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德意志帝國成立過程中的奧地利模式

“德意志第三世界”

在推動邦聯改革方面最熱心的，要數所謂“德意志第三世界”的代表們。他們主要代表了夾在大國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的德意志中等邦國，力爭將德意志邦聯的組織架構向聯邦方向發展，例如薩克森公國長期擔任首相的政治家斐迪南·馮·博伊斯特（FerdinandvonBeust）和巴伐利亞公國的路德維希·馮·德·普福德騰（LudwigvonderPfordten）。他們對保持和加強德意志邦聯各成員國間聯邦式的聯絡尤為重視。博伊斯特、普福德騰以及他們的王侯——薩克森和巴伐利亞國王強烈支援將聯邦化作為建立德意志帝國的備選方案，就像普魯士在其首相俾斯麥的領導下最終實現的那樣。

晚年俾斯麥

近幾年的研究對這種“逐步進行邦聯改革”的可行性政策進行了細化和重要性評估。對於進行邦聯改革的動機問題卻少有提及。博伊斯特和普福德騰到底做了哪些承諾？他們的君主從中又有何期待？事實上，這正是對“長期穩定的德意志邦聯”烏托邦式幻想的一個質疑。中等邦國的官僚主義者及其王侯對提升邦聯地位的想法並非出於偶然。因為他們藉此想要達到的目的，是保持自己的權力地位。他們認為，建立一個由普魯士或者奧地利領導的德意志民族國家，會妨礙這個目標的實現。德意志帝國的建立也意味著，這些較小邦國精英們的政治權力將在一段時間內被大大削弱。

在薩克森、巴伐利亞和其他中等邦國看來，在兩個大國之間樹立“德意志第三世界”的影響力是防止權力損耗的一種手段。因此像博伊斯特和普福德騰這樣的人便像溺水者一樣緊緊抓住了德意志邦聯這根救命稻草。因此他們才會提議進行邦聯改革，以期贏得德意志民族運動的支援。不過這種嘗試並沒有長期奏效。而且他們也無法獲得成功，因為實際上他們並沒有下定真正進行改革的決心。只有當德意志民族權力在握，他們才會全身心地投入。而“德意志第三世界”代表們所提出的建立代表人民意志的邦聯議會的建議，則始終停留在對民族運動的指望上——如果從一開始就不只是辯術的話。

普魯士的重任

而真正只能稱得上是辯術的，是俾斯麥提出的改革建議。俾斯麥同樣提議建立一個德意志的議會和新的德意志民族國家間秩序，但這些提案主要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這個普魯士首相對權力問題的關心一點不比他的巴伐利亞和薩克森同僚少。和後兩者不同的只在於，普魯士不怎麼注重拉攏其他德意志邦國。相反，俾斯麥的目的在於如果吞併不了中等邦國的話，就要把它們擠到一邊。從1866年開始就崛起的德意志帝國，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個大普魯士。這並不一定預示著，一個原則上更受民族運動自由派代言人青睞的民族國家就能成為德意志邦聯繼續發展的方向。但它一定預示著，民族國家的統一將成倍加速地成為現實。德意志經濟和貨幣聯盟的建立、法律體系的統一以及民族議會的成立——這一切都將在“大普魯士”的德意志帝國框架內以最快的速度得以實現。在與俾斯麥的共同努力下，即便不是立刻，也出不了幾年就能完成的目標，透過德意志邦聯的改革恐怕還得耗上幾十年——或者根本無法實現。因此，德意志民族運動大多贊同由普魯士主導建立新的帝國。其自由黨派代表十分清楚，在帝國的內部組織方面，他們必須要放棄一些原有的目標。不過被推遲不代表被取消。大多數自由黨人仍堅定不移地認為，如果民族國家先在俾斯麥的幫助下成立了，他們還有機會按照自己的構想對其進行內部改造。

俾斯麥與威廉一世

還有一些原因也導致了德意志民族運動對俾斯麥寄予厚望。在德意志邦聯中，具有足夠實力在短時間內建立一個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可能除了普魯士之外就是奧地利了。不過與哈布斯堡皇朝統治下的奧地利不同，普魯士人民主要講德語，生活在普魯士國土上的少數民族相對只有一小部分。因此，與德意志邦聯相比，在建立民族國家所需要的物質外殼方面，普魯士擁有更好的基礎。一個“大普魯士”、“小德意志”帝國也更適合成為這個物質外殼下的精神基礎，滿足人們在民族共同體中對發展方向和安全感的需求。

也有可能在吸收奧地利德語區的情況下建立一個“大德意志”民族國家。當然，為此奧地利的德語區必須從哈布斯堡帝國中分離出來。然而維也納方面根本沒有這個打算。此外，對其他歐洲列強來說，建立以普魯士為主導的“小德意志”民族國家是可以接受的。包含奧地利在內的“大德意志”帝國則不然。

