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膠東半島川滇移民由來考

草角明有什麼作用?

「來源： ｜江西地名研究 ID：jxdmyj2034」

摘要：

明初大規模移民運動的興起，是在元末長期戰亂、群雄割據紛爭的背景下拉開序幕的。人口密集區的移民向人口稀疏區自發流動，往往不易察覺其遷徙的緣由，但強制性移民則不同，尤其是跨區域遠距離的移民遷徙，離開了明朝政府的組織推動是難以辦到的。川滇遷民遠徙膠東半島，不是自發移民，而是朱元璋為消除反側勢力，將四川地區明玉珍政權的支持者遷往異鄉的戰略佈局。在當地民眾中廣為流行的關於自己祖先遷自“鐵碓臼”的傳說，正是當年這一專制主義制度的產物。

關鍵詞：

明初；膠東半島；四川；雲南；移民傳說

明初膠東半島在移民來源上的多樣性，與整個北方地區別無二致。其顯著特點唯在膠東半島有一些地方，則稱其祖先來自遙遠的西南邊陲地區——四川或雲南。與北方地區人們普遍將山西“大槐樹”作為祖先的來源地不一樣，膠東半島四川移民則將原鄉歸結為一個很難理解的小地方——“鐵碓臼”。這一現象反映出膠東半島在移民源流上，與北方其他地區是各有所本的，這應是中國移民史上又一個值得關注的研究個案。

膠東半島明初川滇移民問題的特殊性還在於，遷出地與遷入地之間相距數千公里，一個偏處西南邊陲，一個遠在山東半島東北部海灣，二者為何聯絡在一起？最早關注這一問題的民國地方誌編者，在解釋明初“雲南遷民”由來時，提出“山後徙民”說，強調華北地區是其遷出地，無形中強化了移民的經濟性質和自發遷徙特徵，自然淡化了明政府組織下強制性跨區移民的本質屬性。近年來學者力主明初政府強制性移民說，相繼提出了膠東半島移民多為衛所軍人遣戍調防、軍戶屯田、罪徒流徙遷入的觀點。諸說雖然近理，但對明政府為何要勞師費神地從川滇輸出軍衛和流徒的動機問題，仍未作出實質性的回答。

明初大規模移民運動的興起，是在元末長期戰亂、群雄割據紛爭的背景下拉開序幕的。朱元璋為應對錯綜複雜的局勢，採取鐵腕措施，以雷霆萬鈞之力強制推行人口移徙政策，在洪武朝掀起了席捲全國的移民浪潮。人口密集區的移民向人口稀疏區自發流動，往往不易察覺其遷徙的緣由，但強制性移民則不同，尤其是跨區域遠距離的移民遷徙，離開了明朝政府的組織推動是難以辦到的。明朝政府之所以要遠徙川滇移民到膠東半島，必定事出有因。如何從歷史深處將這個“因”——外遷川滇移民的內在必然性挖掘出來，這是破題的關鍵之所在。

本文以明初移徙政策的產生與實踐為主線，從四川移民源頭切入，圍繞明朝國家大政方針與移民遷出地關係中的相關問題開展討論，通過歷史文獻考證，鉤沉索隱、歷史拼圖，認為眾多川滇遷民遠徙膠東半島，不是自發移民，而是朱元璋為消除反側勢力，將四川地區明玉珍政權的支持者遷往異鄉的戰略佈局。偏處西南的川滇遷民分屬四川、雲南兩省，但卻是在明朝政府的精心組織下，於同一時間——明初，因同一事由——剷除明氏政權在四川的殘餘勢力，一起被遷至膠東半島的。這一跨區域移徙行動是洪武朝移民政策繼續的表現，它深刻反映著明代專制主義制度的本質。民間文獻中的“洪武二年”，實際上就是“洪武初”或明初的泛稱。在當地民眾中廣為流行的關於自己祖先遷自“鐵碓臼”的傳說，正是當年這一專制主義制度的產物。透過這一個案的解剖，不僅有助於加深對國家制度對明代移民史研究重要性的認識，有助於加深對移民歷史與移民傳說關聯性的理解，而且這也是移民史研究活力與價值的一種展示。

一、強制移民的高峰時期

在我國古代歷史上，每當新舊政權交替之際，新政權統治者為鞏固其軍事、政治成果，通常會採取強制性的人口遷移行動，以達到剷除舊勢力根基、消弭反側隱患的目的。移民史學界將這種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遷移行為，稱為“政治性的或控制性的”移民。臺灣學者徐泓依據《明史稿·食貨志》關於“朝廷所移民曰移徙”的解釋，將發生在明朝歷史上的“移徙”行動，定義為“在政府策劃下的強制性的國內移民”。強制性移民是貫穿於洪武朝的一項基本國策，史稱“太祖時徙民最多”，移民數量之多、規模之大、次數之頻繁堪稱罕見。可以說洪武之世是中國歷史上繼秦皇、漢高之後，又一個強制性跨區移民達到巔峰的時期。

朱元璋在完成統一大業的過程中所進行的移民，主要是以服務軍事佔領為目的，洪武初期的多次移民行動均發生在軍事征伐並取得勝利之後。當新政權統治確立之後，他同時又將人口遷徙與醫治戰爭創傷、復興社會經濟結合起來進行考量。這樣，隨著朱元璋征戰南北軍事活動的依次推進，在不同區域內所開展的移徙活動，其側重點自然各不相同。

