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唐代士人群體的郎官意識

郎官構成中央政府運轉的重要部件，又絕非不可替代，因而在入仕途徑多樣的朝代給了許多“未學”之人機會。

如漢代桑弘羊，便是以此入仕。然而唐代士人以此為仕進的顯途，為數眾多計程車人都有擔任郎官的經歷，這當然與郎官制度的發展息息相關。

進而，他們的郎官意識，以此觀之，也是自我意識的體現，

他們擔任郎官，正是實現自我價值的必經之路。

一、郎官與仕進

1.郎官具有天子近臣性質

郎官起初是君主的侍從官。在國家建立之初，中央的臣子即有家臣的性質，所謂“家國同構”也並非空話，如宰相的前身不過是君主的“家相”，

那麼郎官從侍從官逐步轉變為職事官當然也是理固宜然。

到唐代，郎官是尚書省郎中和員外郎的統稱。唐代尚書省六部，除了尚書和侍郎為正副長官外，每部還分四司，另有左右二司，共二十六司，各司的正副長官即為郎中和員外郎，郎中為從五品上，員外郎為從六品上。

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為數眾多的郎官已經成為外朝的職事官，但天子近臣的性質仍然未改變。這也可以從選官上得到佐證。

唐制，五品以上官員的任命，由尚書省擬名，報中書門下省審議，再報皇帝制授；六品以下官即由吏部銼選，而員外郎例外。

這就是說，凡郎官皆由皇帝親授。——所謂天子近臣麼！

代宗時，顏真卿上書道：“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鉅細得失，皆令訪察，回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郎官是皇帝的“腹心耳目之臣”，正是時人普遍的觀念。

2.郎官具有過渡性

白居易說，“今之正郎，班望頗重，中外要職，多由是遷。” 權德輿稱，“蓋宗公貴仕，多由此途出，所以儲明才，練官業，必於是焉。”

郎官作為中層京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是士人由低層官吏升遷為高階官吏的必經之路。

以例項看，唐代的很多宰相、尚書省各部尚書、侍郎，幾乎都在他們壯年的時候擔任過各種名目的郎官，並由郎官作為跳板從而升遷為高階文官。

如果沒有當過郎官，則意味著他們的仕途不夠通順，只能終生在低階文官階層浮沉。這時的郎官是為相佐儲才，類似明代的非庶吉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

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身為正五品下的太子中允李林甫要去謀求做從五品上的司門郎中，蓋地位特殊耳。

3.郎官的職權

唐制，郎官是尚書省官員，三省六部之中，尚書省

“上承君相，下行百司”

，是國家政事總樞，六部郎官則“起草立議，操而成之，然後尚書受成於郎中”。

待郎官“受成”以後，起草詔書，而具體執行則要交代給各部屬官。

郎官在尚書省政務當中具有承上啟下、頒令節制的重要作用。

簡單地說，郎官在京城的本職工作就是“寓直”，在皇宮內的辦公室等著；然後“起草立議”，給大領導寫講話稿。何等清貴自不必說了，

但這只是他們在中央的職權。唐代，郎官出任地方的實權職位也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郎官出使地方是唐朝出使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唐前期郎官出使“事無鉅細得失，皆令訪察”，帶有一定的地方監察性質；

經過安史之亂後，中央從制度上把出使郎官納入了地方監察系統，郎官的地方監察職權更重。

如代宗曾頒佈敕令：郎中得任中州刺史，員外郎得任下州刺史，用祟嶽牧之任，兼擇臺郎之能。要知道，中州刺史是正四品上，下州刺史是正四品下，單這一次升遷，不知需要耗費非郎官們多少年的工夫。

所謂“用祟嶽牧之任”，是以此抬高刺史地位，天子近臣出任刺史，誰敢說不重視？所謂“兼擇臺郎之能”，是要求這些郎官發揮他本來的才能，

即“專達於天子”，成為天子的耳目。刺史一職，早有監察職責，但自東漢以來，漸有牧民之權，豈不是地方的實權派？

白居易戲稱元稹“唯有多情元侍御，繡衣不惜拂塵看”，此時正是三十一歲的元稹被提拔為監察御史，奉命出使劍南東川，新官上任，打擊諸多不法官吏。白詩中所謂“繡衣”，蓋漢有“繡衣使者”，直接像皇帝負責，巡查各地吏治，品級低微而屬天子近臣，

也是郎官的一種。

二、郎官與文學

1.郎官文學色彩濃厚

郎官的文學色彩，首先來自於統治階級的鼓勵。這又要說到天子近臣“風聞奏事”的監察職責，或者說為王耳目的地位。王的耳目要監察什麼呢？既要監察吏治是否清明，也要監察民間是否和樂。

