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女性主義者的道路：當阿爾娃·繆達爾遇到西蒙娜·波伏娃

幾年前，偶然在豆瓣上看到有人提到西蒙娜·波伏娃曾經閱讀（或尋找）阿爾娃·繆達爾的《國家與家庭》（Nation and Family）過這本書，我就一直對這事好奇。因為這兩人都是公認的20世紀女性主義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都是20世紀初生人，又都是第一代有機會受到高等教育的女性，但是兩人所走的道路不同，她們之間的相互閱讀定會擦出一些思想的火花。

西蒙娜·波伏娃波伏娃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女性主義哲學家，一生以寫作為生。其代表作《第二性》影響了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婦女。而對阿爾娃·繆達爾，我們可能很陌生。這位瑞典的女性主義社會學家與政治家，1982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是瑞典福利國家的理論和實踐的奠基人之一，一生髮表了大量的著作文章講稿及其書信，因大部分用瑞典語寫就，基本沒有被翻譯成中文，在中文世界就幾乎成了個失蹤的人物。而與本文有關的《國家與家庭》一書是用英文於1941年發表，該書在國際上的影響經久不衰，成為女性主義的經典。［1］

波伏娃在寫作《第二性》之時到底讀沒讀過此書？從中讀到了什麼？這事在中文世界裡難尋蛛絲馬跡。能夠找到一點線索的是，在她那本《美國紀行》中曾經提到，她在美國旅行時懷抱著極大的熱情來閱讀阿爾娃·繆達爾的丈夫岡納·繆達爾的鉅著《美國兩難》，對其對黑人種族問題的分析大加稱讚。波伏娃認為，這本書談的不光是黑人問題，還包括許多美國的其它問題和歐洲的問題。在閱讀過程中，波伏娃開始思考婦女的處境問題，她發現，岡納·繆達爾在該書中丟擲了許多非常有意思的關於黑人與婦女處境的類比，為研究兩性問題提供了思路，因此，波伏娃打定主意要寫一本與《美國兩難》同樣重量級的關於婦女的書，這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第二性》。

但波伏娃當時可能並不清楚，《美國兩難》雖為岡納所著，但此書中包括著阿爾娃的思想蹤跡和理論貢獻。1934年阿爾娃和岡納合著的《人口問題的危機》出版，阿爾娃是主筆，其書的研究路徑為《美國兩難》繼續沿用。而在《美國兩難》的研究寫作過程中，阿爾娃陪伴岡納在美國進行這項大型研究，共同探討研究中的理論和方法問題，難怪波伏娃甚至認為阿爾娃的《國家與家庭》一書也是岡納·繆達爾所著。［2］

至此，波伏娃是否讀過阿爾娃的《國家與家庭》這件事好像也就沒了下文。轉念一想，故事裡的另一個人物阿爾娃是否讀過波伏娃呢？這回，答案是肯定的。在關於阿爾娃的傳記和有關她的生平文章中都有過記載。［3］阿爾娃不但讀過，而且還有過評論。在阿爾娃的女兒西塞拉·伯克（Sissela·Bok）為其寫的傳記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從阿爾娃的青年時代，她就開始大量閱讀女作家的作品和婦女們的傳記，從中汲取思想力量和人生的經驗。後來，她還在臥室床邊專門放了個書架，以便在夜深人靜時閱讀，其中包括女性主義作家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瑞典女王克里斯緹娜、柯倫泰等，她還想著說不定哪天會寫寫這些偉大的女性們，因此讀到有所思時，就會記下幾筆。還有兩位瑞典現代女性主義作家：愛倫·凱（Ellen Key）和依琳·瓦格納（Elin Wagner）的著作也在她的夜讀書架上，儘管在一些問題上阿爾娃與她們的觀點相左，但這並不妨礙她尊重這兩位女作家對婦女問題的關切。［4］

當然，波伏娃的一些著作也在阿爾娃夜讀書架上擺放著。閱讀了波伏娃的自傳第一卷之後，阿爾娃起初自認為她與波伏娃的生活幾乎是完全相同，彷彿是鏡中的同一人。無論是波伏娃的童年生活，還是她為了“我的生活我做主”的爭鬥，與薩特的相遇然後成為共同學習工作一生的伴侶，為思考婦女生活狀況的努力，如此種種阿爾娃也都經歷過。甚至波伏娃與薩特的那些包羅永珍的談話，也讓阿爾娃想起她與岡納的暢聊，好像一切都似曾相識！

後來，阿爾娃還買了波伏娃自傳的第一卷送給她的女兒。1959年，在她擔任瑞典駐印度大使時，在一次橫跨印度的長途跋涉之中，還不忘寫信給她女兒，信中寫道：“你如果想知道我年青時是怎麼想的，受到何種指引，你只需要開啟這本書讀一讀就是了。”［5］可見波伏娃的生活與著述是如何打動了她。

