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劭忞：封建正統觀中崛起的《新元史》

柯劭忞：封建正統觀中崛起的《新元史》

引言

柯劭忞1848-1933，字鳳蓀，號蓼園，山東膠城人。他幼年喪父，隨從母讀。其母深湛國學，柯氏國學基礎，多得力於母教。清光緒十二年1886中進士，曾歷任翰林院編修、侍讀、國子監司業、湖南學政、湖北及貴州提學使、學部左丞、資政院議員、典禮院學士、國史館纂修、京師大學堂經科監督總監和山東宣撫史等職。他在清史館任職期間就開始修撰《新元史》，1920年《新元史》修成。1921年徐世昌頒佈“大總統令”，援《舊唐書》、《舊五代史》例，將《新元史》列入正史，1934年開明書店出版《二十五史》，收入了《新元史》。因《新元史》的問世，柯劭忞被日本東京帝學大國授於文學博士學銜。

一、《新元史》的內容及其特點

《新元史》有本紀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四卷。仿照紀傳體正史體例，與《元史》相比，也有增有刪。在《本紀》中，舊史將太祖以前史事混敘於《太祖本紀》中，體例不純，《新元史》專立《序紀》一卷敘之。改舊元史《順帝紀》為《惠宗紀》，又新補入了《昭宗紀》。《新元史》間有照錄舊史原文之處，

但大部分由柯劭忞自己撰寫，故新、舊二史體裁略有不同，而文字則幾乎全異。

二、《新元史》的史料價值

《新元史》成書較晚，吸取了前人元史著作之長，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1.參照西方史料，補漏正謬

柯氏根據波斯拉斯特和法國多桑等人的著作，對舊史舛訛闕漏處多有補正。

例如在卷首序說中，柯氏據西籍記載了蒙古建國以前的傳說，這部分史料，不僅彌補了舊史所缺，同時也為學者研究蒙古民族的源起和演變提供了可資參照的材料。關於元初經略西域之事，舊史缺略，洪鈞和屠寄補充了這一方面的論述，《新元史》根據西籍記載，參照洪、屠二人的研究成果，將元初經略西域之事分別散紀於《外國列傳》、《速不臺》、《耶律楚材》等傳中。又如在《氏族志》中，柯氏根據拉斯特對蒙古族種的分類法，將蒙古民族分為黑、白、野三塔塔兒，這與錢大昕根據《元秘史》輟錄而成的《氏族表》完全不同。對於西方三大汗，即察合臺、欽察、伊爾的盛衰興亡，舊史全無記載，洪、屠二人也語焉未詳，柯氏能參照西籍，作較詳細的論述。

2.參照《元秘史》補訂舊史。

《元秘史》是研究蒙古初期的珍貴史料，清乾隆三十八年由錢大昕自《永樂大典》中輯出。魏源《元史新編》採用了《元秘史》，但魏著對元初的一些重要歷史人物如博爾忽、赤老溫等人的記載仍有出入。李

文田著《元秘史校注》，使《元秘史》得以通讀，大大方便了學者的利用，後高宗銓又撰《元秘史李注補正》，比李著再進一步，柯氏根據李、高二氏著述，所作博爾忽、赤老溫等元初人物列傳，比起前人最為詳確。

柯氏又新增入與太祖為敵的扎木合、王罕、太陽汗等人的列傳及元初勳臣如者勒密、答阿里臺、亦魯該等二十餘人列傳。

3.參照《經世大典》增補舊史之闕。

《經世大典》為元代重要史料，舊史雖曾參照，但當用而未用者甚多。柯氏對《經世大典》重加審擇，對舊史的《志》類作了大量的補充。

如在《百官志》中，補入覃官、封贈、蔭官、注官、守闕、給假、丁憂等重要內容；在《兵志》中加入括馬等馬政的記載，又加入軍糧一門；在《食貨志》中，輯補鹽、茶、灑醋、市舶課稅及和糴、幹脫、官錢、鈔法的通行等重要經濟資料，又用一卷的篇幅敘述元代海運情況等，這些新增補的內容，對於更全面地瞭解元代典制起了重要的補遺作用。

但《新元史》的缺漏亦非常多。從明初開始，學者對元史的研究經歷了四、五百年，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由於《元史》舛訛疏漏處太多，這個基礎本身有毛病，遂給後人研究帶來許多無法彌補的困難

。所以，有關元史的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之處，柯劭忞《新元史》也不例外。從史料學的角度說，《新元史》缺漏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同為一事，前後屢出。

劉知幾將此作為紀傳史體的一大弊端，《新元史》比較突出。

例如至元三年八月世祖賜高麗國王詔書，《世祖本紀》有載，復見於《高麗傳》和《日本傳》中：《世祖本紀》：“至元三年······八月丁卯，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宏使日本，·····又賜高麗王植璽書曰：“今爾國人趙彝來告，日本與爾國為近鄰，典章文物，有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導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茲事之責，卿宜任之。”

世祖賜高麗王詔書內容重複，文字幾乎毫無二致。此外，如至元十年二月世祖賜緬王詔書，既詳於《世祖本紀》，覆載於《緬傳》中；中統二年世祖置諸路提舉學校官詔書，既載於《世祖本紀》，復詳於《選舉志》。