太祖霸業之興，始於陳友諒大漢政權之亡。

在元末群雄中，雄踞江、漢的陳友諒號稱擁兵60萬，素以“地險而兵強”著稱。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一舉殲滅陳友諒及其主力之後，接著又出兵攻取武昌，消滅了大漢政權。至此，“其所據湖南北、江西諸郡皆降於大明”。大漢政權雖亡而根基猶在，其眾多散兵遊勇令人生憚。針對東南用兵在即，擴充軍力刻不容緩，為此朱元璋早就制定了“降其兵”“為我用”的方針。八月，朱元璋命左相國徐達率師巡行荊湖等處，諭之曰：“今武昌既平，湖南列郡相繼款附。然其間多陳氏部曲，觀望自疑，亦有山寨遺孽憑恃險阻，聚眾殃民。今命爾按行其地，當撫輯招徠，俾各安生業。或有恃險為盜者，即以兵除之，毋遺民患也。”十一月，朱元璋在處置陳友諒舊部降而復叛事件時，下令“盡殺所縛卒”，並“籍其散卒三千七百餘人分置撫州部伍中”。此舉意在分化瓦解大漢殘餘勢力，同時藉以充實壯大自己的軍力。洪武開國後，“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從“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己責”的記錄推測，這次針對“陳氏散卒”的收取行動，似有指名定役、按丁攤派徭役之嫌。明代徭役之徵，旨在“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而此刻明政府卻專以“陳氏散卒”作為僉派徭役物件，其意在假借名目以行懲罰之實。

繼平定湖廣、江西之後，朱元璋又取得了掃平東南的軍事勝利。

隨即他又將懲處“陳氏部曲”的經驗推廣至江浙地區。吳元年（1367）九月朱元璋克平江，執張士誠。十月即將一部分張氏部將、故元官吏以及支援張氏集團的地方富豪徙往濠州。十一月攻下方國珍的根據地慶元后，又徙方國珍所署官吏居濠州。由於雄厚的財力是張士誠、方國珍賴以長期割據江浙地區的基礎，為了剷除諸豪強的統治根基，朱元璋將打擊的重點指向江南富豪，下令將其移徙至有重兵把守的鳳陽居住。此舉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其東山再起，當然也不排除藉助富民落戶當地，確保穩定的稅源，使鳳陽經濟迅速得到恢復。

北伐中原，直搗燕京，廓清元室，是朱元璋一統天下的最終目標。

在北定中原的過程中，朱元璋又將針對群雄餘孽的移徙政策推廣運用。鑑於北方地區是蒙古統治的腹心，舊勢力基礎雄厚，盤根錯節，非用強力剷除不可。為此朱元璋釋出詔諭告誡前方將官說：“若留諸降將，列舊地，所謂養虎遺患也。”他根據“漢光武命馮異平三輔營堡”的歷史經驗，強調對待降者必須堅持：“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璧無使復聚。”洪武元年（1368）六月明軍攻克大都。八月朱元璋“命徵元故官送至京師”。九月又“命徙北平在城兵民於汴梁”。次年十二月再遷北口子的蒙古降民於臨清、東昌等地。朱元璋對於這批邊地蒙古降民特別在意，專門制定了安置原則：“驍勇可用者”徵調為兵，“月給米贍之”；其餘的人，“悉處之臨清、東昌之地，令其失所耀。”可見推行跨區移徙、異地安置政策，不失為明初政府為杜絕反側隱患而一貫堅持的重要方針。

其後，鑑於全國局勢日臻穩定，消除群雄舊部和故元敵對勢力反側隱患的任務基本告一段落，透過移民政策來調整人口與土地的分配，以促進地區經濟復興和京師繁榮的問題顯得尤為迫切，於是，除尚待平定的川滇地區外，在全國其餘地區，經濟性移民遂成為主流，及至成祖之世，“移徙者鮮矣”。

二、對明氏殘餘勢力的處置

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遣將分水陸兩路徵蜀。六月湯和軍自夔州抵重慶，夏後主明昇母子詣軍門降，宣告大夏政權滅亡。七月傅友德兵圍成都，夏丞相戴壽率其部投降，傅友德“按兵入自東門，得士馬三萬”。八月蜀地悉平。

明朝接管四川后，為儘快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建立和穩定新的統治秩序，推行了雙管齊下的移民政策：一方面，從經濟上著眼，為填實四川的空虛局面，決定從湖廣遷入大量勞動人口；另一方面，從政治上發力，為剷除舊政權根基，著手將殘存的明氏舊部勢力遷離出去。關於前者，有明人撰寫的《招民榜文示》為證：“迨我國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實富、榮二邑。”關於後者，即有關移徙明氏殘餘勢力的史事，由於種種原因湮沒無聞，為此頗有發覆之必要。

伴隨著大夏政權的解體，一支原來由其掌控的約有20萬人數的軍隊，除部分歸降明朝外，其餘大部淪為亂兵潰卒，散處於民間。為了加強對四川的威攝控制，明朝首先在成都府治南六里建置了四川境內第一個衛所——成都前衛。接著，朱元璋又向駐兵保寧的傅友德、駐兵重慶的湯和頒佈敕令：“各遣人招輯番漢人民及明氏潰亡士卒，來歸者眾。因籍其丁壯，置各衛以分隸之。”洪武五年，“兵部主事彭恭，瀘州守禦指揮彭萬里，收集四川明氏舊校卒二千六百六十人為軍”。洪武六年，“指揮萬億招集四川舊將士四千七百五十六人至京師”。洪武十一年，再“遣四川都指揮使司收集明氏故將校為兵，凡六千五百餘人”。收集起來的潰卒人數尚且如此之多，散落在民間的潰卒數量肯定遠遠超過於此。

按照明初軍制規定，各衛所軍士的來源或是從徵而來，或是徵集而至，或是由投降的群雄和故元將士所組成，他們的駐防事實上構成了一次規模龐大的移民。被編入衛的明氏潰卒，隨著衛所駐防變動，其後相繼被移徙至全國各地。洪武六年由萬億招集的一支為數4756名的“四川舊將士”，被髮戍到了京師。洪武十年朝廷有令：“遣神策衛鎮撫餘忠往四川招集明氏故將丁氏校卒。”其所徵得計程車卒自當編入南京神策衛軍營充役。而配稱為“故將丁氏”的大夏將領，非“偽夏平章丁世貞”莫屬。長期駐守大夏川西北邊境的丁世貞，在敗退梓潼廟夜宿時，“為帳下小校所殺”。舊部瓦解後，潰卒散處民間，遂成為明朝重點收集的物件。御史大夫丁玉在收編了這支潰卒後，隨即奉命“出境”，參與“西征”。這支丁氏舊部的足跡隨後遠及山、陝，乃至甘肅敦煌。

