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70年代的丁戊奇荒，是天災也是人禍，清王朝如何走出泥潭

看過電影

《1942》

的都知道，災難引起的糧食短缺，給人們帶來多大的傷害。在中國的近代歷史上，晚清曾經就爆發過一次特大災荒。

這場從1875年就開始，在1877年到1878年達到頂峰的災荒，波及華北諸省，造成1000多萬人餓死，2000多萬流民逃荒

。時值農曆的丁丑年和戊寅年，史稱“

丁戊奇荒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災難

既有自然原因，更有人為加劇

。

旱災頻仍，政府腐敗

19世紀70年代的中後期，當清朝上下都在忙碌著洋務運動時，中國的北方卻在悄然發生著一場災難。從光緒元年開始，也就是公元1875年，華北諸省陷入了嚴重的旱災。

農業社會中，旱澇災害很正常，但是這場旱災彷彿沒有停下來的腳步

。連續的旱災、遲滯的救災，讓這場自然災害發酵，終於在

1877年和1878

年迎來頂峰。

旱災具體從哪裡開始已經無從考究，但是

山西和河南

的災情是最嚴重的。

作為傳統的糧食大省，又時常面臨著黃河決堤的風險，河南在每一次的自然災害中都難以倖免。

如果當時有災荒統計圖，那麼最嚴重的地方是山西、河南，次嚴重的地方則是晉豫的周邊省份——山東、直隸和陝西等地，無法生存的人們只能選擇逃荒，

蘇北、皖北、隴東和川北也成為災區。

一場旱災何以引起如此大的災難？自然災害之外，更多的是人為禍患——

歸根到底是封建王朝的黑暗統治。

首先是普通的農民需要承受太多的賦稅，這其中就有

貪官汙吏的巧取豪奪，橫徵暴斂

。 其次是政府自身財政困難，無力組織起強有效的救援，傳統的施粥之外，更多心思放在防止流民問題上。

即便政府組織起救濟，在已經爛透了的基層，又少不了奸商地主的層層盤剝。

無以為生的百姓，只能轉而向士紳張口，最終換來的就是高利貸纏身，越來越窮的地步

。除此之外，鴉片種植的合法化，讓本該生產糧食的沃土，成為鴉片生長的溫床。

地方各自為政、以鄰為壑的封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災情。

晉豫大飢，餓殍遍野

當西方已經出現工業化，古老的中國還在傳統的農業社會掙扎。

看天吃飯的中國人，本來就時常面臨“吃不飽飯餓肚子”的情況，遇到了罕見的災荒，自然是難以應對

。從1875年的仲春時節開始，北京和河北一帶就出現乾旱的情況。從春天到冬季，一整年的雨水都難解旱情，甚至又蔓延到更多地方。

大旱之年，蝗災四起，從天津到直隸，蝗蟲遮天蔽日，一眼望不到頭。

所到之處寸草不生，把殘存的糧食都給吞噬殆盡。到了夏秋季節，主要河流的汛期到來，飽受災難的土地又面臨汛情。大水過後，旱情持續，農業歉收，減產過半，

“

乏食貧民，所在多有

”。水災只是加劇了災情，大部分受災地方仍以旱災為主。

沒有糧食的災民，又得不到有效救濟，他們只能自謀出路。為了活命，有人選擇背井離鄉，有人卻走上打家劫舍的罪惡道路。

那些攜妻帶兒的人們，甚至為了吃一頓飽飯而賣掉妻女

。等到情況更糟糕的時候，人吃人

的慘劇便發生了。

那些鋌而走險的饑民，也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時任山西巡撫

的

曾國荃，把這次災難

稱為“

二百餘年未有之災

”。最難熬的1878年過去，好不容易捱到了雨水增多，旱情緩解，甘肅又發生了

里氏八級的大地震。

受地震影響的地區，大部分又是剛剛的旱災區，大震之後有大疫，瘟疫和地震加劇了丁戊奇荒。其慘狀是“

末見之悽慘，未聞之悲痛

”。

清廷無力，民間救濟

面對世紀大災難，清朝此時也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一方面是

朝廷確實缺錢

，前二十年忙著剿滅太平天國和北方的捻軍，財政空虛、經濟困難。另一方面是

農業社會的無奈

，沒有現代化的社會救濟，根本無法應對如此慘烈的饑荒。

政府無力，民間崛起，靠著江南士紳和外國傳教士的救援，步履蹣跚的晚清竟然挺了過來。

華北受災，江南救濟，這是丁戊奇荒最特別的地方。為了活命，大批饑民從北方南下，經濟富庶的江南地區，再次成為中華民族的療傷之所。

歷史上，北方只要戰亂，南方就會提供生存的空間。西晉的永嘉之亂如此，盛唐的安史之亂亦如此

。江南地區計程車紳，在丁戊奇荒中扮演著救世主的角色。

除了在本地救災，江南計程車紳還會來到災區，大力

建造粥棚

，進行最基本的人道主義關懷。其實，設立粥棚除了救助災民，還有深層次的功效——

安撫流民

。有飯吃，就減少生亂；沒飯吃，那就造反起兵

。明朝末年的流民問題，最終導致亡國，李自成起義的殷鑑不遠，給清朝敲響了警鐘。

經濟條件有限計程車紳們，也在思考著長久之道。他們幻想著到了冬季給災民發放錢糧，遣送饑民回鄉務農，再一次準備春季的耕種。

但是延續數年的災荒，讓吃飽了的流民又成為新的饑民

。江南士紳之外，

外國教會和傳教士

也扮演著特殊的角色。無論出發點如何，他們確實進行了卓爾有效的救災，英國傳教士

李提摩太

就是其中之一。

後記

丁戊奇荒，以

時間跨度大、受災範圍廣、災民人數多、社會影響大

而留名。當我們悲痛於人間慘狀的同時，卻驚愕地發現，

這場特大災害沒有引起全國性，甚至是區域性的群眾運動

。晚清順利躲過一劫，近代中國也迎來新的變化。

江南士紳們的自發救援、深入災區的跨界救濟，都在展示著中華民族的智慧和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