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杜甫的“憂天下”

中華傳統文化的家國情懷錶現在一個“憂”字上，憂天下是其核心思想，天下是庶民的天下，憂天下其實就是憂庶民。中國文學史把這一基本點歸結為“人民性”，評價一位有歷史貢獻的作家就是看他作品中的“人民性”。無疑，杜甫就是一位具有人民性的偉大詩人。

杜甫的“憂”表現在他對人民苦難的深切關懷和詩的慟哭，代表作當然是他的《三吏》和《三別》。創作這組詩歌時他正值盛年。公元758年（唐肅宗三年），他47歲，在長安宮中任左拾遺。所謂“拾遺”就是撿拾聖上在決策中的疏忽和遺漏，屬諫議官員。心裡一得意，身居高位的他就寫起華麗的宮廷詩來：“朝罷香菸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美嗎？確實是美！如果這樣寫下去，今天我們就看不到杜甫了。這時“安史之亂”已經爆發了三年，宰相房琯請徵，可是在陳濤斜這個地方打了敗仗，唐肅宗十分生氣，一怒便把房琯罷了相。《舊唐書·杜甫傳》載：“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為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杜甫做了左拾遺應該做的事，卻被攆出了長安城，《三吏》和《三別》就是在去華州上任的路上所見所作。

中國文學真應該感謝這次“驅逐”，它改變了杜甫的人生，也改變了詩歌往現實主義發展的走向。為了平定安史之亂，唐朝廷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先是唐玄宗避亂四川，後是大唐盛世光彩不再。這場戰爭打了八年，直打得男丁殆盡、兵源匱乏。平叛本是一場正義的戰爭，卻演出了人間悲劇。杜甫用他的眼睛捕捉到社會的現實，用他的詩記錄了一段史實。《三吏》如實寫下徵兵的三種官吏的醜惡嘴臉。《新安吏》寫的是新安縣吏徵調“中男”入伍的場景。什麼叫“中男”？按唐制：四歲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一歲為丁，六十歲為老。徵丁應為徵調二十一歲以上的青年入伍，可是這個年齡段的男青年全都徵用完了，戰事的消耗仍然需要兵丁，於是開始徵調少年入伍。新安“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這是戰爭的無奈。接著他寫離別的慘象：“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誰都知道這些少年人一去意味著什麼。《潼關吏》寫的是士卒築城備戰的情景，“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如此雄關險道，為什麼還要加固？三年前唐軍大將哥舒翰鎮守於此，本可憑險據守，唐玄宗好大喜功，強迫他出戰，結果兵敗桃林塞，致使百萬士卒墜入黃河而亡，“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杜甫左拾遺的性格不改，哪裡有漏洞就往哪裡戳，他告訴潼關吏，“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石壕吏》則完全譴責了吏人的嘴臉，“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從一位老婦人的啼哭中，訴說了這樣的故事：這一家的三個兒子從軍戍守，兩個兒子戰死，家中的孫兒尚在乳中，兒媳連一條蔽體的裙子都沒有。在這樣的時候，老翁跳牆逃跑了，只剩下老婦。老婦對那暴叫的府吏說，讓我跟你去吧，我尚能為軍做晨炊。就這樣老婦人被抓去充役了。何等悲傷的離別！

此時杜甫也是朝廷官員，他沒有站在吏員的角度上動員不滿十六歲的少年、年逾古稀的老婦去保衛朝廷，也沒有慷慨激昂地抒發正義之戰的道理。其實他筆鋒一轉就可以寫出那群少年為國出征的氣概，還有那位老婦不顧體衰也要上戰場的豪邁。如果那樣寫就沒有杜甫了，杜詩將平庸地被文學遺忘。

《三別》裡的《新婚別》寫一個新婚少婦還沒有睡暖丈夫的床笫，次日晨丈夫就隨軍出征了。“結髮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垂老別》寫一位垂暮之年的老人，“子孫陣亡盡”，在兵役面前扔了柺杖，不顧“老妻臥路啼”的死別，還是要走向戰場。詩人講的是“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的慘狀。《無家別》寫的是一個剛從戰場上歸來的戍卒，歸家，家卻無存，又被徵調上戰場的故事。

正是在這些控訴中，我們看到了杜甫的家國情懷。豪言壯語無法企及，在真實面前一切歌頌黯然失色，相反，正是這種與人民休慼與共的情懷構成了杜甫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如果以此為由把此景此情解讀為消極主義因素，那就大錯特錯了。恩格斯在致斐·拉薩爾的信中說：主要人物一定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從瑣碎的個人慾望中，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中得來的”。他還說，“我們不應該為了觀念的東西而忘掉現實主義的東西”。這就是從生活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某種概念出發。憂之深，愛之切，沒有深沉的憂，決然喚不起感天動地的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斷腸般的泣訴，這是何等的家國情愫！再看杜甫初登朝堂，得意忘形之際寫下的華麗詞藻，“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微微承委佩，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好色，雪殘鳷鵲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宣政殿退晚朝出左掖》）這是食祿無憂的情懷，雖事朝廷家國，但是，與人民隔得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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