在收編明氏散卒的同時，“偽夏故官”留下的一批莊田及其服役的莊戶等待明初政府處理。朱元璋於洪武五年批准戶部所奏：“其偽夏故官佔為莊戶者凡二萬三千餘戶，宜令戶滿三丁者籤一軍，其不及者為民。”此舉有效地消化利用了大夏政權所留下的遺產，有助於將其轉化為明朝兵源、財源之資。被簽入軍的明氏莊丁，同收編入衛的大夏散卒一樣，最終難逃遠徙外鄉的命運。

根據北定中原期間形成的對降官必須處於“我官屬之間”、“可無後患”的原則，朱元璋對於歸降的大夏右丞劉仁等舊臣作了異地安置處理，授劉仁為應天府尹，其餘“授職有差”。因堅持抵抗被執的大夏平章吳友仁，被械至南京誅殺，跟隨他的“其餘將校”，即令“發戍徐州”。隨後又對大夏權臣戴壽進行了處置。洪武五年正月朱元璋在詔諭雲南時論及戴壽之罪：“戴壽等憑恃險隘，扼絕中道，政使朕意不達爾土。”不久，戴壽即蹊蹺死於夔峽。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戴壽遇難的長江水域，碰巧又在明開國將領廖永忠管轄之內。而廖永忠早年就有過“沉韓林兒於瓜步”的“不義”之舉。戴壽與韓林兒之相繼死於沉船，疑竇重重，其後果頗值得深究。大宋紅巾軍領袖韓林兒的消失，使朱元璋刷清了與龍鳳政權的關係，從此文書上的龍鳳史料，被銷燬得一乾二淨。大夏權臣戴壽的消失，則使亡夏政權在四川的殘餘勢力失去了凝聚核心，這樣的結局當然是明朝統治者所樂於見到的。

在追究戴壽罪責不久，朱元璋繼又將明昇遠徙到了高麗。“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鼓惑，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釁隙無，自生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麗。”貶居南京的明昇，因“言語小過”再次被遠徙，這一事件顯然不是孤立的。透過“小人鼓惑”與“釁隙”等字眼，可以窺見在“小人”背後或許有某種勢力在暗中活動。為了防止四川境內的明氏政權殘餘勢力東山再起，朱元璋斷然決定將明昇遠徙至異國他鄉。

三、明氏宮人“皆乘時為亂”

明朝接管四川后，社會上表面風平浪靜，但是一股與新政權相對抗的暗流卻一直在民間湧動。當地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秘密會社組織的發展，為地下反抗力量的蓄積準備了必要的土壤和溫床。四川本來就是一個民間宗教信仰較為濃厚的區域，自元代以來，白蓮教在四川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明玉珍在重慶建立大夏政權，專奉彌勒為“國教”，更在民間播撒了白蓮教的種子。在大夏政權覆滅之後，一些對新政權感到失望的人，出於對明玉珍政權的懷念，開始用宗教形式來表達他們的不滿與訴求。早在洪武六年，重慶就發生了“妖賊王元保”造反的事件。經過短短几年的沉澱醞釀，一場以宗教為旗號的反明活動終於在四川爆發。

洪武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在成都府嘉定州眉縣爆發了“四川妖人彭普貴為亂”事件。由彭普貴領導的這次反明活動，一開始就“誘眾作亂，劫掠居民，轉攻州縣”。眉縣知縣顧師勝率兵前往鎮壓，反被造反者所殺。嘉定、忠州等州郡的“土民”受到鼓舞，紛紛起來響應，“乘隙為亂，燔掠城池，勢甚猖獗”。明廷遣四川都指揮音亮征剿，亦多次被打敗。這次事件震動全蜀，波及川南嘉定，川北廣安、川東的重慶、忠州等十四個州縣。至七月二十二日，歷時三個多月的反明活動終於被鎮壓下去了。

這次事件一開始就表現出與明政權勢不兩立的姿態，根源在於組織者彭普貴具有元末紅巾軍的背景。元末徐壽輝部起義軍將士多依白蓮教的規定，以“普”字命名。與白蓮教關係密切的彭普貴，以“妖言”作為輿論工具，組織發動當地百姓造反。就在彭普貴起兵的前後，在全國範圍內還發生了多起彌勒教造反事件。例如：在湖廣蘄州有王玉二“聚眾燒香謀為亂”，在羅田有王佛兒“自稱彌勒佛降生，傳寫佛號惑人，欲聚眾為亂”，在四川“廣安州山民有稱彌勒佛者，集眾惑人”事件，在福建有僧人彭玉琳“行腳至新淦，自號彌勒佛祖，燒香聚眾，作白蓮會……稱晉王偽號，置官屬，建元天定”的事件，等等。其中，在蘄州燒香為亂的王玉二，其真實身份即系“陳友諒餘孽”。受此內外形勢的鼓舞，隱匿民間的明氏政權人士自然不會無動於衷。朱元璋的一通敕書證實：“即今四川土人以妖惑眾而起，延及舊日明氏偽宮人等，皆乘時為亂。”“舊歲命爾西征，以今觀之，非人事必然，甚有天意以相四川……若非命爾率丁氏舊日土兵出境，其四川之禍又非淺淺。若丁氏土兵未出境上（土），聞妖作亂，乘時蜂起，以四川各衛並都司官機謀調遣，甚有不足，安能止妖遏耶！”

