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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對普通民眾價值訴求的彰顯,也深刻影響英國社會的長遠發展

  • 由 鷦明歷史說 發表于 足球
  • 2023-01-17
簡介電影在有效傳達政府戰時目標的同時,也為影業自身的發展帶來轉機,影片對普通民眾價值訴求的彰顯,也深刻影響英國社會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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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經過政府、商業團體以及電影專業人士的共同努力,英國電影業和政府宣傳的困局得以改善。電影在有效傳達政府戰時目標的同時,也為影業自身的發展帶來轉機,影片對普通民眾價值訴求的彰顯,也深刻影響英國社會的長遠發展。

從政治層面來看,戰時電影宣傳實現了政治話語的影像呈現,展示了戰時英國的國家形象,增強了民眾的社會凝聚力。戰時電影宣傳扭轉了戰爭初期民眾對戰爭形勢和戰爭目標缺乏明確認知的不利局面。如影片《雄獅添翼》,讓民眾首次有機會了解戰爭形勢,徹底放棄對法西斯的同情。

影片《太平洋戰爭》運用大量地圖展示戰場形勢,讓觀眾“理解了此前沒有真正理解的東西”。以闡釋“英國為何而戰”的主題影片《魔影襲人來》,反映出戰爭年代人們對愛國主義價值的認知和推崇。該片收穫了1941年的最高票房,彰顯出民眾對政府宣傳主題的認可。戰時電影增進了民眾對國際局勢的瞭解。大批新聞短片介紹了日本對中國的轟炸以及義大利對非洲的侵略,讓每週多達1900萬的觀眾瞭解了國外戰事。

影片對普通民眾價值訴求的彰顯,也深刻影響英國社會的長遠發展

戰時社會調查顯示:電影不僅傳播了新資訊,也讓民眾在生活上更加節儉,鼓勵人們以各種方式參與戰爭事業,增強了國民的愛國情感和安全意識,有助於民眾更清晰地觀察時局。這些戰時影像推動了社會上下形成統一的戰爭目標。1940年底,電影部門和紀錄片運動者認為:“民眾決心完成贏得戰爭的任務,他們需要電影提供實用性資訊以實現戰爭目標,這也體現在民眾和政府部門對電影的巨大需求中。”戰時電影宣傳塑造了英國的國家形象,凝聚了民眾對國家事業的認同。電影史家詹姆斯·查普曼認為,如果意識形態被定義為一個社會或政治有機體背後的理念或信仰,電影則可承擔一定的意識形態功能,它反映或積極促進特定的意識形態。

在政府的推動和電影界的支援下,愛國與奉獻等符合戰時需求的價值被植入影片。英國第一部戰爭宣傳片《雄獅添翼》,用雄獅比喻英國,輿論將之視為“英國精神”和“英國勇氣”的影像呈現。資訊部製作的紀錄片《海灣英國》(1940),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強調英國的島國地位及其優勢,展現了英國在海陸空各條戰線致力於戰爭的國家形象。歷史學家羅斯·麥基賓(RossMcKibbin)指出,戰時電影宣傳使英國建立起符合戰爭事業的價值體系。一些成本較低的電影如《母親萊利偵探》(1943)和《黎明即起》(1943)等,反映了普通民眾在維護秩序和正義方面的作用,塑造了“舉國一致”的國家形象。

影片對普通民眾價值訴求的彰顯,也深刻影響英國社會的長遠發展

隨著影片傳播形態的多元化,“大量的影評、解說和被譯成多國語言的電影傳至海外,揭示了英國的國家形象和人民的勇氣與決心,新聞片、紀錄片和故事片在此方面都發揮了作用”。在敘事手法上,電影商與製片人將普通民眾的工作和生活與民族命運和國家前途勾連起來,如《與祖國同在》和《百萬同胞》等影片,折射出戰爭年代英國的民族形象,凝聚了民眾對國家事業的認同。《泰晤士報》評論認為:“戰爭伊始,所有與塑造輿論和認同有關的人都期望電影能發揮重要作用,這個目標已經實現了,銀幕已成為一種有效的宣傳媒介。”從影業自身發展來看,政府對電影市場的支援推動了影片技術和質量的提高,英國電影業迎來新的發展局面。新技術的應用和政府對電影行業的支援,扭轉了戰爭初期影業發展困局。由於英美在電影方面的合作,加之戰時觀眾對電影的巨大需求,英國電影質量大幅提高。

以《倫敦可以承受》(1941)、《傾聽不列顛》、《戰火已起》(1943)為代表的戰時影片,透過對蒙太奇技術的應用,將英國展現為一組不同的、獨特的片段、影像和遠景的集合,它們共同構成甚至超越為一個共享的社會整體。這些新的電影攝製技術不僅使影片質量得以提高,也獲得政府支援。資訊部電影司表示:“無論何種時長或何種型別的電影,只要是高質量影片,都將獲得政府支援。”英國影片質量及其對受眾的影響更加直觀和深刻,針對戰時英國電影質量的調查顯示:96%的被調查者認為,自1939年以來,英國電影質量獲得顯著提高。