另類的奧匈帝國

對於歐洲來說，這條方向相反的道路無論如何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德國和奧地利以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形式完成統一，那麼歐洲的均勢就會被打破。相反，如果德意志邦聯將有聯邦化趨勢的奧匈帝國拓展為其成員國，這種情況則不一定會出現。自1815年成立以來，德意志邦聯與歐洲其他國家的交情終歸是不錯的。正是由於它的非一元聯邦性組織架構，它才得以成為歐洲大陸腹地的一大和平要素。隨著帝國內聯邦組織原則進一步擴大，奧匈帝國是有希望拓寬這片和平地帶的。

那麼如此下去不會產生一個多民族的中歐國家邦聯嗎？甚至有可能成為一個全歐國家聯盟的潛在的開始和核心？從這些鴻溝中汲取的經驗教訓是：20世紀歐洲國家的民族化反而撕裂了歐洲大陸。這樣的反事實推想別具吸引力和趣味。對這些鴻溝的認識也再次引發了人們對奧匈帝國的興趣——它是在全世界民族國家風氣日漸盛行的情況下，仍舊堅持多民族大聯邦超過50年的唯一真例項子。

這個唯一的例子出現在19世紀60年代，當時還很年輕的奧皇弗朗茨·約瑟夫將哈布斯堡帝國轉變成了奧地利-匈牙利二元帝國。屬於匈牙利的帝國部分取得了自治權，而奧地利的帝國部分則推行與其統治下的其他民族相似的政策。不過起初轉型並不徹底。原本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年輕奧皇在兒子自殺、妻子“茜茜公主”伊麗莎白遇刺之後，變成了一個脾氣暴躁、憤世嫉俗的老人，改革嘗試也因此擱淺了。1914年，隨著皇儲弗朗茨·費迪南（FranzFerdinand）大公即將接過皇位，一場新的改革運動呼之欲出。弗朗茨·費迪南準備繼續推動奧匈帝國的聯邦化。他計劃在南歐斯拉夫地區建立第三帝國部分，匈牙利帝國部分的各民族則繼續保持自治。最近的研究和論證表明，如果這些改革成功了，哈布斯堡帝國將有可能成為一個具有示範效應的、真正的多民族聯邦。如果弗朗茨·費迪南的計劃順利實施了，帝國境內的所有居民將有可能享有對公共事務的平等參與權，奧匈帝國也可能會因此保持穩定。只是那次遇刺阻礙了這一切的發生。

當然也可能存在一些被忽視的地方。弗朗茨·費迪南對待改革的態度搖擺不定，改革方案一變再變。同時他也並不怎麼願意賦予非德意志民族參與帝國政治生活的同等權利。在他統治下的聯邦化政策更多的立足於“分而治之”的原則。他打算繼續擴大匈牙利帝國部分的自治原則，並對當地非匈牙利民族做出皇位許諾，以此消除布達佩斯成為帝國另一權力中心的可能性。說到底，弗朗茨·費迪南的目的還是要加強哈布斯堡皇朝的統治，而不是要讓出更多的權力，或者說甚至在哈布斯堡皇朝實行民主化和議會制化。

因此可以肯定，作為推行改革政策的皇帝費迪南不久就會像弗朗茨·約瑟夫一樣也對此感到厭煩。後者在19世紀60年代初就已經建立了一個議會。在這個議會中，哈布斯堡皇朝統治下的民族可以為爭取各自的利益而討價還價。不過這場試驗完全走了樣，結果也是災難性的，以至於沒過幾年皇帝就解散了議會。弗朗茨·約瑟夫對自己帝國的前途徹底喪失信心，與其說是因為他兒子和妻子的死，倒不如說是因為在政策改革的這次失利中受了挫折。他在1866年就怏怏不樂地認為，奧地利的氣數已盡，剩下的不外乎是“帶著尊嚴地滅亡”。50年後，他在臨死前這樣說道：“幾十年來我已經意識到，在當今世界中，我們是如此的與眾不同。”

在民族國家越來越風行的歐洲，哈布斯堡皇朝的確可能是個另類。如果說用和平方式建立起的一個國家聯盟可以更好地替代透過戰爭建立起的民族國家，哈布斯堡皇朝卻不是範本。因為一個這樣的國家聯盟必須要平衡不同民族間的矛盾，而不是充分利用這些矛盾來為維持執政王朝的權力服務——1867年為了建立奧匈帝國而犧牲其他民族的利益，這正是弗朗茨·約瑟夫的目的，而弗朗茨·費迪南也打算這麼做。再者，這樣一個國家聯盟在各方面都必須以自願性為基礎。哈布斯堡皇朝卻不是這樣。它的執政精英們絕不會允許諸如義大利的民族運動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獲得立足之地，哪怕是一丁點兒也不行，因為其他民族有可能會受其鼓舞，也起來鬧獨立。由此造成一個奇怪的結果，那就是奧皇弗朗茨·約瑟夫在1866年已經答應拿破崙三世，不論戰爭走向如何都會將威尼斯這塊有爭議的地區割讓給法國，即便如此還是有數千名士兵在威尼斯的戰場上流血犧牲。數以千計的人因此白白送命，僅僅是出於哈布斯堡“帝國利益至上”原則的需要。