與官修史書記述之簡略形成鮮明對比，儲存在四川民間文獻中的相關史料，則為了解這一事件提供了許多生動素材。如曹氏在洪武四年隨湯和從徵西蜀後，因“洪武十二年，巴蜀鹽匪滋擾，勢頗猖獗”，又奉命重返四川，“督兵進剿”。表明鹽場灶戶在這次造反中充當了主力。“明昇初降”後，大夏政權在川南地區的影響猶在，“敘、瀘士大夫慕進士劉楨之風（楨，瀘州人，明玉珍謀主），志功名，尚風節。”明玉珍的女婿吳正常，本是大夏平章吳友仁的族屬。在吳友仁被執之後，“以川南寧靜，遂挈其子仲富避兵井研，居焉”。在川東地區長壽縣，有楊氏後裔自稱明玉珍的姨弟，立志“招兵買馬，積草屯糧，以圖恢復”。後舉兵反抗明朝，與明軍“往復數十戰”，最終被明朝招撫。

聯絡到洪武定鼎前後朱元璋對於群雄餘孽和故元殘餘勢力的一貫處置措施，推測在平息彭普貴造反事件之後，在四川當會掀起新一輪移徙高潮。其移徙物件，除有先前收編的“潰卒”外，還有降而復叛的“叛軍餘孽”。

四、四川移民的原籍分佈

膠東半島中傳稱先世遷自明初四川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以萊州府掖縣為中心，包括萊州府的昌邑、濰縣與登州府的招遠、萊西在內的地區。萊州府有大量四川移民聚居，早在明代中後期的文獻中即有所記述。萊州人呂時望撰文稱：“念掖人來四川者十有八九，惟我呂氏系東萊故家。”根據呂氏世系推算，八世祖呂孔良為明萬曆乙酉（1585）舉人，七世祖呂時望撰寫此文的時間當在嘉靖或隆慶之間。這可能是目前所見到的最早追溯四川移民祖籍來源的文字。此時距洪武大移民結束的時代不過一兩百年，所述內容應該是可信的。民國年間《掖縣誌》編者在調查當地方言風俗時也證實：“查掖民多遷自蜀，故沿其舊音。”如果沒有明初以來眾多四川移民的遷入，萊州境內斷不會形成沿用蜀地“舊音”的現象。

遷入萊州的四川移民，有一多半來自成都府。

出身於萊州望族的毛贄，在乾隆十年（1745）私修的地方史志《識小錄》中，追溯本地族姓源流雲：“掖自金元兵燹後，土著者少……餘多成都人，永樂間所遷徙之小民也。”在民國萊州地方誌中，也儲存了不少家族始祖於明初遷自成都的記錄。如杜氏“明初由蜀遷萊，世居掖西，聚族為村”。趙氏“其先四川成都人，永樂時徙……各別為族者，皆於明徙”。濰縣“考、李、徐、莊、梁、齊、劉、魏諸姓氏始祖，於明初由四川成都府遷居濰縣”。

除成都府外，還有祖籍來自成都府轄縣的，如成都、華陽、新都、郫縣、廣漢、金堂、內江、資陽；也有來自成都府屬州轄縣的，如綿竹、德陽。更有來自成都府以外各縣的：如川西片區的雅安，川北片區的梓潼、嶽池、射洪，川南片區的永寧、夾江、南溪、峨眉、瀘州、隆昌，川東片區的豐都、奉節等。

膠東四川移民的祖籍來源地主要集中於成都府，集中於盆地西部地區。

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川西地區，歷來是四川人口密度較高、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在明氏父子的苦心經營下，川西地區以其雄厚兵源和經濟基礎，成為了支撐大夏政權的重要基地。亡夏之後，駐守成都的三萬士馬投降明朝，最後集聚於此區。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明朝有必要在此區大力推行強制移徙的措施，因此來自成都府的移徙物件必然多於其他地區。

川北片區是成都平原的外圍地區，它扼守著通往成都平原的險關要道。在明軍平蜀過程中，大夏軍隊憑藉此區的險要地勢，與明軍激戰於階州、文州等城，使明軍損兵折將，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戰事結束之後，當戰勝者採取政治性移民手段對同情、支援明氏政權的百姓進行清算時，移徙物件多出自本區應該也是合乎情理的。

川南片區是元、大夏、明初湖廣移民的疊壓匯聚之區。早在元代中後期，便有大量湖廣等地百姓，利用鄰近巴蜀的地理優勢，源源不斷地進入此區，由此也首開了楚人遷川的先河。元末明玉珍溯江西進，建立大夏政權，定都重慶，明氏部眾及其家屬鄉鄰入川往依，大多聚居此區。亡夏後，明氏潰卒四處潰逃，他們既不能返回原籍湖廣，而能夠為之提供安身立命的地方，也只有僻處西南一隅的川南地區。彭普貴正是憑藉這一社會基礎，在此區積蓄力量，發動反明活動。事定之後，明朝為剷除舊勢力復辟的溫床與土壤，必然將此區作為清洗的重點。

值得注意的是，膠東半島四川移民很少有遷自川東地區者。川東地區之所以沒有成為明初向外輸出移民之地，與明朝滅夏之初四川力量對比，以及朱元璋在四川的部署有密切關聯。亡夏之初，由於明昇母子的歸降，使得大夏官吏將士盡歸明朝，明朝幾乎將大夏舊政權的政治、軍事核心力量一網打盡。接著，朱元璋又在重慶設定守衛千戶所，並將一批跟隨湯和入蜀的外省籍的明軍將士留鎮重慶，就地安置，以增強大明政權的統治基礎。這樣，在萊州村落的移民分佈中，少有川東移民來此建村。

五、遠征雲南的歷史機緣

膠東半島四川移民的原籍分佈，驗證了這一區域的移民來源地與明氏殘餘勢力之間存在著某種關聯性；而在當地居民中廣泛流傳的有關其先世遷自雲南、“小云南”與“烏撒衛”的說，也為探討其與明氏政權的關聯性提供了直接的線索。

