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與年歲的時間觀：（二）形成發展，從文字中看時間

上一期我們講到了紀年的方式，據說蒙古族至成吉思汗時，也還是“但見草青，即為一年。”現在我們接著來講。

新石器時代的農耕文明早已發現天象規律與季節迴圈的相關性嗎，二分二至的日晝，月晝都是以自然時間為基礎。

凡是去過雲南怒族、獨龍族、傈僳族和低族地區的人都知道，那裡凡在村寨而從未上過學校的人，一般都不知道自己的年歲。飯族中被認為“有文化”的魔巴（巫師），也不清楚自己的歲數。在一個村寨中，一般只知道誰比誰大，具體歲數說不清。不過，他們的祖先也留下了一些模糊的表示年歲的方法。傈僳族在孩子出生當月。門口栽上一棵樹，樹的年歲即孩子的年歲，只是不知道具體數字。獨龍族是在門口種一棵董棕。董棕是一種麵包樹，三十年成熟。當孩子吃到藍棕粉時就三十歲。再種一棵，再吃奄棕粉時則六十歲。能說吃了幾次縈棕粉，說不清具體多少歲。

在漢族發展的歷史上，也能看到草木紀年的遺蹟。《呂氏春秋·任地》篇說：“今茲美禾，來茲美禾。”注日：“茲，年也。”《春秋公羊傳》桓公十六年說的“負茲”，注云：“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日以茲為年。“古樂府還有“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的詩句，這個“來茲”也是“來年”的意思。

動物紀年，主要以禽獸胎孕為標誌。東漢時，中國北方的烏桓族，“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海南黎族長期“觀鳥獸之產，記春秋之氣”。松花江下游的赫哲人，以捕魚為業，每年見大馬哈魚沿江上游便是一年。一個人年已六十，即說他吃過六十次大馬哈魚。

農業民族的春種秋收。不但反映了自然物象變化的一種週年節律，而且反映了人類生產活動的一種週年節律。根據種種材料，中國漢族把年歲作為一個明確的時間單位，大概是隨著穀物種植而後形成的。《說文》曰：“年，谷孰（熟）。“《春秋毅梁傳》日：“五穀皆熟謂有年”（桓公三年）。“五穀皆大熟謂大有年”（宜公十六年）。《爾雅·釋天》“週日年”，郭璞注云：“取禾一熟。”就是說一年的時間，它所具體指的就是一次穀物的成熟。從甲骨文和金文來看，上面這些解釋是很正確的。

甲骨文和金文“年”字都是“從禾、從人”，即上為禾，下為人。上面這個“禾”字，不是我們今天常說的禾苗之禾，而指垂著穗兒成熟了的穀子。金文中許多“年”字，作者特別把穀穗的碩滿、沉甸都畫出來了，真像人扛著收割了的穀子。漢字“歲”的意思也是“年穀之成”，其原形為收割穀物的一種工具。因為每年收割一次，所以後來借這種工具的形象表示“年”。

據文字學家說，年、歲二字的讀音分別從捻、穗而來。據載，唐代武陵的苗族曾以稻熟為紀年。臺灣鳳山縣高山族也曾以“黍米熟為一年”。藏文“年”字與漢字意義相同，其古老的習俗是麥子熟了過新年。無獨有偶，史前的希臘人“都憑糧食收穫期來計算年份”。他們“用三枝麥撼或三次揮動鐮刀來表示三年”。直到17世紀，佛羅倫薩的農夫還說：“我們已收穫若干次了”，而不說“過了若干年”。

中國的歷法也與與天文脫離不了關係，時間制度的設計並非有意的人為設定，比如非要一年五百天，那就不符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週期性了，但是除了年月日的時間非人為設定外，量化還不得不靠人為設計，特別是小時間單位。而要想像堯帝那樣頒佈天下使用人人皆懂的歷法，必須先有一個人人皆懂曆法的文化現象，亦即，人人皆知天文。事實上也是如此。

年歲的時間觀念，就是這樣在人的實踐中逐漸形成起來的。它的精確化，更需要在反覆實踐中方能完成。

而這告訴我們，人類對時間空間的認識，正如對客觀世界各種事物的認識一樣，無不來自於實踐。原始人採集果實，首先要碰到果子成熟的時間和果樹存在的方位問題。原始人捕獵野獸，也要對野獸出頭的時間和活動的區域有所瞭解。原始人的起居作息，一點都離不開時間空間。正是在這種實踐生活中，人的意識感於外而思於內，逐漸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時空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