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全面禁教，原因和八爺黨有關，教皇一舉動，乾隆拿傳教士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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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年康熙帝病故。雍正帝上臺後，繼續執行禁教政策，尤其是蘇努案發後，他加重對天主教的處置。

1、雍正禁教緣由——蘇努案

康熙後期，進入了爭奪皇位繼承權的激烈鬥爭。胤禛即位後，為了鞏固自己的皇位，堅決限制、削弱甚至鎮壓各諸王的勢力，其中，八阿哥允禩及九阿哥允禟就是重點打擊物件。

因為允禩、允禟籠絡人心，結黨謀位，早已是胤禛的競爭對手。

因此，胤禛上臺後，逐步將允禩、允禟降為庶人，蘇努也因參與允禩、允禟謀奪皇位而遭到鎮壓。

蘇努一家大多數人又是天主教徒，必然使雍正帝對天主教的處置更加嚴厲，如蘇努第六子勒什亨，因參與角逐儲位，被髮往邊疆。

雍正帝在諭旨中指出：

“勒什亨險邪小人，伊父蘇努系七十之黨，結為生死之交，七十等朋比為奸，搖惑人心，擾亂國是。”

勒什亨被革職，發往西寧。勒什亨是一個天主教徒，到西寧以後，又與其弟烏爾陳和傳教士穆經遠在附近鄉村發展教徒，捐資建造教堂，被人告發，雍正帝大怒，立即召回北京，下獄押禁。

對於此事，陳垣在《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中有詳細論述，他在懋勤殿檔案發現雍正硃批年羹堯密摺中涉及勒什亨和烏爾陳的史料共有三折，年羹堯在第一折中告密說：

“勒世亨（勒什亨）見臣問好，其狂詐之態如故，臣實不解；庫爾臣（烏爾陳）一言不發，滿肚懷疑之狀；西洋人穆近（經）遠，搖尾乞憐之外，無他技也。”

雍正帝在勒世亨旁批雲：

“勉強耳，小人之長態。”在庫爾臣旁批雲：“此人了不得，大可惡者，著實一番心膽的人在此。”在穆近遠旁批雲：“內中此人留心。”

年羹堯的第二折又說：

“勒世亨兄弟二人，不時令家人裝扮，於西大通城外探問閒事，近又買民房十餘間，故意使人聞之，若將終身焉，此其山鬼技倆也。”雍正批雲：“此等技倆，如何逃得出你的範圍，但絲毫不可輕忽。”

其第三折曰：

“貝子允禟近日行事光景，頗知收斂，臣此次路過西大通，未曾見面，蓋自臣參奏之後，恨臣固深，而其上下人等，亦自此始知畏法。臣已留人在彼，凡貝子允禟有何行事之處，臣皆得聞知也。準勒世亨、吳爾慎兩人，接臣十里，其語氣神氣，純乎詐偽而已，臣惟以大義曉之，令其感恩悔過，亦明知有人使其見臣來探口氣也。”

雍正批雲：

“蘇努實國家宗室中之逆賊，真大花面也，其父子之罪，斷不赦他也。”

從以上三折看來，勒世亨兄弟主要是參與謀奪皇位而被充軍邊疆的，他們到西寧後，繼續進行傳教活動，從而受到雍正帝嚴厲的處罰，也更堅定了雍正帝禁教的決心。

後來，雍正帝在接見葡萄牙國使臣買德洛時強調指出：

“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如蘇努之子烏爾陳等，愚昧不法，背祖宗，違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豈不怪乎！”

2、雍正全面禁教

雍正帝不僅禁止宗室信仰天主教，同時也在全國各地禁止傳播天主教。

雍正元年（1723年），福安縣知縣以教士在鄉村修建教堂一事，上書閩浙總督覺羅滿保，要求禁止建立教堂，並將傳教士驅逐出境。

雍正二年，禮部議復浙閩總督覺羅滿保奏疏曰：

“西洋人在各省起蓋天主堂，潛往行教，人心漸被煽惑，毫無裨益。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餘俱安插澳門，應如所請，天主堂改為公所。誤人其教者，嚴行禁飭。”

雍正帝基本上同意禮部意見，下令將傳教士驅逐出境。同年四月，各地的傳教士被押送到廣州後，都集中住在天主堂內，不許他們外出行教，也不許百姓入內，“除有年老殘疾者聽其久住外，餘則不限以年月，遇有各人本國洋船到粵，陸續搭回。此外各府州縣天主堂，盡行改作公所，不許潛往居住。”