大夏軍在元末確曾有過遠征雲南之舉。天統二年（1364）正月明玉珍在重慶稱帝，二月遣部將萬勝領兵遠征雲南。由萬勝所領之軍，號稱三萬，兵分三路：萬勝由界首入，鄒興由建昌入，指揮李由寧番入。三月萬勝軍兵至雲南金馬山，趁虛而入，攻陷中慶城，元梁王與雲南行省官員棄城奔威楚，諸部悉亂。四月萬勝孤軍深入大理，在大理國總管段氏與梁王的聯合攻擊下，大夏軍連遭失敗。在孤軍深懸、寡不敵眾的形勢下，萬勝乃不得不引兵撤退而回。

在這三路大軍之中，萬勝所率中軍是主力。萬勝出兵的界首，在元代屬永寧路管轄，毗鄰烏蒙山區。生活在烏蒙山區的彝族烏蒙、亦奚不薛、烏撒諸部與永寧山水相連，雄挫部與他們“姻親相結，滋蔓力強”。明玉珍的大夏國在今敘永縣東城設立永寧鎮邊都元帥府，對川、滇、黔邊境地區少數民族極盡拉攏爭取之能事。當中路軍出征雲南途經此區時，得到了當地諸部“蠻酋”的全力配合和支援。大夏部將鄒興撰寫呈進明玉珍的《奏表》證實：“初臨烏撒，蠻酋納款以供輸；繼次馬隆（別本作“烏隆”），敵眾望風而奔潰。遂由驛路，直入滇池。”可見在萬勝軍穿越烏蒙山區進趨雲南的途中，諸凡通道、安營、糧秣之需，滇、黔少數民族諸部無不施以援手。

大夏兵從雲南敗歸四川之時，帶回了產自雲南的各種戰利品。其中包括大象和良馬。萬勝在取得入滇首勝之後，“即遣侍中楊源表聞，獲其象以獻”。除大象之外，萬勝還帶回了得自“羅鬼國”養龍坑的白馬。除各種戰利品外，萬勝理當還從雲南帶回了徵自烏撒諸部的眾多士卒。

戴壽是繼萬勝之後，成為大夏軍隊的執掌者。在明軍滅夏的關鍵時刻，由萬勝統帥的這支少數民族部隊被部署到了西蜀最前線。堅守成都的大夏軍隊為了抵禦明軍傅友德部，曾經使用了一種罕見的戰法：“以象戴甲士，列於陣前。”由此推知，在戴壽執掌的成都軍營中，肯定收編有來自雲南的少數民族士卒。其後，當戴壽挈成都城投降，由其統領的“士馬三萬”歸於明軍時，這批雲南少數民族士卒自然回不了故鄉。再後來，當戴壽被朱元璋論罪處置、蹊蹺死於夔峽之後，作為戴壽舊部的降卒理當隨同明氏餘孽一道被遣散處置，乃至遠徙至異鄉。這樣，這批雲南少數民族士卒也就成為了以成都為中轉站的二次移民。

在膠東半島沒有比雲南烏撒部眾更早遷入的情況下，這部分移徙人群無疑就成為了膠東“雲南遷民”的最早來源。至於在明朝平定雲南之後，也存在著抽調滇、蜀衛軍到膠東半島換防的可能性，但這些衛所軍士，只不過是追循明氏舊部中烏撒士卒的足跡，隨後跟進而至罷了。因此從根源上講，膠東半島川滇移民問題的產生，實際上是因同一事由———剷除明氏政權在四川的殘餘勢力，而被明初政府一起移徙至膠東半島的。

六、“洪武二年”的歷史解讀

洪武二年，全國統一大局已定，其時萊州府和登州早已歸屬大明版圖，自不妨礙接收來自川滇的移民。在萊州半島的民間傳說中，居民多稱“其先世率於明洪武二年”遷入；在當地建置於洪武二年的四川移民村落數量甚多。問題在於，洪武二年四川仍歸大夏政權所據，雲南尚為殘元勢力控制。度以理勢，這一年絕不可能有川滇移民遷入膠東地區。那麼，應該如何來解讀“洪武二年”現象？

首先，“洪武二年”是一種通行於全國各地用以表示明初的紀年方式。

明初全國各地除需以確切年份來書寫移徙事件外，通常都是以“洪武二年”這種紀年方式來加以表示。其所涉及範圍甚廣，遍及北平、河南、山西、山東、湖廣、江西、安徽、江浙等地區。從歷史的前因後果分析，洪武元年十月明軍攻克元大都，固然標誌著元朝政權的覆滅，但元朝有生力量猶存，仍可固守上都開平，憑藉蒙古草原這一戰略基地伺機進行反撲。只是到了洪武二年十月元順帝病死應昌後，元朝舊政權大勢已去，這才退守漠北和林，從此徹底喪失了主宰中原的統治地位，宣告了大元帝國的終結。而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登基稱帝，朝綱初建，百廢待興，加之北伐正在進行，中原待定，許多大政方針還來不及施行。一些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政策，諸如“凡立戶收籍”、開墾荒田、賦役審編、婚姻嫁娶、延師立學等詔令的頒佈，或始於洪武二年，或在此前後推出，從而使國家機器強力干預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印記得以彰顯。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早已納入明朝統治的上述地區，流行“洪武二年”的紀年方式，用以代指明初，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洪武二年在四川地區最初本是一種出自“避忌”的紀年方式。

早在明軍平蜀之前，已有各種型別的楚籍民眾遷入四川，其中既有元末自楚避難入蜀者，也有追隨明玉珍相與入川者，他們一道構成為“蜀人楚籍”的主體。在洪武四年明朝統治四川之後，這一群體為適應新政權革除“偽號”的需要，恥於再言大夏政權，遂將原本於元末或大夏時期遷入的年代，轉寫成了“洪武二年”。其後經過明清易代鼎革，隨著清初大量外省移民的湧入，為了將其與舊民相區分，民間遂以“洪武二年”作為識別明初遷入者身份的標誌。以至到了民國年間，有地方誌編者稱：“土著有宋元時入川者，有洪武二年入川者，統稱黃州人，俗稱為本地人。”或雲：“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動稱是年由麻城孝感鄉入川，人人言然。”這樣，“洪武二年”就成為了四川地區用以代指“洪武初”或明初的一種文字書寫形式。

