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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遠征中亞,犧牲幾萬人是為了汗血寶馬?這是漢匈戰爭的分水嶺

  • 由 正史漫談 發表于 棋牌
  • 2022-05-21
簡介而此時的匈奴人,正依靠對西域的掌控逐漸恢復元氣,如果這種形勢持續下去,漢匈戰爭將面臨長期的拉鋸局面,這對於以農耕為主的西漢王朝而言極為不利

西域駿馬為什麼發動戰爭

公元前104-102年,在漢武帝的命令下,西漢王朝勞師動眾、組織了兩次對大宛國的遠征。這次行動投入巨大,調動了十餘萬將士、不計其數的物資,以至於“天下騷動”,最終的結果看似很慘淡:損失了數萬軍人,獲得了幾千匹大宛馬。

鑑於這樣“不堪”的投入產出對比,這次行動在後世爭議很大,有人指責漢武帝為了個人愛好(獲取汗血寶馬)窮兵黷武,可謂窮奢極欲的典型;司馬光稱漢武帝發動這次戰役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大舅哥李廣利封侯,私心太重……

漢武帝真的是利令智昏、遠征大宛真的是愚蠢至極嗎?真理向來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如果把大宛之戰放在歷史大背景下來看,就會發現這一壯舉的真實意義;它還告訴了我們,若沒有武力、實力為支撐,任何外交博弈都將是笑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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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在白登之圍的數十年中,西漢王朝面對匈奴一直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常年以和親、贈禮來維持雙方的和平局面。但即使如此,匈奴人仍舊時不時的南下掠奪,而歷代西漢朝廷對此霸凌卻無能為力,頂多被動發兵抵禦而已。

匈奴為啥如此囂張、西漢為何這般窩囊?這是由雙方的文明模式、所處的具體情況決定的:

在長城之南的漢王朝以農耕文明為主,居住地穩定、收入持續而有規律,若沒有特大規模的自然災害,經濟、生活完全可以自給自足;

長城以北的匈奴則是典型的的草原文明,他們逐水草而牧、居無定所,沒有積蓄,抗擊風險能力極低,一旦面臨雨雪旱等惡劣氣候,物資會迅速匱乏;而他們的首選解決方案,就是南下掠奪富庶的農耕地區。

實際上,這種情況不是古代中國獨有,整個歐亞大陸都是這種格局,在遊牧民族的強悍侵略之下,大量文明被輪番碾碎、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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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數千裡的遼闊邊境,西漢王朝若要有效對抗對方超高機動性的騎兵,必須打造起對等的騎兵隊伍,但當時致力於休養生息、恢復生產的西漢王朝沒有相應的能力。因此,面對來去如風的敵人,西漢的步騎混合部隊只能慢吞吞地尾隨,經常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對方的騎兵席捲而來、絕塵而去。

就在這種憋屈的環境下,西漢朝廷忍辱負重、創造了首個封建盛世——文景之治。而漢武帝劉徹即位後,他手握祖、父留下的雄厚家業,以恢弘的格局、高超的戰略,發起了針對匈奴的國運之戰、民族的命運之戰。

為了對付這個橫亙北方、控弦數十萬的強大敵人,西漢王朝在兩條戰線上拉開了戰鬥:

其一是軍事層面,自公元前133年起,經過馬邑、河南、河西、漠北之戰,漢王朝逐漸由被動變得主動,分步驟奪下了河套地區、河西走廊,併成功直搗匈奴腹地,初步佔據了漢匈之戰的優勢;

其二是外交層面,這項工作開展得更早,當初聽聞“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時,漢武帝就想到了“遠交近攻”、聯合月氏夾擊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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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公元前139年,張騫一行離開長安,往西進入匈奴人掌控的遼闊土地;他們歷經九死一生,雖然未能說動安於現狀的大月氏,但卻成功地掌握了整個西域的基本情況,瞭解到匈奴對西域在經濟、戰略、軍事上的嚴重依賴(收稅以補充匈奴脆弱的遊牧經濟,在軍事上從西邊夾擊漢朝),還獲悉了西域人民對匈奴殘酷剝削壓榨強烈不滿這一情報。