影片對普通民眾價值訴求的彰顯,也深刻影響英國社會的長遠發展

儘管戰爭導致英國電影業生產被打亂,但私人電影公司和政府資助的影片,其質量和水平都獲得較大提高,電影公司仍取得每年製作60部故事片的業績,儘管這只是20世紀30年代年均產量的1/3,但其水平很高。一些著名的電影公司如伊靈製片廠、英國國家電影公司和蘭克公司獲得較大發展,政府資助的紀錄片和故事片等影片的質量也顯著提高。戰時電影滿足了民眾的在戰爭環境下對資訊和休閒娛樂的需求,這也反過來推動了英國電影市場的繁榮。在政府的支援下,以《百萬同胞》和《最後突擊》為代表的現實主義題材的影片受到觀眾歡迎,此類戰時宣傳影片用一種易於理解的形式,向大眾展示了社會生產的本質和戰爭的現實。電影對戰爭年代普通士兵和工人進行現實主義刻畫,民眾的關注點和生活境況都成為戰時影像敘事的一部分。電影從對普通人的認同到政治上認可民眾需求和願望的轉變,迎合了觀眾的喜好。

影片對普通民眾價值訴求的彰顯,也深刻影響英國社會的長遠發展

對格拉斯哥、利明頓和布里斯托三個城市的調查顯示,電影的受歡迎程度遠高於報刊、海報或其他媒介,三地民眾對電影的支援率分別為85%、87。6%和90。2%。1943年的戰時社會調查顯示,英國70%的成年人會去電影院,32%至少每週去電影院一次或更多,看電影成為戰爭年代根深蒂固的社會習慣。觀眾對戰時電影的支援推動了電影產業的繁榮,從1939年到1945年,英國每週觀影人數從1900萬上升到3000萬。在整個戰爭期間,英國電影院的運營規模始終在4600家以上,英國電影的受歡迎程度以及創造力都取得長足進步,二戰時期也被視為英國電影發展史的“黃金時代”。在社會層面,戰時電影宣傳彰顯了普通民眾的價值,其對民眾訴求的關注也深刻影響了戰後英國的社會變革。電影是一定社會思想的藝術呈現,儘管英國的戰時電影宣傳型別多樣,但其也有著共同的主題:英國的戰爭是包括平民和軍人在內的“人民戰爭”(people’swar),為了社會團結和集體的利益,需要克服內部差異。

影片對普通民眾價值訴求的彰顯,也深刻影響英國社會的長遠發展

在宣傳過程中,電影透過多種方式塑造“人民戰爭”的價值目標,彰顯民眾為戰爭做出的努力。如以不列顛之戰為主題的《倫敦可以承受》,記錄了各職業群體如何見證和參與戰爭,反映了“人民戰爭”的精神實質。圍繞英國民眾在戰爭年代的奉獻和犧牲,工人階級的特性及其奉獻成為電影宣傳的重要風格。如1942年上映的《領班去法國》,影片根據作家J。B。普列斯特里的小說攝製,講述了英國工人為粉碎納粹陰謀,去法國修理機械的故事,影片採用紀錄片的攝製手法,深入工廠車間,彰顯出工人階級對國家戰爭事業的認同。在以《百萬同胞》為代表的諸多影響力較大的戰時影片中,工人階的人物特性也得到充分展現。大量非院線影片將民眾的日常生活搬上銀幕,使大後方觀眾的個體經驗得到昇華和放大。這些電影在敘事風格上不再聚焦於某一主角,轉而呈現多元化的人物群像,其敘事結構也不再是嚴格統一的經典模式,而是對多個故事情節的連載,揭示了不同社會群體、階層和地區背景的多元人物特性。因而,普通民眾的價值在戰時影像中得到了多維展示。

英國電影宣傳實現了媒體和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其對民眾訴求的表達也超越了戰時宣傳的範疇,為英國戰後秩序的重塑發出時代的先聲。電影是一種廣受歡迎的媒介,它反映了人們經驗的不斷變化,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激起整個國家的輿論。戰時電影宣傳透過捕捉二戰期間民眾的思想和心理,傳播了這一時期民眾的憂慮。在戰時影像宣傳中,民眾對未來社會的嚮往和訴求也在銀幕上得到展現,他們期待著用先進技術打破階層固化。這種對現代工業社會的期望在諸如《他們進城了》等影片中得到持續體現。在英國不斷取得軍事勝利的背景下,人們的關注點集中到戰後重建,在此背景下,諸多宣傳影片以面向未來的方式,在教育、住房、就業、城市規劃等方面表達公眾訴求,這些主題得到政府的認可,被寫入英國戰後改革的藍本《貝弗裡奇報告》以及1944年的《巴特勒教育法》中。

結語

因此,戰時電影宣傳也在很大程度上啟發並推動著英國戰後的社會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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