最後，“洪武二年”又是一種象徵恢復漢族正朔的紀年方式。

在宋、元、明王朝更迭過程中，華夏文明主體傳承地位經歷了由漢族——蒙古族——漢族的演變。作為宋、明間承上啟下關鍵的大元帝國，其末代君主元順帝，因出生於延祐七年（1320）庚申，故難免成為傳播宿命性預言和民謠讖語的發力點。由於滅亡南宋的元世祖忽必烈，即位於理宗景定元年（1260）庚申，這一年正好是第五個庚申，即“五庚”之年。越十七年末，宋祚終於在忽必烈手中結束。到了第六個庚申年，即元仁宗延祐七年庚申，正好元順帝妥歡帖木兒出生，故時人呼其為庚申帝。又過了五十年，即到了洪武二年，庚申帝病逝，大元帝國壽終就寢，中原大位仍歸漢人所得。這樣，在宋、元、明王朝的更迭過程中，“五庚”就成為了蒙古終結漢人統治的預兆，而“六庚”則成為了漢人取代蒙古大位的象徵。到了明清易代後，處於清朝統治下的漢人，也拿庚申帝闡述其微言大義，頗有以宋元比附明清境況之意，不難窺知其明朝遺民之正常心理。受此民族意識的影響，“洪武二年”又被賦予了終結異族統治、恢復漢族正朔的轉折標誌，所以孟森《明史講義》指出：“清代學者頗主此說。”及至清末民初，隨著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在經歷了“革命排滿”與“清帝遜位”等重大事件之後，潛藏在知識精英體內的“光復漢族”意識又躁動起來。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洪武二年”這一頗能牽動民族神經的紀年方式，很容易再度成為了人們表達自己複雜心理情感的工具。

四川與膠東半島雖然遠隔千山萬水，但聯絡到歷史上受元末蒙古統治背景下的長期戰亂所帶來的苦難，以及緊隨其後發生於明初的強制性移民遷徙，出於一種對先世遷徙苦難歷程的追思與緬懷，作為他們後裔的兩地民眾，更願意將其祖輩遷入當地的時間，書寫為一個具有特殊象徵意義的年份——洪武二年。這樣，“洪武二年”作為代指明初的書寫符號，自然就在移民遷出地和遷入地兩端同時流傳開來。

七、“鐵碓臼”傳說的歷史真相

在中國移民史上，大量移民後裔聲稱自己祖先來自同一個地方，由此形成了許多講述自己祖先遷徙的動人故事。故事中所傳稱的這些移民發源地，並不一定是移民的真正祖籍地，它們大多隻是一個重要的移民集合地和出發地。與北方地區民眾普遍將大槐樹視為祖籍地不一樣，在四川移民集中的萊州、招遠等地，廣為流行的則是關於始祖從“四川成都府鐵碓臼”遷來當地建村的傳說。

為了弄清這一傳說背後的歷史真相，我們有必要從諸多關於“鐵碓臼”的傳說中選擇一些典型的觀察樣本。清道光《程氏族譜》載：“我祖宗海於大明之初永樂時奉旨自四川成都東門裡鐵碓臼遷於萊郡掖北，卜居柳林頭。”萊州市南十里堡鄉地名志載：“明初，李姓從四川成都府南關鐵碓臼李家遷此建村，取名碓臼李家村。”招遠市蠶莊鎮地名志載：“明洪武年間，王氏祖由四川成都府華陽縣南門外鐵碓臼王家遷至萊州市西廣兒頭”。根據這三個文字的描述，被人們視為祖籍地的“鐵碓臼”，均位於成都府華陽縣（今屬成都市錦江區）偏南的一個地方。

史實表明明初政府果然在這一區域有過重大的軍事建置舉措。明朝設定四川境內第一個衛所——成都前衛的時間，在洪武四年九月丙子。當時，正值戴壽率大夏三萬成都守軍投降明朝不久。明軍佔領成都之初，新舊政權交替，局勢難免動盪，為此亟須派駐重兵加以威懾。成都前衛之設定，既可滿足安定社會秩序的需要，更有利於承擔收容、監管三萬降卒的重任。其後，三萬降卒像人間蒸發一樣消失，他們很可能就被集中在這座有重兵把守的軍營中等待收編處置。

成都前衛的具體位置在成都府治南六里，其地屬華陽縣轄境，處在成都東城偏南、緊鄰南門且與成都東門不遠的地方。這一方位與上述文字所描述的“鐵碓臼”地理座標——“華陽縣東門裡”“南關”“南門外”大體相符。經過幾百年的歷史風雨沖刷，到了清初，明代成都前中右後四個衛所的公署均已遭到廢棄。設在華陽縣的成都前衛署雖然在清初不復存在了，但建在衛署舊址上的前衛街卻一直儲存下來。民國年間地方誌編者考證認為，“今縣治前衛街即明成都前衛署址。”後來，隨著時代鉅變和城市發展，前衛街也於近些年從成都地圖上消失了。