正如在以前的俄國和奧斯曼帝國領土上發生的一樣，歐洲民族主義風暴不僅在當時的奧匈帝國疆域內尤為猛烈，近些年來更是表現得特別暴力。這也許並不是偶然。不論是沙皇、土耳其蘇丹還是哈布斯堡皇朝的皇帝，他們都充分利用並激化了民族矛盾。除此之外，他們同樣還透過其他方式，從始至終都剝奪了帝國內部非德意志和非匈牙利民族的民族自決權。

這並不意味著，1990年以來在東歐和中東歐地區爆發的民族主義暴力行為是民族主義“遲到”的表現。在一個後進的現代化程序中，是否可以說這些民族運動的噴發只是空有其表，這種提法本身看起來就有問題。因為在現代歷史學家的眼中，民族主義顯然不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短暫現象。民族時代並不是一片必須穿越的雷區，只有穿過它才能到達一個和平、現代和“後民族主義”的世界，雖然1945年後的西歐被假定已經處在了這樣的世界。事實上，民族主義從來都沒有被越過。即使在那些存在時間最早、最富有傳統的西歐民族國家中，種族的同一性至今仍越來越多地受到人們的質疑。英國的蘇格蘭人和威爾士人，法國的布列塔尼人和奧克人都要求在政治上實現自治，並重新恢復其瀕臨絕種的語言。二戰結束之後，為了設法樹立自己受壓迫民族的形象，西班牙的巴斯克民族主義者不惜發動恐怖襲擊。在北愛爾蘭，對民族自決權的要求甚至引發了持續數十年的血腥內戰。比利時也因為其北部的弗萊芒人和東部的德意志人要求獨立而長期陷入危機。

“奧地利模式”

可以肯定，民族主義現在是，將來也一直是現代國家中的一種常態。這也說明，歐洲一體化存在著明顯的侷限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些狂熱分子開始著手建立“歐洲合眾國”，一次都沒有成功。即便在20世紀後期歐洲一體化熱情持續高漲的德國，民族依舊是人們除了居住地或出生地以外識別彼此的首要特徵。對於歐洲大陸的所有居民來說，民族都是個人身份的一個原始來源。同民族國家和民族思想相比，像歐盟這樣的跨民族聯邦顯然起不到在人口長期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替代已消失的傳統共同體的作用。不過也正是因為如此，民族才得以在今天繼續作為“想象中的共同體”給予人們最強烈的安全感和歸屬感。

19世紀下半葉的情況也是如此。除了建立德意志帝國之外，一定還有別的選擇。只是德意志邦聯進一步發展成一個民族國家並不在選擇之列，因為沒有人真正把它作為頭等大事來對待。而德意志邦聯作為跨民族聯邦存續下去也沒有實現的可能性，因為這種形式無法長期在精神優越性和提供身份識別方面與民族國家匹敵。同樣，讓德意志邦聯按照“奧地利模式”與一個正在聯邦化的哈布斯堡帝國相結合，也是不現實的。

切合實際的可能性只有一種，那就是選擇另一個“奧地利模式”。1866～1871年間，德語區被一分為二，奧地利人因此被排除在了德意志民族的統一程序之外。結果導致奧地利人對民族身份的認同經歷了一個漫長過程。如果當時不將德語區一分為二，而是一分為三呢？那麼奧地利在1866年後發生的事情也可能會在巴伐利亞、符騰堡和巴登發生。實際上，在1815年後的50年當中，南德意志各邦國已經在許許多多方面著手構建自己的國家了。如果這種可能性真的實現了，那麼當今天談到巴伐利亞、符騰堡和巴登時，我們仍然會像當初開始習慣的那樣，理所當然地將它們分別稱為國家——就像我們現在也將面積差不多大小的捷克和奧地利也稱為國家一樣。

然而，1870/1871年爆發的普法戰爭阻斷了這一可能性的發生。在由戰爭形成的氛圍中，此前寧願與普魯士保持距離的南德意志諸國迅速地向俾斯麥打造的北德意志邦聯靠攏。從1871年開始，它們便成為德意志帝國的組成部分，已然被納入帝國的內部建設和改造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