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政有詞 浙江、上海齊發力數字化改革 “全面”二字背後的變與不變

天目新聞 記者 朱彥超

近年來，隨著我國5G、人工智慧、物聯網等新興基礎設施建設的不斷加快，“數字化”成為備受關注的高頻熱詞，其應用場景開始延展到政務服務、城市治理等方方面面。

當前，各地政府都在致力於推動數字政府建設，並透過發揮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先導作用，撬動經濟和社會數字化轉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要求，“建立健全運用網際網路、大資料、人工智慧等技術手段進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規則。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加強資料有序共享”。

目前，浙江和上海兩地，在全國率先提出了全面數字化改革的方案與目標。

圖片來源：浙江日報

浙江：繼往開來的數字化改革

2月18日，浙江召開全省數字化改革大會，會上明確了數字化改革定義、改革重點，提出加快構建“1+5+2”工作體系等重點任務。顯然，和上海一樣，浙江的數字化改革也是全域性、全方位的，不單單是技術領域的改革。

浙江省明確的數字化改革定義中——圍繞建設“數字浙江”目標，統籌運用數字化技術、數字化思維、數字化認知，把數字化、一體化、現代化貫穿到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全過程各方面，對省域治理的體制機制、組織架構、方式流程、手段工具進行全方位、系統性重塑的過程，從整體上推動省域經濟社會發展和治理能力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在根本上實現全省域整體智治、高效協同，努力成為“重要視窗”的重大標誌性成果。

就浙江而言，當前的重點任務，就是加快構建“1+5+2”工作體系，搭建好數字化改革“四梁八柱”。“1”是一體化智慧化公共資料平臺；“5”是5個綜合應用，即黨政機關整體智治綜合應用、數字政府綜合應用、數字經濟綜合應用、數字社會綜合應用和數字法治綜合應用；“2”是2個體系，即理論體系和制度規範體系。

另外，數字化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個長期的螺旋式迭代過程，為此，浙江也制定了明確的“三步走”目標：“一年出成果、兩年大變樣、五年新飛躍”。

圖片來源：浙江日報

數字化改革於浙江而言並非新命題，而是一張藍圖繪到底的生動呈現。2003年，浙江省省委便提出建設“數字浙江”的重要部署。此後18年，其成為浙江發展蛻變的重要引領。尤其是近年，以2017年啟動“最多跑一次”改革、2018-2020年實施政府數字化轉型為代表，浙江省數字化改革步伐不斷邁向深入。可以說，浙江當下提出的數字化改革，不是另起爐灶，是對“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政府數字化轉型的迭代深化。

打造“新時代全面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視窗”，是浙江當下被賦予的重要使命。而在實現目標的路徑選擇上，全面推進數字化改革成了重要的抓手和目標。

上海：“經濟、生活、治理”全面數字化轉型

“十四五”開局之年，上海就非常明確地宣佈，將全面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並將其作為面向未來提升城市核心競爭力的關鍵之舉。

《關於全面推進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的意見》指出，要堅持整體性轉變，推動“經濟、生活、治理”全面數字化轉型；堅持全方位賦能，構建資料驅動的數字城市基本框架；堅持革命性重塑，引導全社會共建共治共享數字城市；創新工作推進機制，科學有序全面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1月24日，上海市市長龔正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2021年，上海將推動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加快發展線上新經濟。上海正在一步一步細化著它的城市數字化轉型施工圖。

之前，數字化多半是分領域、單維度的——如政務數字化、行業數字化；但上海此次提出的城市級數字化，改變了過去智慧城市建設中各系統各自為戰、割裂執行的狀態，要透過“整體轉型”，全面釋放數字化的巨大能量，提升城市巨系統的執行管理效率。事實上，經濟、治理、生活數字化，對應的恰恰是城市數字化轉型的三大主體——產、城、人。這也使得未來的數字化轉型，從根本上區別於過去以部門和業務為中心的資訊化。

協同推進經濟、生活、治理數字化，上海已探索出自己獨特的模式，那就是以數字化應用場景來牽引技術創新和市場空間，從而將整座城市打造為數字新經濟、數字新生活、數字新治理的試驗場。過去兩年來，上海一直專注於開放城市中的各種場景，吸引市場主體參與建設。

例如，經濟數字化，企業尤為關鍵。一個寬鬆的環境，無疑是經濟數字化轉型的助推器，也是優質企業的孵化器。就在今天（3月2日）上午，《上海市加強改革系統整合 持續深化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行動方案》正式公佈，圍繞最佳化政務環境、提升企業全生命週期管理服務、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等5方面提出31項任務，共207條舉措，這是上海最佳化營商環境的4。0版。

圖片來源：上海釋出

如果說，營商環境最佳化改革的前三個階段分別是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那4。0版本就是數字化！上海公佈最佳化營商環境的4。0版，顯然是其今年全面數字化轉型的一小步。經過多年的發展，上海在數字化方面的優勢顯而易見。在全國範圍首次提出這樣的概念，上海無疑在數字化改革中看到了機遇，也堅定了決心。

數字化改革的“變”與“不變”

就省一級的行政單位來看，目前只有浙江、上海提出了全域性性、系統化的數字化改革方案和目標。其他省份在數字化建設中，或多或少也都有發力，但是在“全面”一詞上都有所欠缺。

例如廣東省，日前，廣東省數字政府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正式成立，這也標誌著廣東省的數字政府標準化工作進入新階段。2017年以來，廣東省在全國率先開展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工作，打造了數字政府的“廣東樣本”。相比浙江和上海，廣東的數字化建設，主要以數字政府建設為主，生活、經濟等其他領域相對發力較少。

數字政府的概念來源於電子政務，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傳入中國。此前，政府對其的認知是一種透過技術輔助行政改革而實現政府管理的模式。但是，隨著近年來全國各地數字政府實踐的不斷推進，這種認知逐漸發生了變化，技術色彩的佔比越來越小。

從浙江、上海兩地的數字化改革方向來看，全域性性、系統化，尤為重要，其核心目標是高水平建成整體智治，以數字化改革撬動各領域全方面改革，構建統一的公共資料平臺。這從技術和制度等多個方面對數字政府這一概念做出了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定義，實現了技術理性向制度理性的跨越。

圖片來源：新華社

浙江工商大學校長、浙江大學社會治理研究院院長鬱建興認為，數字化改革是一種思維的變化，將會帶來政府對組織內部人才如何培養、編制如何設定等全面重塑。“這不是對已有經濟社會和政府治理形態做簡單的加減法，而是需要系統反思、重構已有組織、社會執行方式。我們需要思考，什麼是未來政府的治理模式？在與市場和社會的關係中，政府又要確立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顯然，全面推進數字化改革，對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其初心卻一直未變，就是在數字化改革中始終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這既是起點，也是最終歸宿，無論是浙江的“最多跑一次”審批提速，還是上海建設以人民為中心的國際數字之都，無不閃爍著“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光芒。

全域數字化改革作為數字政府建設的新階段，儘管形勢在變化、目標在迭代、工具在升級，但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從來沒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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