那麼，成都前衛與“鐵碓臼”又有什麼聯絡？從四川的農村習慣來看，舊時農村用來舂米的碓臼（俗稱碓窩），一般是以石材製作的，在日常生活中罕見有用金屬碓臼——鐵碓臼來加工穀物者。可見如果沿著舂米的實用功能去尋找破解答案，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有論者以歷史上有舂米徒刑為由，斷定碓臼是明初政府懲處罪犯的一種服役方式。並舉出《成都通覽》成都縣衙中有“鐵堆”作為依據，認為此“鐵堆”就是“鐵碓”之誤，由此斷言：“縣衙中的碓臼是震懾罪犯的符號。”事實上，在清末成都、華陽二縣衙中，還能見到“半埋土中”的這種“鐵堆”，其形狀“如帽盒形”。這顯然與碓臼的外形特徵不合。再說出現在清末的這一“鐵堆”，與明初移民時代相距甚遠，斷與“震懾”明初罪犯無關。結合成都歷史推斷，此“鐵堆”恐系鐵器熔渣堆積而成，當與清初張獻忠撤離成都，放火焚燬成都縣衙有關。

要回答“鐵碓臼”究竟為何物的問題，須與成都前衛駐地的客觀環境聯絡起來思考。試想失去人生自由的大夏降卒，在被集中關押在前衛的日子裡，成天與軍營相伴，能夠給他們造成強烈感官衝擊和心靈震撼的東西是什麼？本文認為，首要的不外是明初軍隊的旌旗之制。

明代治兵束伍最重旌旗，軍中旗幟名目繁多，旗杆製作十分講究。旗杆旗頭一般使用鐵製的槍頭，杆底端多用“木葫蘆”。為便於宿營插旗，有的旗杆還須在底端木葫蘆上再加套一個“槍頭”。這種加套在旗杆底端的槍頭，以鐵製成，呈圓錐形，上大下小，頗似一個微縮的“鐵碓臼”，活動自如，可加套可卸取。行軍時卸下套在木葫蘆上的槍頭，便於挈舉飛舞；宿營時再套加上槍頭，以利於插在地上，起到插軍旗樹軍威的作用。前衛營中旗杆林立，各色軍旗迎風招展，金鼓號角齊鳴，體現了明初軍隊的強盛軍力、精良裝備與嚴整軍儀。這一切都可能引起大夏降卒的諸多聯想，透過明軍與大夏軍的橫向比較，在他們心中難免會產生強烈的落差，以至留下終身難忘的記憶。

在成都前衛集中生活過一段時間的人們，其後被明政府發遣到了四面八方。在客居異鄉日久年深之後，人們也許記不清前衛駐地的名稱，但對軍營中所見到的點點滴滴卻是記憶猶新，尤其是對於軍營中的軍旗以及套加在旗杆底端那一個個頗似微縮的“鐵碓臼”的槍頭，更是念茲在茲。以至文化水平不高的他們，在將前衛營中這段難忘經歷講述給子孫後代聽時，常常情不自禁地用“鐵碓臼”這一通俗形象的詞語來代指其駐地。也許這一朗朗上口的說法更易於表達自己的心情與感受，同時也更能獲得移民後輩們的認可。於是，一個關於自己祖先來自“四川成都府鐵碓臼”的傳說故事風行於膠東半島、萊州海灣，至於潛藏在傳說背後的歷史真相，隨著年久代湮早已無人講得清楚了。

在一個眾多移民聚居的社會中，不同地區、不同省籍的移民後裔，受不同文化心理積澱的影響，其在傳承祖先記憶、講述祖先來歷時，往往會選擇不同的生存策略。例如最早進入膠東半島的四川移民家族，憑藉遷入時間早，較早地融入當地社會，故能率先在各個領域取得成功，在當地社會中享有較高的威望。對於他們而言，認同“鐵碓臼”、認同原鄉四川，就等同於承認其社會地位。而對於成都府以外其他州縣的移民後裔來說，將自己祖籍與成都府華陽縣“鐵碓臼”相“粘連”，則意味著他們對於遷入時間最早、數量最多、社會地位最高的移民前輩的附會。應該承認，在以“奉節縣鐵碓臼”、“豐都縣鐵碓臼”、“南溪縣鐵碓臼”、“綿竹縣鐵碓臼”、“隆昌縣鐵碓臼”、“峨眉縣鐵碓臼”等方式來表達祖籍的人們中，確有一些人的祖先是以設在成都華陽縣的前衛駐地出發外遷的，但也肯定有不少人是因為先世失考而隨大流盲從的。在膠東半島，也還有人宣稱自己祖籍來自“大槐樹底下鐵碓臼”，或“棗林莊鐵碓臼”，這一現象表明對“鐵碓臼”祖籍地附會，不僅限於四川移民後裔，同時還擴大到了北方移民後裔之中。總之，隨著定居日久，人們在祖籍記憶上難免彼此混淆、互相影響。這表明在膠東半島這樣一個多省籍移民聚居的社會中，已呈現出一種兼收幷蓄多元文化融合的地域特徵。

八、餘論

聲勢浩大的洪武大移民運動，為祖先移民傳說故事的產生積澱了豐富的素材，離開了大移民運動這一深厚土壤，是斷然不會生出有血有肉的移民傳說故事的。以明初大移民為題材的反映祖先遷徙的民間傳說（如山西大槐樹、江西瓦屑壩、麻城孝感鄉、山東棗林莊、江蘇閶門、南京柳樹灣等）流傳於大江南北，在民眾中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些傳說有一個共同特點，即都是在一個較為宏大的移民史背景下進行訴說和演繹的。因此，釐清移民史事是解讀這些傳說的前提。

然而，現存的移民史資料往往無法滿足我們的需要。反映古代人口遷移的資料大多掐頭去尾，分散於移民遷出地和遷入地兩端；儲存在地方誌和民間族譜中的資料支離破碎，官方文獻罕有完整真實記錄者；其情形有如梁啟超先生所描述的：“舊史所能為吾資者，乃如兒童用殘之舊課本，原文字已編輯不精，訛奪滿紙；而復東缺一葉，西缺數行，油汙墨漬，存字無幾。又如電影破片，若干段已完全失卻，前後不相銜接；其存者亦罅漏模糊，不甚可辨。”為了復原移民史實，必須將散亂的“缺葉”“破片”銜接起來。

