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古代文學理論學科的建立

前言

儘管現代意義上的古代文學理論學科的建立是以1927年陳鍾凡所著中國第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面世為標誌的，其實在此之前的十數年間，學術界對古代文論個案的認真研究就己經開始了，許多報刊上都刊登有關批評史的研究文章。不僅來華留學的日本學生鈴木虎雄1911年開始就在《藝文雜誌》上發表了數篇中國古代文論論文，且1914年開始，黃侃、范文瀾就已先後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分別開設了“《文心雕龍》研究”課程，其講稿即為後來的兩部“龍學”名著《文心雕龍札記》和《文心雕龍講疏》。

就單篇論文的情況看，亦是如此。據不完全統計，近百年的時間，共刊出古代文論論文約14000餘篇，最近20年，每年約有500篇古代文論論文刊出氣其中研究先秦文學思想的論文每年約40篇左右，從表面看應是一直保持著繁榮的局面。然瀏覽近年的先秦文論論文不難發現，其中雖不乏用新方法、新觀念、新視角解讀傳統文獻而得出新結論者，也有堅持靠對先秦文獻融會貫通的深厚學養而發前人所未發者；但是，多數文章沒有太大的存在價值，無非是在運用著前人運用過的文獻重複著前人重複過了的話題，得出的是一些大同小異的結論。

這種低層次或髙層次的重複現象的出現，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先秦傳世文論文獻的有限性不能不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若望在先秦文學思想研究中有所開拓和超越，關注新文獻似比關注新方法更為重要。

就文論文獻資料的整理而言，其幾乎是與本學科的建立同步進行的。從20世紀20年代范文瀾對《文心離龍》的講疏，到40年代陳延傑、錢基博、古直、許文雨、杜天康等人對《詩品》的校注，再到60年代至80年代郭紹虞主編的30餘種“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的陸續問世，80年代以後特別是到了90年代，程千帆、唐圭璋、張少康、鬱沅、黃霖、賈文昭、蔡毅、遜遜、吳毓華、徐中玉、萬雲駿、穆克宏、郭丹等先後編輯的各類古代文學理論的“叢書”、‘‘叢編”、“叢刊”、“選”、“彙編”、“整合”、“類編”、“全編”等多達20餘類近百部，其不僅說明古代文論文獻的整理同研究一樣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更說明其由最初對個別文論名著的整理時期已經發展到了對所有文論文獻資料全面的發掘清理時期和分類總纂時期，即古代文論文獻的整理工作亦和“縱向”的“史性”研究一樣迎來了集大成時期。

具體到先秦文學思想資料的整理，郭紹虞主編1964年初版1979年增訂新版的四卷本《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一冊，北京大學哲學系1963年完稿1980年出版的兩卷本《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上冊，奠定了一定基礎，在此基礎上，張少康編的《先秦兩漢文論選》（1996）、郭丹編的《先秦兩漢文論全編》（2000）兩巨帙，雖在篇目篩選、作時判定、真偽考辨、編排體例等方面存在不少問題，然其對先秦傳世文論文獻的清理和收錄已比較全面。依二者對讀《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第一卷，則三者對原始資料的佔有大同小異，這就再次說明，固守傳世主流文獻（即先秦原典）進行先秦文學思想研究己無太多的活動空間。

逵夫師主持編纂的《先秦文論全編》，除對張、郭二書存在的問題多所糾正外，重點補進了原被視為偽書而今考證為真作的文獻和散見於後代典籍中的先秦佚文，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編"，這部分較為可觀的文論資料的增錄，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擴大先秦文學思想研究的活動空間。

鑑於先秦文學思想研究的如上狀況，筆者以為，若想有所超越，一則需要運用新的研究方法，二則需要開闢新的文獻領域。就運用新的研究方法而言，學術界不少人一直在身體力行，並不斷有所收穫。從某種程度上講，正在進行的“橫向”研究也當歸入新方法之列，這樣，運用新方法研究先秦文學思想的人已不在少數。但由於新觀念、新方法具有動態性特徵，所以往往影響其研究成果生命力的永續性，不太容易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具體到筆者而言，其學養和知識結構也不太適合走這條研究路子。就開闢新的文獻領域而言，無疑是頗為重要的，文獻資料是進行學術研究的前提和基礎，“新學問大都由於新發現”。具體到先秦文學思想研究，開闢新的文獻領域，現階段是能夠有所作為的。

筆者以為，先秦主流文獻（即先秦原典）之外，可供開闢的非主流文獻有兩類，一類是地上文獻，一類是地下文獻。

地上文獻包括散見於古代典籍中的先秦佚文和傳世的先秦“偽書”。散見於古代典籍中的先秦佚文，是一批規模並不太小的先秦文獻，期中也包含著一些文學思想資料，雖然這些文學思想資料都比較零散、瑣碎，其完整性和整體價值不能和主流文論文獻相比，但它們是先秦主流文論文獻的必要補充，對主流文論文獻所闡發的文學思想或有所印證，或有所豐富，或有所深化，甚或有發主流文論文獻所未發而獨闢新的文學思想命題者，因而是一批不可忽視的文學思想資料。儘管清人馬國翰、王仁俊、嚴可均及近代一些學者為先秦侏文的輯佚工作奠定了較好基礎，惜當代系統全面的輯佚工作，尤其從先秦佚文中剔岀先秦文學思想資料的工作，尚待開始，所以，筆者在逵夫師的指導下，對這一領域的文學思想資料進行初步清理和研究，是頗為必要的。

另外，原有不少被學術界判為“偽書"的文獻，隨著考古資料的不斷髮現，有些“偽書"巳被證實為真實或部分真實的先秦文獻，如此，這些被“正名”的專書中所包含的有關文學思想資料亦可剔出並運用到先秦文學思想研究當中去。與先秦佚文中的文學思想資料相比，這些專書中的文學思想資料反而更完整且自成體系。其理論價值頗值得珍視。這方面的工作容筆者逐步進行。

地下文獻包括岀土的殷商甲骨刻辭，商周銅器銘文，春秋戰國簡帛，秦漢時期書寫先秦文獻的簡帛等。甲骨刻辭，雖是侷限於殷商宮廷占卜的文字，其反映社會生活和思想的能力很有限，但其畢竟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可靠的原始文獻，裡面還是多少透露出了點滴文藝資訊和商朝人的文藝思想意識，再說，研究先秦文學思想，依時間順序也宜從有文字可證的商朝開始。研究甲骨刻辭不只是古文字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事情。然就筆者所見，近百年來，僅有數篇研究甲骨刻辭文學性的論文面世，尚無人涉及甲骨刻辭中的文藝思想問題，這一領域的空白頗需要有人去填補。因此，本文擬對這一領域做些嘗試性探討。

西周銅器銘文，雖多侷限於西周貴族階層歌功頌德之用，同時也有程式化之嫌，但它不僅是西周最可靠的原始文獻，（有關西周的傳世文獻，雖可信度高出有關夏商的傳世文獻，然亦屢經後人竄改，可信度亦不太高），而且銘文中確實出現了較為明確的文學思想言論，並容納了十數種較為成型的古代文體，其對先秦典籍中文學思想的溯源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可惜，筆者透過多種手段對研究資料進行檢索，既沒有發現研究先秦銅器銘文文學思想的論文刊岀，亦未發現研究西周銅器銘文文學性的文章面世。因此，嘗試填補這一領域的空白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