民間是否和樂透過什麼反映呢？

透過民間歌詩、諺謠。因而這種體察民情的行為，也有一個詞叫做採風。這個詞的本義多用於漢時，因而產生了漢樂府，但即便到了唐代，道理還是一致的。

詩歌諺謠的地位同樣很微妙，

早在《詩經》之中，詩歌就是反映民眾心聲的載體，但統治者過早地注意到了這樣一股力量，因此詩歌的作用又不僅如此，它迅速地變得不單純，發展出政治童謠這一概念。

錢穀融說：“所謂童謠，就是流傳在孩子們口頭的歌謠。它與一般的兒歌不同，它有很大的現實性、社會性，它大抵是針對著當時社會上的某一事件或某一種現象而作的。往往非常鮮明地表現了人民對現實的態度，表現了他們對這一事件或這一現象的是非愛憎之感，它的作者，當然不是孩子，而倒是大人。”

流傳在民間的謠諺為何這樣有力，而為野心家所用，蓋因其有神諭色彩。那麼就要說到熒惑化為小童，在孩子們之間唱出歌謠，藉以影響天下大勢。

因此郎官們要做的，就是儘早見微知著，察覺到民情，進而直達天聽，治於未病。

這既是郎官的職責，也和儒家“詩教”相聯絡。

孔子說

“不學詩，無以言”

，蓋當時《詩經》中的民間歌謠已經成為外交辭令必須要掌握的內容，進而成全各國貴族之間交流的婉轉情致。

拋開這些時代侷限，詩教既然流傳下來，則它的功用也隨之變化。

所以不論士大夫是否願意，在詩教的指引下，士人有必要親近樂府，成為天子與百姓之間的橋樑。

其次，郎官的文學色彩還來自於科舉的興盛。誠然，科舉在唐代還稱不上多麼完善，並且直到明代之前，中國士人的仕進途徑都是多樣的，由吏選官、由德行選官、由恩蔭選官等為科舉選官做了很好的分流。

但科舉的優勢在於，它會日漸在文人中形成高度的身份認同，同時只有科舉入仕之人才能升得更高。

入仕之人有明顯的功利性、目的性，既然其他途徑的官員有“職場天花板”而科舉入仕者沒有這種顧慮，朝野上下也就更加重視。

選官重科舉、科舉重進士、進士重文學，因而凡官員，文學素質都很好，又由於選擇郎官時的高標準嚴要求，郎官和進士也就有鮮明的連帶關係，進而，

郎官就成為進士中的文學之士。

2.郎官的文學表達

所謂郎官的文學表達，主要表現為寓直詩，主要的內容是寓直的生活和感受，也有相互酬和之作。寓直詩中，表現出郎官群體的心態。

大部分寓直詩的創作者都身處政治中心。到官署中寓直，固然是履行作為官員的義務，也是官位清要的體現，

故唐人在寓直詩中常常流露出榮耀之感。

但是身處政治中心，也意味著詩人需要以更謹慎的態度來處理朝中複雜的政治事務和人際關係，所以詩人們也常常在寓直詩中流露出仕宦之憂，

而那些官位較低或者自認仕途不順的詩人也常常借寓直詩抒發心中的憂愁。

也由於這種憂愁，唐人詩中常有山林之嘆，在為官家效力之際，卻常思歸隱山林，常常是一面自嘆無用或是懷著隱逸之心，一面無法捨棄清要的官職，如此糾結以至於創造出“仕隱”一詞，

所謂大隱隱於朝，其代表人物是王維。

3.士人的郎官意識

唐代士人之有郎官意識，首先是因為郎官處於政治中心，身份清貴，錢多事少社會地位高，並且是當大官的必經之路，如同唐太子之於尚書令，宋宰相之於開封府尹。其次是因為郎官的文人氣息及隨之而來的高度的群體認同。

這種郎官意識外露，有以下幾種表現：

其一是郎官躊躇滿志的心態。

能夠進入郎官這一清流階層，其春風得意的心情以及由此生髮的遠大抱負是不言而喻的。

其二是懷才不遇的心態。

躊躇滿志和懷才不遇並不衝突，儘管郎官是天子近臣，但天子近臣如此多，沒有永遠年輕的郎官，卻永遠有年輕的郎官。

郎官終究只是一箇中層文官，年紀大了卻仍然在郎官任上蹉跎，沒有享受到與郎官相匹配的尊榮和恩寵，換言之，沒有成就一番事業，成為達官貴人，自然有人嗟嘆自己懷才不遇。

其三是自覺地推行詩教。

所謂詩教的始末，前以備述，又因為唐代詩的鼎盛，唐代文人在郎官任上，

始終保持著對文學的社會功用以及詩藝的追求。

三、小結

唐代士人的郎官意識，首先當然帶有功利性質，除此之外，他們還頗具社會責任感，力圖在郎官任上盡職盡責愛崗敬業。

同時，士人群體能夠形成這樣的郎官意識，和他們對自己身份的高度認同以及與同僚的密切聯絡是不可分割的。

參考資料

【1】《隋唐史》

【2】《新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