因此,漢武帝君臣隨即制定出了一個宏大的戰略構想:一邊與匈奴正面較量,一邊聯絡西域、幫助他們擺脫匈奴、依附漢朝,以斬斷匈奴人的側翼、壓縮他們的生存空間。

因此,在奪下河西走廊後,漢朝廷不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持續不斷地向西域派出使團;同時還不吝重金,大度地邀請西域諸國使者來到長安,並對他們厚加招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遍觀各倉庫府臧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即想以西漢的富庶吸引西域各國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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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一方式並沒有讓西域各國徹底倒向西漢的懷抱。他們一方面確實仰慕中原的富庶,更不排斥佔西漢的便宜;但畢竟匈奴離自己近、漢朝離自己遠,在現實的利害關係面前,大部分西域國家兩面三刀、說一套做一套,甚至對西漢的使團動起了手。據《史記》記載: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

西域國家估摸著漢朝的軍事投送能力有限,於是故意不為漢朝使者提供水和食物;漢使被逼無奈只好動手搶,雙方大打出手;樓蘭等國甚至仗著匈奴撐腰,悍然發兵劫掠路過的漢人使團,匈奴更是屢屢親自上陣,那些跋山涉水、歷經艱辛的漢使處境極為悲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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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方面受挫,軍事行動也遭遇了瓶頸。與匈奴作戰時,漢軍的最大困難不在戰鬥本身,而是後勤。西漢雖然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實力遠非匈奴可比,但要突進草原對匈奴人進行窮追猛打,軍隊必須要具備一定的規模;但要對上規模的軍隊實現長期有效補給,以那時的運輸能力極難做到。

在打下河套、河西地區後,雙方的作戰模式已經改變:漢軍經常突入匈奴腹地,以求打擊對方的根本。但這些戰事都採取了速戰速決的模式,正是因為擔心後勤無法持續供應。

好在天降霍去病,這位精於長途奔襲戰的軍事天才屢屢成功對匈奴腹地實現精準打擊。但隨著他在公元前117年去世,西漢王朝短期內很難再度發起對匈奴的遠征。

而此時的匈奴人,正依靠對西域的掌控逐漸恢復元氣,如果這種形勢持續下去,漢匈戰爭將面臨長期的拉鋸局面,這對於以農耕為主的西漢王朝而言極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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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無法對匈奴斬草除根的情況下,當務之急就是徹底斷絕對方對西域的控制,削弱其實力。而推動西漢實現這一目標的,正是大宛馬事件。

大宛國處於西域和大月氏之間(今天的烏茲別克境內),當初張騫能夠到達大月氏,多虧了大宛的幫助。據後來張騫回國後的報告,大宛是個善於騎射的農耕國家,以稻、麥為主食,盛產葡萄酒,擁有城鎮70多個、人口幾十萬。該國的頭號特產,就是出汗帶血的駿馬,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汗血寶馬”。

隨後當漢朝與匈奴在西域展開外交爭奪戰期間,大宛鑑於自己毗鄰匈奴、遠離長安上萬裡,於是“畏匈奴於漢使”,對漢朝使者不怎麼客氣。

公元104年,漢武帝對大宛寶馬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派使者車令一行帶著大量錢財前去購買。為了表示誠意,禮物中甚至包含一座巧奪天工的金馬雕塑。

但車令等人抵達大宛貳師城後,卻遭到了對方的果斷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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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宛之所以如此膽兒肥,就是吃準了漢朝不能把自己怎麼樣:中原離自己山長水遠,中間還間隔著廣闊的不毛之地;之前小規模的漢朝使團前來,尚且由於缺水少食經常死亡過半,成規模的軍隊想要對大宛動手,那無異於痴人說夢。

抱著這種有恃無恐的態度,大宛人不僅明確拒絕了車令等人,隨後甚至還聯絡東邊的鬱成國襲殺漢朝使團,將他們的財物洗劫一空。

訊息傳到長安,漢武帝大為震驚。他憤怒的不僅僅是小國對自己的羞辱,更是擔心由此導致的連鎖反應:如果此事不能得到妥善處理,西域各國從此將越發輕視漢朝、順從匈奴,自己在之前的一切經營都將化為泡影。

面對得意洋洋的大宛人,漢武帝決心“知其不可而為之”:大宛人不是以為漢軍鞭長莫及嗎?那我就讓你好生見識下大漢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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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4年,漢武帝任命後宮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率領數萬軍隊西征大宛。

但西漢朝廷對這次遠征的困難預估不足,物資後勤準備得極不充分。李廣利等人歷盡艱辛越過沙漠後,西域沿途的小國普遍採取敵視態度,他們紛紛據守城堡、對漢軍堅壁清野,甚至還劫殺掉隊的小股軍人;漢軍無奈,只能強行攻城,寄希望以此奪得些許補給。就這樣,勉強抵達鬱成的漢軍疲餓交加,慘敗給對方,其後只好狼狽撤回敦煌。

