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門三大家，千古唯獨有，三百年北宋文才一石，父子獨佔七鬥！

提起“三蘇”，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詳，三人中蘇洵為父，《三字經》中的“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就是指的蘇洵。蘇洵育有三子三女，但長子景先，長女雲娘都相繼早夭，只留下了蘇軾蘇轍和兩個姐姐。

蘇軾為次子，蘇轍為幼子，父子三人均以才華聞名於世，又被稱之為“三蘇”。唐宋兩代以來近七百年，文學大家不勝列舉，但公認開一代文風的文豪也僅只有八位。蘇家父子就獨佔其三，這也不得不說是個奇蹟。

但即使是同為“唐宋八大家”，大多數人還是認為蘇軾相比於其兄其弟才華更出眾，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單以受到歡迎程度而言，蘇軾相較其他人也是無可比擬的。其實“三蘇”都是以通才著稱，文學，政治，藝術都有所涉獵，只是在各個領域上，三人又各有千秋。

父親蘇洵更重治史，善於政論，其政論代表作《六國論》更是以“弊在賂秦“的觀點，諷刺北宋對遼西夏的歲賜；弟弟蘇轍則更善散文，長於政治，著有《欒城集》等散文作，對北宋的文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而蘇軾自不用多言，長於文學詩詞，一生做詩詞近萬首，開創了“豪放派”的詞風；

之所以蘇洵蘇轍在後世的名氣遠不及蘇軾，很大程度是因為蘇軾極富魅力的性情，在普羅大眾中具備了獨一無二的辨識度。縱觀蘇軾平生，他有過意氣風發，風流倜儻，也有過顛沛流離，焦頭爛額。他就像我們普通人一樣，會因為懷念亡妻而傷心欲絕，也會因為遠謫海外而苦中作樂。困苦之時也不忘“吃貨”的本質，帶著一群農夫研究出了千古流傳的佳餚“東坡肉”。

開闊豁達，情深義重卻又詼諧幽默，雅俗共賞，有時會有些小喪，有時會有些小忿，得勢也會張揚，貶謫也會恐慌。看起來遠不如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聖人氣度，卻正是這種充滿了人間氣息的風範，才給後人呈現了一個不完美的蘇子瞻。也因為這份不完美，使得後人膜拜蘇軾超凡才華的同時，也不乏對其豁達瀟灑的親近。

反觀蘇洵蘇轍，兩人的性格幾乎與蘇軾迥異。蘇洵幼時浪蕩，自持聰慧，幾乎不為學，直到二十五歲後科舉失利才恍然自省。自嘆道：

“吾今之學，乃猶未之學也！”

於是焚燬以前詩文，重讀百家之書，模仿韓愈的文章。如此靜心讀書，苦心治經，長達十數年，也正是這段經歷形成了蘇洵沉穩內斂的個性。

一直到嘉祐初年（1056年），蘇洵攜二子入京科舉，才得以被歐陽修賞識。歐陽修對於蘇軾的《衡論》《權書》等文極其賞識，並大力推崇，蘇洵才得以聲名鵲起。次年嘉祐二年，蘇軾蘇轍參加科舉，並同榜及第，蘇洵更是以善教再次聞名。

仁宗曾召蘇洵參加舍人院試，但蘇洵都以身體不適推脫了，之後經韓琦推薦，蘇洵任為校書郎，開始了生命最後十年的校書生涯，其中《太常因革禮》就是蘇洵最為心血的作品。平心而論，經史上的貢獻要遠高於蘇軾，但畢竟研究這些艱深的學問，雖值得推崇，卻遠比不得詩詞風流更入人心。再加上蘇洵也甚少作詩文，因此在不瞭解的人看來似乎蘇洵的文采，遠遠不及其子。

但實際上正所謂“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善學者也沒有赫赫的名聲。蘇洵一生校對刊物，整理古籍，都是些叫好不叫座的事情，可能不為民間所知，但對於學界卻有著毋庸置疑的重要意義。

再說蘇轍，蘇轍字子由，比蘇軾僅小兩歲，和個性跳脫，豪爽大氣的兄長不同，蘇轍更加內斂沉穩，張弛有度，甚至還被蘇軾好友戲稱為：“望之更似長兄”。

張方平曾評價兄弟兩人道：

“二子皆天才，長者明敏尤可愛，然少者謹重，成就或過之。”

，或許在後人看來蘇轍的成就不及蘇軾，但就官職而言，蘇軾一生最高官至禮部尚書，而且大多時間還是外貶出官，而蘇轍則官至參知政事，名副其實的一國宰執。而蘇轍雖然在仕途上也屢有起伏，但比起蘇軾的動輒貶謫海外，無疑要順暢很多。

蘇轍早年銳氣比起蘇軾都要更勝一籌，在“制舉”考試中（進士參加的授官考試），蘇軾蘇轍同殿答題，分別進言二十五篇《進策》、二十五篇《進論》，闡述各自對於政治的看法。平時內斂的蘇轍，直言上諫，力陳仁宗怠於政事，甚至還直言仁宗

“惑於虛名而未知為政之綱”

，又因為

優柔寡斷導致慶曆新政半途而廢。

回憶起這段經歷，蘇轍在《遺老齋記》慨然寫道：

“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

少年銳氣由此可見一斑，正是這份銳氣讓蘇轍被司馬光，韓琦賞識，但也因為這份鋒利使得了剛出仕就屢遭傾軋。

在仁宗末年至英宗年間，蘇轍都是一路坎坷，輾轉在外地出任小官。直到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銳意變法，蘇轍才再次上書言事。提出了“冗吏，冗兵，冗費”三冗的弊病併力挺改革，神宗欣賞蘇轍的勇於任事，遷蘇轍為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

宋代採用群相制度，中樞由二府三司組成，“二府”即樞密院、政事堂，其中樞密院主管軍事，政事堂總領政事，而“三司”為度支、戶部、鹽鐵的合稱，負責國家財政。“三司條例司”則是王安石為改革財政時所設立的機構，負責草擬新法條例，著名的“青苗法”就是出自於此。

呂惠卿，曾布等變法派主力干將都曾任職於此，但蘇轍因為在青苗法一事上與王安石有不同的見解，認為青苗法看似惠民，實則傷民，並主張恢復漢代的常平倉，因此屢次抗辯，但王安石是出了名的拗相公，雖知道青苗法有弊端，但執意認為不能困於弊病而因噎廢食。蘇轍也因為此事對變法派失去了信心，自請外放為官。

這次的外放也成為了蘇轍仕途的又一個重大轉折點，受到現實問題和自身立場的雙重影響，蘇轍也像王安石的大多數朋友一樣，走到了新法的對立面。甚至在哲宗即位後，率先發起了對新法免役法的彈劾，直接導致章惇罷相，新法盡廢，這也是導致了兄長蘇軾與章惇反目的重要原因。

由立志變法到極力反對，蘇轍的一生經歷不得不令人唏噓，但其中的孰是孰非，卻是難以做單純的界定。蘇轍一生看似隱身於蘇軾身後，與其光芒萬丈的兄長相比，似乎黯然失色得多，但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蘇轍還是蘇洵都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