然而，在1961年讀了波伏娃自傳的第二卷之後，阿爾娃開始改變了對波伏娃的看法。這一卷所寫的時間段是1929年到二戰結束，這一時期，波伏娃在尋找自己的自由解放的生活道路，經歷著在生活與思想上的徘徊。如同波伏娃，阿爾娃自己也在這個大時代中有過類似青年知識女性的生活。但這次她對波伏娃開始有了疑惑，她不理解波伏娃為何那麼義無反顧地放棄了個人的自由，以便用薩特的眼光來看世界，看其他的人，甚至他的情人。阿爾娃作為心理學家，開始從專業的角度來解讀這本書，發現它傳遞了一個主動被另一個人所征服的故事。這次，她後退一步再看，發現這個鏡中的波伏娃與自己並不像原來想象的那麼一樣，兩人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同。

阿爾娃·繆達爾後來，在反思自身經歷的回憶錄提綱裡，阿爾娃又盤點了自己與波伏娃區別。她認為波伏娃的童年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不像自己的家庭因生活所迫到處遷移；波伏娃對自己在傳統的女子學校受到的教育很滿意，而阿爾娃經過不斷地反抗才爭取到機會完成高中學業；不像波伏娃，阿爾娃在自己真正的朋友之間不用隱藏其智識的生活。她認為最重要的區別是：波伏娃選擇了不婚不育的生活道路，但說來也很矛盾，因為她的生活和寫作受到薩特的巨大影響，多半時候實際是被控制的，有時是服從的，比阿爾娃更像是一種妻子的角色。回頭再看阿爾娃的生活，她選擇了一條傳統的婦女生活道路，與岡納結婚、生了三個孩子，前半生以岡納的工作為主，沒有固定的職業，跟隨著丈夫東奔西走（前後兩次與岡納去美國訪學做研究，戰後岡納在聯合國任職，舉家遷往日內瓦）。而後半生，直到她47歲時才接受了聯合國科教文組織邀請赴任。自此，阿爾娃以她自己的工作為主，長期與岡納在工作和生活上是分離的（她幾度在聯合國擔任高階職務，後來又擔任瑞典駐印度大使等，常駐國外）。然而，在思想上，阿爾娃從沒有成為岡納的附庸，反過來，她的存在就是岡納的精神支柱和思想的來源。

有一點我們不能忘記，對於波伏娃和阿爾娃這些第一代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女性來說，在生活的道路上既沒有可依照的榜樣，也沒有前進的路標，因此也充滿著驚險、矛盾和機會。起初，阿爾娃所追隨的榜樣也大都是男性，那些當時所見的具有創造力的偉大女性，如南丁格爾、勃朗特姐妹、愛·倫凱等人，基本都是不婚無孩的單身女性。20世紀以來，由於節育技術的發展，婦女們才有機會選擇職業而不必放棄婚姻家庭。而那些同時選擇了職業與家庭的婦女則是當時的先鋒人物，阿爾娃便是先鋒人物之一。然而，在既無書本的指南又無榜樣可循的情況下，阿爾娃對所面臨的的重重困難可以說是毫無準備。供養她自己和丈夫岡納兩個大家庭的經濟負擔自不待言，她也沒想到缺乏資金就無法堅持搞科研（儘管她在社會學、兒童心理學、政治學等方面均有卓越的研究）。另外，生育、流產、長期患病、家庭裡的衝突等等問題，雖然不可避免，但如何將工作與家庭生活整合到一起？阿爾娃自身生活中這些痛苦的經歷，促使她開始思考婦女生活有沒有新的道路可走。

與波伏娃獨自的徘徊不同，阿爾娃所感興趣的是與婦女們如何共享她們的處境。她自青年時期就積極參與婦女運動，在1930年代初，阿爾娃是剛成了的“工作婦女聯合會”的領導，倡導婦女同工同酬；1937年，她幫助成立了“國際職業婦女協會瑞典分會”，並擔任主席；透過該組織的活動，改變了瑞典的公民服務，使在公共領域工作的婦女不再因結婚、懷孕和生育而受到歧視和解僱。她心目中的婦女包括著自己家裡的那些農村婦女、工廠女工、商店店員等。她到處講演，聽眾包括從礦工家屬到監獄裡的女犯人。她感到自己與這些婦女們不斷產生著一種聚合在一起的力量。起初，她總認為自己和岡納在一起就會克服解決那些生活中如懷孕、住房、病痛等問題。後來，她試圖理解不同的婦女是如何處理這些共同的問題，找到哪些是她們工作與生活中最大的阻礙。在這個過程中，阿爾娃看到自身的生活與這些婦女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找到了一條新的道路。這一新的理解又激發出改革的計劃。