漢武帝對這次失利極為震怒,他派人扼守玉門關,頒佈了一條極為殘酷的軍令:敢於入關的西征將士,一律就地正法。

公元前102年,漢朝廷就此事開會討論,大部分官員建議停止打大宛、集中力量對付匈奴;漢武帝卻力排眾議,他把聲稱“攻宛不便”的鄧光關進了監獄,隨後釋放囚徒、徵集那些平日裡名聲不好的年輕人,連同為數眾多的精銳邊騎,合計共六萬人增派給敦煌的李廣利,此外還有大量自願攜帶裝備從軍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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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上次遠征軍後勤吃虧的教訓,漢武帝這次砸下了血本、從全國徵調物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同時還有大量水工一同前往,以便屆時利用當地的水文地理條件攻打貳師城。

同時,在對匈奴方向,漢武帝調集了更大規模的軍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這是為了吸引匈奴的主力,避免其干擾西征的李廣利大軍。

憑藉漢武帝不計血本的支援,李廣利再次動身。這一次,面對來勢洶洶的漢軍,西域各國無不膽戰心驚,紛紛大開城門勞軍;只有輪臺國負隅頑抗,漢軍破城後進行了一場大屠殺。

自此以後,沿途再也沒有任何國家敢對漢軍不敬。在李廣利大軍的圍攻下,大宛開城求和;漢軍挑選了頂級良馬數十匹、普通馬三千餘匹,扶持親漢的貴族昧蔡為大宛國王位,其後訂立盟約撤軍東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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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賬面上來看,大宛之戰前後歷時三年,西漢王朝付出了損失數萬將士、消耗無數物資的代價,僅僅換取了幾千匹大宛馬。因此,不僅在當時,甚至幾十年後仍有人對此頗有微詞,比如漢元帝時的大文學家劉向就曾如此痛斥:“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

但這只是文人對漢武帝宏圖大略的不理解,實際上,大宛之戰的收穫是極為深遠、難以估量的:

在這之前,西漢的使團動輒被西域小國扣留、劫財滅口;

在這之後,“西域震恐,都遣使來貢獻”。大漢僅僅派出幾個人就能號令西域各國。傅介子可以直接痛罵樓蘭國王,可以在龜茲直接屠殺匈奴使者;常惠僅僅帶著五百人,就能驅使數萬西域軍隊與匈奴對剛。

而隨著西域各國依附漢朝,匈奴逐漸被擠出了這一富庶的地區,經濟、戰略雙雙遭受重大削弱。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下,匈奴內部逐漸分裂、崩潰,靠近邊境地區的部族紛紛向漢王朝投降。到了漢宣帝時期的公元前60年,漢朝派鄭吉設立西域都護府,把這一地區直接納入中原王朝的管轄之下。

而沒過多久,匈奴內部徹底分裂,呼韓邪單于帶著南匈奴向漢朝俯首稱臣;又過了大概20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副都護陳湯調動附屬國軍隊,追殺逃到西域的北匈奴郅支單于(呼韓邪單于的哥哥),將其首級送到長安示眾,徹底斷了匈奴苟延殘喘的希望。“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從此也成了中原王朝強大武力的標誌性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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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西域都護的設立,班固曾感嘆:“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從此以後,西域對中原的向心力已經逐漸成了習慣;而只要中原掌握著西域,北方遊牧政權就很難造成顛覆性的威脅。

這一來之不易的偉大勝利,離不開無數西漢將士、百姓的犧牲,也離不開漢武帝高遠的戰略眼光、堅定的戰略意志。透過看似小題大作的西征,漢武帝成功掌控了西域、限制了匈奴,逐漸把這一曾經空前可怕的敵人逼到死路。

農耕文明與草原文明之間的對抗,曾是人類歷史長久的主題。而漢武帝劉徹以他的雄才大略、深邃視野,為後人展示瞭如何綜合運用國力、軍力、外交等綜合手段,徹底瓦解、摧毀曾經佔據絕對優勢的遊牧政權。如此清晰的戰略意圖、高超的戰爭智慧,放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看也極為卓越,就像西方學者認為的那樣:漢匈戰爭,是首次由農耕文明主動向遊牧文明發起的進攻,並且獲得了勝利。數千年的歷史上,中華文明之所以保持著強盛的生命力,並且不斷吸收、消化周邊部族,靠的正是一代代先輩的智慧與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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