2.譯音無定，一字數譯。

舊史對元代人名、地名的譯音隨意處置，是為最嚴重的疏漏之一。

《新元史》雖有所注意，但譯音無定的情況仍然嚴重。如黑達達、白達達、野達達或作黑塔塔、白塔塔、野塔塔：

《序紀》：“蒙古衣尚灰暗，故稱黑達達。其本非蒙古而歸於蒙古者，為白達達，野達達，詳《氏族表》。”《氏族表》：“蒙古氏族，······皆為黑塔塔兒。非蒙古人而歸於蒙古者，·皆為白塔塔兒，濃一皆為野塔塔兒。”

又如也客你敦又作也客彌敦；脫黑脫阿又作託黑脫阿；垂河作吹河；忒爾馬塞楞作答裡麻失裡，或作答兒麻失裡，或作答失麻失裡。

這些字形不同，字數相當的譯名，賴譯音相似人或可猜為一字數譯，有些譯名字數譯音均不同，如謨阿圖堪或作莫圖根：《太祖紀》：“十六年···九月，帝親攻八米俺城，皇孫謨阿圖堪中流矢卒。”

《察合臺傳》：“十六年，·····太祖復進攻八米俺，察合臺長子莫圖根中流矢卒。”又如合丹或作合答安，脫古列兒或作土古兒等，使讀者莫明其妙，文無法卒讀。

3.人名、地名、紀年、紀事、世系之誤。

人名之誤，如塔馬察之子，據《序紀》為豁裡察八篾兒幹，《宗室世系表》則為豁裡察八篾兒臺。“幹”、“臺”音異，必有一誤。又如大理酋長，《憲宗紀》為段智興，《世祖紀》則作段興智。地名之誤，太祖與王罕合攻篾八乞，《太祖紀》指為那莫察山，《脫黑脫阿傳》則稱在孟察。紀年之誤，如速不臺征伐篾兒乞，據《太祖紀》事在太祖十二年；《據脫黑脫阿傳》事在太祖十一年。

紀事有誤，如太祖與王罕之聯姻一事，據《太祖紀》，太祖不願嫁女於王罕，王罕不願嫁女於太祖，而據《客烈亦王罕傳》，不願與王罕約婚者為桑昆。

又如扎木合之死，《太祖紀》稱扎為伏誅而亡。《太祖紀》：“乙丑，······是年扎木合至庚努嶺，其家奴五人執之來降。帝曰：“以奴賣主，不忠莫甚焉。”扎木合與五人並伏誅。”

但據《扎木合傳》則有二說：一為自盡，一為送於伊而乞歹。《扎木合傳》：“扎木合部眾盡潰，率左右五人遁入倘魯山。一日，左右炙厚羊而食，扎木合呵之，五人怒，乃縛扎木合致於太祖······”此二說皆與伏誅說不同。世系有誤，如孟古帖木兒，據《宗室世表》為昔班曾孫。《宗室世表太祖諸子世表》：“二世，昔班。六世，孟古帖木兒。”

4.取捨刪改不當。

《藝文志》可徵一代典籍文獻，有條件者均應列於史著。舊元史未列藝文志，錢大昕補撰了《元史藝文志》四卷，魏源採錢大昕在《元史新編》中有專列，柯氏《新元史》卻沒有繼承前人這一成果，不列《藝文志》。或許柯氏於藝文一科未能超出錢大昕，但作為一部完整的史書，即便照錄錢大昕全文也比不列要好得多。又如，舊元史《贍思傳》中，敘其先世雲：“····其先大食國人”，而柯氏《新元史》則改為“其先西域人”。大食為專名，西域為通名，贍思之先世，如苦於無從考其確籍，漫然以廣泛而不確定之西域名之，亦為無計之計。

今舊史既已明示贍思先世為大食國人，柯氏既無證據否認是說，則當遵用舊史之說。

再如，在《釋老傳》中，回教的勃萊奴喀尼皮、魯卜裡克、孟德高奴維、馬可波羅等人的傳記應補也可補但卻未補。

5.史料不注出處。

《新元史》既無發凡起例的說明，也未指明參考了哪些書籍。舊史家撰史對材料選用均有所交代，且柯氏之時代，註明史料出處已很流行，柯氏於此卻付闕如，加以柯氏書中舛訛處本就不少，遂使人不敢大膽引用柯氏《新元史》。

三、柯劭忞的封建正統觀史學思想

柯劭忞生活在清末民初的大變革時代，但他卻沒有跟上時代前進的腳步，思想守舊、落後。特別是《新元史》寫作於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之時，

當時，新舊思想的鬥爭十分激烈，也就是政治上的鬥爭十分激烈，柯劭忞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宣揚舊思想、舊觀念，處處表現出與前進著的時代思潮的悖逆，在政治上是一位舊時代的祭奠者。