對於婦女問題，阿爾娃頭腦清楚且知識淵博。在1930年代擔任瑞典政府關於已婚婦女工作權利報告秘書之時，她就閱讀了無數的關於性別、兩性的區別、性（生理方面）、智力的測量等方面的大部頭文字。這比波伏娃早了很多年（波伏娃在1946年才開始在國家圖書館閱讀別人關於婦女的著述）。［6］阿爾娃在理論上對婦女問題的探討很早就開始了。例如，1934年，她在一個婦女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警惕女性氣質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她以社會科學研究為依據來論證下面的問題：男女之間的“本質”差異並沒有被證實，個人的性格是由環境使然。阿爾娃認為，傳統的女性概念建立在婦女經濟依賴男性的基礎上，然後在精神上灌輸給她們一套“弱者合成物”的東西。她提出，是社會的而不是生理上的不同建構了“性別意識”，它是造成婦女處於弱勢地位的原因。針對當時男人必須是唯一養家餬口的人這一流行觀念，阿爾娃提出疑問：在20世紀這將如何實現？她認為，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現代經濟中，假定這隻有力的臂膀支援著我們，而其實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強壯。婚姻並不能保證經濟上的安全，它不能是婦女生活的“終極目的”。在結論裡，阿爾娃強調，傳統的“女性氣質”無孔不入，以至於我們不知道什麼是“女性心理”。她認為要找到這個“女性心理”，就應該允許婦女“自由地發展自我”。［7］

阿爾娃的這篇論文明確提出“性別意識”是由社會建構的，而不是生理使然的觀點。這一點與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的論斷如出一轍。但她比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年）更早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阿爾娃並沒有就此止步，她順著這個邏輯推理，既然性別意識由社會建構，由此造成婦女的弱勢地位。那麼婦女問題就不是婦女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問題。在1941年出版的《國家與家庭》一書中，阿爾娃在最後一章中專門論述了這一問題，這章的標題為“一個性別：社會問題”，這一個性別就是女性。在這一章裡，她反覆論證“女性這個性別是社會問題，一個女人無論是青年還是老年，不論婚否，不論妻子工作與否，都可能是個問題。”［8］而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

阿爾娃與波伏娃不同的一點是她不但提出問題，而且一直在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對於個體的自由與解放，阿爾娃認為可以透過啟發覺悟、推廣知識等辦法來改變男女公民的生活狀況。但她深知，如果沒有全面廣泛的社會改革來保證每個人都能獲得工作、住房、教育、公費醫療、兒童、老人的護理等，上述的改變是不可能實現的。於是，阿爾娃將婦女問題，提到一個需要宏觀政治來解決的社會問題的高度。阿爾娃的這些思想後來都寫進了她和岡納合著的《人口問題的危機》一書，該書在1934年發表，針對瑞典人口斷崖式的下降，提出全面的改革措施，被譽為瑞典和北歐福利國家的宣言書。

如同許多20世紀早期的女性主義思想家，阿爾娃認識到當代的這些性別規範都是以男性為中心來制定的，在這一點上，阿爾娃及稍後波伏娃的研究發現是一樣的。而阿爾娃的理論貢獻是將婦女和男人的關係呈現在大家面前，將性別問題提到政治的高度，透過社會改革，使現代社會的公共領域不僅適合男性，而且要適合婦女與兒童。在為婦女和兒童開啟公共領域的同時也為男性開啟私人領域。這一點，可能是波伏娃的理論所未能涉及的領域。

註釋：

［1］見閔冬潮“阿爾娃·繆達爾的‘福利國家宣言’：人口危機與社會再生產”載《澎湃新聞》2022-3-27。

［2］見Hirdman， Yvonne， translated by Schenck， Linda，Alve Myrdal： The Passionate M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2008，p398。

［3］見Bok， Sissela（1991），Hirdman， Yvonne（2008），Ekerwald， Hedvig， “Alva Myrdal： Making the Private Public”， inActa Socioloica， 2000， Vol。43， No。4 pp。 343-352。

［4］Bok， SisselaAlva Myrdal， A Daughter’s Memoir， Perseus Publish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1，p。110。

［5］Bok， SisselaAlva Myrdal， A Daughter’s Memoir， Perseus Publish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1，p。110。

［6］見Hirdman， Yvonne， translated by Schenck， Linda，Alve Myrdal： The Passionate M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2008，p。252-253。

［7］Jackson， Walter A，Alva and Gunnar Myrdal in Sweden and America， 1898–1945，Unsparing Hones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1， p。220。

［8］Myrdal， Alva，Nation and Family，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tic Family and Population Policy， M。I。T。Press， USA， 1968。 p。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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