全身上下都插滿了管子，同時每天都需要抽很多的血液去化驗，如果站在他媽媽的角度來看，他應該跟醫生說：“放棄治療”，那代表著他媽媽的痛苦即將結束。

可他想到，如果放棄了，他媽媽不在了，家裡人一定會也痛苦，有遠在國外的姐姐，還有年齡尚小的弟弟，特別是他爸爸，他不希望任何人都痛苦，所以他特別想讓他們也參與到進來，再決定媽媽是否再繼續治療。

美國心臟學會青年研究者獲得主海德。瓦萊奇，是一名臨床醫生，同時研究人員和一名作家，他所著的《現代死亡》中，就提到一些重症監護室的要求，家屬需要指定且只能指定一位發言人，也就是醫療代理人，負責與醫生的所有溝通事宜，並且將獲得的資訊傳遞給其他家屬。

畢竟像朋友的這種情況確實也很讓醫生為難的，但有了這個醫療代理人，醫生跟家屬的溝通包括對後期的治療，都會好很多。

而家屬有什麼想法，先傳達這個醫療代理人，醫療代理人在統一之後，再傳達給主管醫生。

而醫生跟家屬溝通的過程中，也可以把全部的家屬統統集合在一起，醫生聽取大家的意見，紛紛給大家做解答。

溝通的過程中，這個代理人可能話不多，甚至是跟醫生的溝通交流不通暢，那可以找另一個人來溝通，但決定權還是那個代理人。

雖然醫療代理人是正式的決定者，但每個代理人都各自的風格，或者強勢、或民主；果斷，或猶疑，或者習慣商量決定，或偏好獨自定奪。

而每個家屬都與病人有著獨特的關聯，而這種關聯隨著病人的流逝將被賦予更深的意義。

有人為這權力陷入瘋狂，也有人被這被壓力折磨的憔悴不堪，也有人將話語權牢牢握在手中，也有人迫不及待地假手他人。

即使如此，也應該只確定一個醫療代理人，如果還有配偶的，那就由配偶決定，如果配偶不在了，就由個子女統一商量，最後由一個子女作為醫療代理人。

代理人與病人的偏好越一致，家庭內部發生矛盾的可能性就越小，而配偶與病人的默契度更高，而成年子女與病人之間的交流更多的依賴是靠猜測，同時也容易發生衝突。

所以像朋友的那種情況，應該是一家人集中起來，聽取一下醫生的見解，再由他的父親決定是放棄還是繼續維持現狀。

事實上，病人也是希望自己的家屬做出統一的決定，這也是醫療代理人的想法，畢竟一家人生活了那麼長時間，他們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血緣關係。

而這樣的決定，從一個方面上來講，是體現了家人們對病人的關心，同時醫療代理人透過徵求家人的建議，間接地分擔了一下這個重任。

而面對死亡，解決各種衝突最好的方式就是防患於未然，如家中已經有年長、而且有基礎病的，家屬們就應該提前商量好誰是醫療代理人，病人的醫療費用，怎麼樣去承擔，誰去跟醫生溝通事情，真正做到讓病人一路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