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與王安石的恩怨：為何都是死後，才彰顯出文人的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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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王安石這首《登飛來峰》作於宋仁宗皇祐二年，當時他只有30歲，剛入而立之年，足見其心中抱負。

而千百年來，後人對“王安石變法”始終爭議不斷，各執一詞褒貶不一，就算是今天，學者們坐到一起，也能因為這件事吵鬧起來。

但是把宋朝的興衰編排到一個人身上，連我們都會覺得很無聊。

熱愛宋詞的人都知道，蘇東坡一生顛沛流離，命運更是坎坷不平，因為“烏臺詩案”差點丟了性命，而他的宦海生涯和一個人脫不開干係。

那就是王安石。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經歷了喪母、喪父、喪妻之痛的蘇東坡，在守孝期滿後還朝，本欲一展拳腳，實現心中的政治抱負，然而此時朝局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

新舊黨之爭，在宋朝熙寧年間，正在醞釀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暴，有人被貶，有人斷頭。

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頗受神宗賞識的蘇東坡上書，直言王安石新法的弊端，但卻被新黨指為公報私仇。

原因是，蘇洵在世時，王安石母親去世，唯獨蘇洵不曾前往弔唁，並且還寫下了《辨姦論》來暗諷王安石與其背後的支持者。

樹欲靜而風不止，蘇東坡回朝後，蘇洵已經過世，但他作為官場“小萌新”卻無端被捲入政治漩渦。其實蘇東坡無意站隊，只是被裹挾著成了一把對付新政的利器。

無論如何，蘇東坡與王安石的“樑子”終究是結下了。

在蘇東坡上書後，王安石對神宗諫言，以蘇洵過世時，蘇東坡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為事由，彈劾蘇東坡為“邪險之人”，不堪重用。

於是，蘇東坡在聞聽此事後，主動申請離京，去往杭州任通判，實際上並不算降職。王安石的本意只是想推行變法，沒有坑害蘇東坡的念頭，把他趕出京師，眼前落個清淨而已。

但是他釋放出的訊號，卻足以讓新黨的其他成員置蘇東坡於死地。

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彈劾蘇東坡，從他過往詩詞中搜羅出大量證據，直言蘇東坡愚弄朝廷，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最重要的是對皇帝不忠。

瞬時間，朝野內外一片“倒蘇”之聲。

神宗震怒，將蘇東坡收入大獄，被牽連者多達數十人，史稱“烏臺詩案”。

可就在這個時候，已經下野的王安石卻站出來為蘇東坡說話了，上書對神宗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這是宋太祖趙匡胤定下的祖訓，國不可殺士大夫，後經舊黨派多方營救，蘇東坡才免於一死，被貶黃州，官職也一擼到底，同時還要被監視。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司馬光復相，10歲的宋哲宗繼位，太皇太后垂簾聽政，蘇東坡才從黃州被調離。

值得一說的是，太皇太后很喜歡蘇東坡，當初他下獄之時發生了旱災，神宗問太皇太后要不要大赦天下，太皇太后說，“要不要大赦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放過蘇軾。”

因為太皇太后的支援，神宗才動搖了肅殺的決心，此次垂簾聽政，正是舊黨派翻身的機會。

然而讓舊黨不解的是，蘇東坡在趕往汝州的途中，繞路看望了已經致仕還鄉的王安石，並約好將來一起隱居田園，都政治浪潮裹挾著，鬥了十幾年的“冤家”一笑泯恩仇。

所以，蘇東坡是個知道感恩的人，當初上書批判新政，也只是政治立場，他本人對王安石是很敬重的，尤其是對王安石的詩作，更是有過很多讚美之詞。

哪怕是在被貶黃州期間，蘇東坡過

得

那麼艱難，聽聞王安石落難棄相，還寫詩給王安石：從公已覺十年遲。後又稱讚王安石：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

期

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遺憾的是，這對“政敵”化為老友後一年，王安石就於鐘山病逝，享年66歲。

司馬光上臺以後，狠批“王安石”新法，舊黨派開始反撲，但是蘇東坡卻沒有參與其中，經歷了“烏臺詩案”後，他已看透官場角逐的本質，於是屢次向朝廷提出諫言，希望雙方能平和相處，利國利民。

結果是，蘇東坡成了眾矢之的，裡外不是人。

元祐四年，蘇東坡被貶杭州，連同秦觀、黃庭堅等人一起墜入仕途低谷，從此再沒翻身，直至晚年被流放儋州，蘇東坡都沒再被重用過。

有人說他恃才自高，情商太低才導致自己一生的坎坷遭遇，可是王安石呢？

如果王安石沒有固執己見，有“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這樣的氣勢，或許他也只能成為一個平庸的宋代官員。

所以王安石和蘇東坡值得人欣賞和敬佩的是，恩怨分明，官場的事交給官場，從不因公徇私，這也是文人的氣節和底線。那些在背後推波助瀾的人，才是真正的小人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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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明月，舞文弄墨，且看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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