本文以明初移徙政策的產生與實踐為主線，將因他事而附見於史籍中的那些支離破碎的歷史碎片蒐集起來，拼接為一個完整的移民歷史過程：首先將發生在湖廣、江西、東南、華北等地區的遷徙活動，聯屬為一種貫穿於洪武之世、盛行於全國各地的移徙趨勢；其次將朱元璋處置明玉珍殘餘勢力的細節，聯屬為四川境內一種政治性移民行為的客觀存在；再次將萊州四川移民村落祖籍分佈地，與明氏軍隊和殘餘勢力活動區域相對接，聯屬為蜀、魯移民遷徙交集的可能性；最後將明玉珍軍隊遠征雲南中烏撒等少數民族納款供輸，“象載甲士”現身成都陣前等細節拼合起來，聯屬為“雲南遷民”與明氏舊部一起外遷的可能性。透過這樣拼接與聯屬，一個看似漫無頭緒的有關膠東半島的祖先來自明初川滇移民的傳說，變得有源可溯、有跡可尋了。

以大夏降卒叛軍為主要物件的川滇移民，較之於一般經濟性質的移民、軍戶遣戍調防屯墾的移民以及罪徒流徙的移民，具有更加突出的軍事性和強制性。尤其是它還帶有強烈的事前精心策劃印記和統一佈局意圖，這卻是其他移民所難以見到的。例如早在明軍攻克北平之後、出兵征討四川之前，朱元璋就曾經精心策劃了一個與遠徙大夏降卒相類似的強制移民行動，即將舊政權降卒部署到即將展開的巴蜀前線讓其效力。為此他詔諭大將徐達：“所俘王保保部以及敗而來降者，令從伐蜀，蜀平，就留以守禦可也。”可見在朱元璋的決策部署中，遠徙降卒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它總是和將要開展的戰事、將要實現的政治軍事目標聯絡在一起，因此它不失為明初全國棋盤上一枚重要棋子。

自明興以來，膠東半島倭患日益嚴重。太祖即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人入寇山東濱海州縣。”洪武五年三月置“膠州守衛千戶所”。六年以於顯為總兵官，出海巡倭寇，倭寇萊、登。七年正月命總兵吳禎巡海捕倭。五月倭寇膠州。七月倭寇登、萊。恰逢此時四川戰事剛剛結束，明玉珍舊部勢力需要消化處置。按照朱元璋遠徙降卒的既定戰略意圖，將這批從四川收編起來的大夏降卒，部署到倭患嚴重的膠東半島前線，讓其在防禦海寇的戰事中效命，不僅有助於增加維護海疆邊防、強化膠東衛所建設的力量，同時還能對明玉珍殘餘勢力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從而有利於消弭反側勢力隱患、穩定四川的社會秩序和政治局勢。

根據朱元璋對徐達下達的“令從伐蜀，蜀平，就留以守禦”的移徙詔令，以降卒叛軍為主要物件的移徙行動，一般分為三個步驟實施：收編入衛、異地從徵與就地留守。關於遠徙大夏降卒至膠東的第一、二步驟，已如前文所述，有關第三步就地留守的結局，則為膠東地區不少四川籍移民後裔的家世案例所證實。如原籍“四川成都府紅花市內”的趙守義，於“明初任金州衛經歷，以防禦海寇，功擢僉事，因家東萊”。在萊州市境內，有幾個鄉鎮就是因為明初曾有武官統兵在此安營紮寨而得名的。參與當地許多自然村落建置的姓氏成員，除了以男丁為主外，也有父子、兄弟、親戚同行者，更有“姊妹五人”由四川遷入者。這種人員關係使人很容易聯想到，這可能是一種先有“正軍”先行，繼有“餘丁”隨至的軍戶性質的遷徙方式。還有的鄉鎮因向官府交納皂戶租而取名皂戶（灶戶）村，這與明初“巴蜀鹽匪滋擾”，參與反明活動的主力來自鹽場灶戶，是頗可以對接聯想的。

膠東半島川滇移民由來個案的探討，印證了移民史與移民傳說研究互補的重要性。強制性遠徙降卒行動，原本是一個完整的移民過程，但由於移民遷出地與移民遷入地史料鏈條的斷裂，依靠移民史研究，固然能證明外徙大夏降卒帶有明顯的戰略意圖，但卻無法瞭解其移徙去向；依靠民間傳說解讀，固然能證明有移徙人群從四川遷入膠東半島，但卻無法弄清遷徙緣由與遷徙者的身世。只有二者結合起來，實現移民史與移民傳說研究的優勢互補，方才有可能將大夏降卒遠徙膠東半島的完整過程復現出來。

膠東半島川滇移民由來個案的探討，同時也為移民傳說的解讀帶來新的啟示。在膠東半島川滇移民祖籍傳說流行的過程中，人們往往聲稱始遷祖的身份為軍戶或“武官”，卻很少有人提及“降卒”、“叛軍”的話題。分析起來這一現象的形成，很可能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

其一是內幕長期不明。

正如有史家指出：“許多事情，都有其內幕，而其內幕，在當時總是秘密的。局中人固不肯宣洩，更不能宣洩；局外人既不能宣洩，亦或不肯宣洩；必隔了一個時期，其材料才得出現。”在沒有獲得新材料之前，移徙動機難以被洞察，致使人們無從瞭解箇中真相，由此造成祖先來歷失考，後世自然不會觸及這一話題。

其二是有難言的苦衷。

最早遷入膠東半島的四川移民先祖，在以防禦倭寇名義入駐當地衛所之後，更樂於以“軍戶”或“武官”身份對外炫耀，而對自己身世經歷則有難言之隱，諱莫至深。隨著年深日久，這一話題也就湮滅在歷史的塵埃之中。只有在面對祖籍“來自何方”的追問時，他們才含蓄隱晦地告訴後代：成都府“鐵碓臼”才是自己真正的故鄉。

作者：陳世松

選稿：耿瞳

編輯：袁雲

責編：張純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