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放390名死囚回家過年，約定次年來問斬，年後回來多少人？

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

春秋時期，管仲提出以法治國，並在他大刀闊斧的改革下，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霸主”，從此法治制度正式走上歷史的政治舞臺。

至唐朝，法治制度不斷得到更新完善，但其本質還是受到君主的影響。

魏徵就法治作出一個極為形象的比喻，他稱一個國家就好比一匹正在奔跑的馬，而它則是被騎在馬上的“皇帝”而控制。

由此可見，古代雖提倡以法治國，但還有個前提，那就是皇權至上，皇上控制住法律，也影響著法律。

唐太宗在位期間確實做了一件受人爭議的事，他將來年秋後問斬的390年死囚放回家過年，與他們約定年後至問斬日前歸來。

他這一做法受到兩方面的不同評價，一方面覺得法外容情，他這個做法非常寬容大度，深得民心；另一種說法就是法不容情，如果這麼做，法的威嚴何在，百姓還會因害怕犯法而約束自己嗎？

但唐太宗一意孤行，執意下令令死囚們回家，那麼這些死囚們明知來年回來就是赴死，如今他們有機會離開監牢，他們還會回來嗎？

瀏覽卷宗，至天牢視察犯人

唐太宗在位期間善用人才、兢兢業業，開創了歷史有名的貞觀之治，為唐朝的開元盛世打下堅實的基礎，他也被尊稱為“天可汗”。

據《資治通鑑》記載，貞觀六年，時臨新年，唐太宗按照慣例瀏覽死囚名單和卷宗。

這些是由刑部報上來的資料，而決定這些囚犯之死的則在於唐太宗本人。

在古代，春天不宜殺生，據《禮記》有言：“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獄訟”。秋天又本是肅殺之節，死刑大多放於秋季，

唐朝就有律文大致規定為，從立春開始到秋分，只要不是罪大惡極之人，均不可春季執行死刑。

因此唐太宗看的這一批死囚名單只是提前做批示，要等到來年秋天才可以對他們執行死刑。

唐太宗仔細翻閱這些死囚名單和卷宗，看完之後他並沒有直接下筆定下這些人的生死，簡單解決這一宗事務。唐太宗看完資料後決定到牢房看看這些犯人現狀如何，於是帶著大臣們浩浩蕩蕩地來至天牢。

惻隱之心，放犯人歸家過年

監獄裡環境惡劣，陰暗潮溼，但唐太宗絲毫不避諱，真的走入牢房之中仔細觀察。日久被關於這黑暗之中的犯人們看到一群人到來，自是非常好奇，都起來看熱鬧。

看著被眾位大臣們畢恭畢敬簇擁著、穿著明黃龍袍的人自是知道皇帝來了，

於是都大聲叫喊、哭訴悔過之情，

希望能得到皇上的赦免。

隨後他們被官兵集體帶到牢房外面的空地上，其中皇帝就坐在正中間，他們非常慌張，以為是提前處決他們，紛紛跪倒在地，有的人還怕得渾身發抖，可見古代人民對於皇權的敬畏程度。

然而令他們非常意外的是，皇帝並沒有想象中的嚴肅可怕，而是用極溫和的語氣與他們說話，讓他們不要害怕。然後他又說到如今離秋後時間還遠，現在又準備過年了，他們也都是為人父母、為人子女，所以和他們做個約定。

他放他們回家過年，順便春季時節幫忙家裡耕種，然後在秋後斬刑前回來，繼續執行死刑。

這些死囚不承想還可以回家見家人、與家人拜別，自然忙不迭地答應了。

在場大臣聽到唐太宗如此“率性”的話嚇了一跳，急忙制止。他們覺得這些人本就是窮兇極惡的犯人，已經確定了死刑，如今放他們回家豈不是放虎歸山，有機會逃走誰能保證他們還會乖乖回來受死？但唐太宗一意孤行，不聽勸阻，直接下明旨，准許這390名死囚回家過年，主要他們在秋決之前回來即可。

皇帝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大

臣們再是不同意也無話可說，只能尊令行事。而這些死囚們得以回家自是歡聲雀躍，高呼萬歲，之後直接離開牢房，匆匆趕回家中。

尊約守時回來受刑

時間過得飛快，半年過去了，隨著秋決日子的臨近，大臣們也開始有些擔憂，怕這些死囚不回來，到時候不禁皇帝顏面上過不去，對於朝廷治安也是非常不利的一面。

但是出乎他們意料的是，

這390名囚犯竟一個接一個地回來，當第389人回到監獄，限定的時間即將到來，然而還缺了一個人，

官府已經認定這人逃亡，準備派官兵抓捕。

正當官府派兵點將出發之時，第390名犯人也到了。

原來他是因為路上生了重病，因此耽誤了路程，

為了遵守約定回到牢房，他請求別人用牛車將他拉來。如此，390名死囚全部守約歸來，唐太宗一面施行了仁義，又不至於失了面子。

唐太宗年後聽聞這些死囚們全部回來，甚至重病在身也堅決回到牢房，不免也有些驚訝。他認為這些死囚再有機會逃亡時能堅守約定回來，說明他們已是真心悔過，所以回來接受懲罰。

因此他大手一揮，直接下旨將這390名囚犯釋放。

囚犯們聽到被釋放的訊息，禁不住歡聲震天，十分感激唐太宗的恩德，唐太宗在民間的仁義名聲更加深入人心。

結語

唐太宗釋放死囚一事在歷史上褒貶不一，有人覺得他這是假仁義，因為他釋放了這些囚犯，那些被囚犯傷害的人又該如何自處。

歐陽修就曾因此事抨擊唐太宗，他稱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

他認為信義應該用在君子身上而不該用於小人，唐太宗作為天子此作法無視法度，有沽名釣譽之嫌。

但其實唐太宗做這事是另有深意，因為他之前因一起誣告的賄賂殺人案件雷霆大怒，眾多官員捲入其中，一時人人自危，導致貞觀六年死刑人數大幅上漲。為了安撫人心，唐太宗才故意做了這麼一出縱囚的戲碼。

但法律應是保護無辜、懲治壞人而存在，不該用於“政治”權術中，以自身喜惡來制定

，否則對於那些受到傷害的、無辜的人將會是更深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