羅馬教廷為了改善與清朝的關係，雍正三年，教皇本篤十三世派遣鄂達爾、伊爾方兩位傳教士為特使進貢方物。雍正帝召見他們，並下諭曰：

“教化王地處極遠，特遣使臣賚章陳奏，感先帝之垂恩，祝朕躬之衍慶，周詳懇至，詞意虔恭，披閱之餘，朕心嘉慰。使臣遠來，朕已加禮優待。”

雍正帝雖然熱情接待使臣，並賜以錦緞等物，但對他們提出的弛禁要求，不予理睬。

雍正八年（1730年）二月，福建巡撫劉世明在奏報訪查天主、無為等教時說：

“今臣凜遵皇上諭旨，務令默化潛消，察聞天主教者，其家不奉神佛，並不供祀祖先。歸無為羅教者，闔家男婦老幼俱吃長齋。臣今職為臬司，通傷所屬著落保甲曉諭，及大家小戶，俱令供奉祖先，敬禮神道，除年老男婦願齋者聽，不許闔家大小俱吃長齋，如一月以後，仍不改邪歸正，甲鄰不稟首官司，一體坐罪。現在省城之著有成效，不過再行半年，此等邪教，福建涼可潛消矣。”

雍正帝認為不必限制無為羅教，更不必禁止羅教吃齋，但對不祭祀祖先的天主教，必須徹底根除，民風才能歸於淳厚。

同年五月，浙江總督李衛上奏要求將杭州的天主堂改為天后宮，雍正帝完全同意浙江總督李衛將天主教堂改為天后宮的意見，硃批“甚好”兩字。

雍正十年(1732年)，原被驅逐出境而暫住廣州的傳教士，因在廣州“不守法度，開堂設教”，被限定三日內移住澳門。

當年六月二十七日，廣東總督鄂爾達，會同巡撫楊永斌和觀風整俗史焦祈年聯合釋出公告：

“示諭各處，設有天主堂，向為西洋人居住，後因開堂設教，煽惑愚民，經原任閩浙總督臣覺羅滿保題請，盡著回國。今方玉章等不守法度，開堂設教，日增月盛，甚為貽害地方，合行驅逐，移住澳門，限三日內起身，倘有不遵，務令地方文武嚴拿。”

廣東總督鄂爾達為了執行公告的精神，派遣廣州府會同廣州城守將帶領兵士，催促傳教士起程。七月初二日，終於將廣州城內30多名傳教士全部移赴澳門。

3、乾隆時期的禁教

乾隆繼位以後，同樣實行禁教。

1742年，教皇本篤釋出“自上主聖意”通諭，嚴厲譴責嘉樂的八條修正案，重申嚴禁中國教徒祭祖、祭孔的指令，使教皇與中國皇帝的矛盾更加激化，到乾隆十一年(1746年)，終於在福安發生處死傳教士的流血事件。

福安是福建的主要傳教區，多明我會士白多祿從菲律賓到福建傳教，雍正二年（1724年）被驅逐出境，乾隆三年（1738年）他又潛回福建，在福安大肆活動，發展教徒2千多人，引起福建當局的嚴重不安。

乾隆十一年，福建巡撫周學健逮捕白多祿等14人，解送福州，奏請將主教正法。乾隆帝批准周學健的請求，於第二年四月，將白多祿等人在福州西門外處決。

與此同時，乾隆帝向全國發布諭旨，再次強調禁止天主教傳播。

在康、雍、乾禁教時期，北京雖然還有一批傳教士，但他們主要從事科技和繪畫等工作，而教務活動已一落千丈。

嘉慶十二年（1807年），北京東教堂被火燒燬，不準重修，原住在東堂的傳教士遷居南教堂。嘉慶十六年，北京西教堂的傳教士離京回國，他們到達廣州時，巡撫把他們交給英國商人，英國人願意招待他們住在商館，但宣告無法使他們返回本國。

“由於這些傳教士是義大利城邦的人，它不僅距離大不列顛相當遠，而且實際由另一個國家統治，而這個國家與我們長期交戰，”最後，這幾個傳教士前往馬尼拉，希望經過太平洋和大西洋回國。

自此，在京城的傳教士已銷聲匿跡。傳教士離京不久，西教堂旋即被毀。不久，北教堂也被拆掉，院落屋宇，賤價出售，整個北京城只剩下一個南教堂了。

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欽天監監正高守歉辭職回國，監副畢學源也“因疾致仕，從此，欽天監不復用西洋人。”

第二年畢學源去世，“北京西士，蹤跡遂絕，朝廷即將南堂封沒入官。”

直到鴉片戰爭，帝國主義依靠炮艦開啟中國的門戶，傳教權被列入不平等條約，才出現新的變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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