1.鼓吹忠君思想。

《忠義列傳·一》雲：“昔宋亡“其降將入朝，世祖召問曰：“汝等何降之？＇易對曰：“賈似道輕侮臣等，故皆無鬥志。”帝曰：“此似道一人之罪，汝主何負焉？””對此柯劭忞感嘆道：“大矣哉！世祖之教忠也。蓋過於遼、金之季遠甚。嗚乎！王者一言之予奪而人心習尚為之轉移，豈不誠然哉！作《忠義傳》。”

元朝統治覆沒於元末農民戰爭的驚濤駭浪中，清朝統治結束於辛亥革命的人民鬥爭中，兩次起義雖性質不同，但用封建陳腐觀念看，都可視為“民叛於下”。

辛亥革命後宣統躲進故宮，以小朝廷與中華民國抗禮，柯劭忞以清朝遺老自居，對中華民國政府所任命之職一概不就，他在《新元史》中詛咒“叛民”，鼓吹為君主盡忠守節，這正是他盡忠清朝的寫照。

2.鼓吹官吏專權。

《循吏列傳》雲：“古者治民之吏事，權一而責任專。縣之事專於令，郡之事專於守，故無所牽制而吏得展其才······

夫既以達魯花赤監吏矣，則吏之權已奪於達魯花赤。

使其賢猶將與吏爭是非可否而牽制其所為，而況懵於治術者乎？····此元之吏治所以日窳而盜賊所以不息歟？”

疊床架屋，冗而不精確是元代官制的一大弊端，在這裡宋代官制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然而，柯劭忞認為更權一無所牽制方得展其才，這個認識立場根本先錯了。

地主階級本性貪婪，清官能有幾人！奸佞之徒權一而責任專，沒有了監察官的牽制，可以肆無忌彈地欺壓百姓，這隻能使吏治更加不好，政治更加黑暗。

中國自漢代設立監察官，歷代大都沿襲，這雖非治本之策，但封建政權離開百姓的供養連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從平緩人民與官吏的矛盾上說，監察官的設立，多少遏制了基層官吏的為非作歹。辛亥革命以後封建專制主義一度回潮，人民更加渴望民主，在此時刻柯氏宣揚官吏專權是與人民的意願相牴觸的。

3. 迷信。

《五行志·上》雲：“太祖十四年夏西征，大雨雪，帝疑之。耶律楚材進曰：“克敵之徵也。”明年冬，震雷，帝又疑之，楚材曰：“西域主將死矣！”已而皆然。”柯氏認為，“天之垂戒，無分於夷夏。夷夏雖殊族姓，又無不知天變之可畏者，或乃疑其附會失實，不抑妄乎！······然考天變以徵人事則豈有外於洪範之大義者哉！”在《新元史》中，柯以大量篇幅記載災異符瑞，迷信色彩極濃厚。

新文化運動發軔以後，圍繞著迷信與反迷信，思想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例如《靈學》雜誌站在迷信的立場，宣揚扶乩卜卦算命，陳獨秀、錢玄同等人先後撰文痛加駁斥。

愈來愈多的人清醒地認識到天人感應的迷信說教確實是牽強附會的虛妄之論。柯氏借修《新元史》嘲笑新思想為虛妄，這與提倡科學的新文化運動是背道而馳的。

4.宣揚陳腐的倫理道德觀念。

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以後，解放婦女，男女平等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人們對壓迫婦女的封建綱常名教深惡痛絕，而柯劭忞卻在《新元史》中專闢《列女傳》，宣揚陳舊的倫理道德觀。

他說：“春秋之義，用夏變夷必自夫婦之倫始。殆謂禮義可以治中國而不可以施之夷狄歟？今為《列女傳》則蒙古色目之族固有以節義顯者，而祥哥不刺公主以皇姑之貴，早不把夫婦之倫提高到“春秋大義”之始的高度，擷取蒙古族中一些陳腐的習俗大加渲染，矛頭正是對著現實的婦女解放思想的。

在《周術忽妻崔氏傳》中，柯氏寫道，周術忽病亡，其妻崔氏“年二幹九，即大慟，誓不更嫁，放散婢僕，躬自紡績，悉以資產遺親舊，有權貴欲娶之，崔自毀其面，不欲生，四十未嘗妄言笑，人比之古烈婦雲。”有一個名叫焦三的死了，其妻易氏對做棺材的木工說：“吾夫遺衣甚多，欲悉置之棺，可大其制。”匠信之，易乃入室自縊，遂合葬之。”《焦三妻易氏傳》夫死守節，為夫殉葬，這在我們今天看來簡直愚不可及，在柯劭忞生活的時代，思想進步的人們也絕不會贊成這種行為。

柯劭忞卻十分欣賞，他在《列女傳》中表彰的幾十位婦女，清一色地都是些貞女烈日，褒貶之中再清楚不過地表明柯劭忞確實是一個滿腦子封建舊倫理的頑固文人。

結語

此外，柯氏在《新元史》中，誣衊農民起義的領袖是“賊”、“盜”、“寇”，表現了他對農民起義的仇視。歷史早已進入了民國，柯氏在《新元史》中卻每喟“史臣曰”等等。綜觀《新元史》，其史學思想之落後與守舊，很少有可取之處，這是我們今天在閱讀《新元史》時必須加以批判和摒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