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一個詞語，但是，在東、西方的語境中，差別卻十分巨大

浩蕩清淮天共流，長風萬里送歸舟。

應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滄溟始自由！

——宋代：蘇舜欽《和淮上遇便風》

“自由”（freedom/liberty）一詞是一個政治哲學（political philosophy）概念，在此條件下人類可以自我支配，憑藉自身意志而行動，併為自身的行為負責。但是，“自由”這個詞，在漢族語言文化裡，和在西方語言文化裡，卻被賦予了截然不同的含義。

可以說，自由在東西方語境中的差別十分巨大。

其實，在中國古代早由莊子的《逍遙遊》等名篇為“自由”一詞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在我們的認知中，自由是掙脫世俗的負贅和框架，就像是道家所說的逍遙，又或是陶淵明先生的隱逸生活，這都是漢族文化中自由的表現。這種自由不僅是人身自由，而是人類對待命運的超然態度。或許在古人看來，自由這個詞境界不夠，可能會被陶淵明、莊周等高人不齒，他們更願意用逍遙、自在來描繪自己的境界。

但是，若用“自由”一詞形容他們的精神世界，這未免有些筆力不足了，所謂自由更像是鄉野村夫撒歡罷了。

而“自由”一詞放到西方則有另一層含義，在西方人眼中，自由是解除束縛的生存狀態，例如：農奴翻身做主，不再被奴役，是為自由。在早期的歐洲，他們用“解放”一詞指代“自由”。與漢族文化中的自由相比，西方自由的含義相對簡單，是在人與人存在高低階級差距時，奴隸階級對上層社會的抗爭態度。

漢族文化源遠流長，自炎黃起就過著以農耕自給自足的文明生活，較早的邁出了奴隸社會。西方人嘴裡的自由，在我們眼中看來，更像是一群在籠子裡關著的動物，迫切想要回歸自然的追求。換句話說，西方人腦海中的“自由”與“奴役”是對立的兩種概念，這種概念使脫離奴隸社會的中國人很難產生代入感。中國人更喜歡將“自由”作為“負擔”的反義詞，並非奴役。

西方世界進入真正意義的自由，並不是在古羅馬覆滅後，而是在林肯廢除奴隸制後。他們在奴隸制中生活的時間太過久遠，而中國又早早脫離了奴隸制。在這種背景下，當西方人的自由理論傳入中國後，嚴復將其譯為“群己界限”。要麼成為奴隸，要麼成為自由人，這種有明確界限的觀念更像是原始人的認知，漢族文化的語境中很難將這種思維與道學中的超然相聯絡。

《論自由》一書的作者穆勒認為：“人類的行為有兩種特性，即：‘公眾性’和‘外部性’，所以，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人類只要生活在組織化的世界中，就必須遵守某種行為規範，受到約束。”而比穆勒更早的思想家伊曼努爾·康德則認為：“自由就是自我約束。”這個人甚至被認為是繼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後，西方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

雖然，康德和穆勒這兩個思想家，均對西方人類似原始人的觀念和習性，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和反思，但是，他們對自由的解讀並不透徹。個體和社會之間的界限是什麼？人類對行為規範的約束做出多少讓步才算被奴役呢？而社會給人類多少生存空間，才算是讓人類有了自由呢？

這個問題放到中國來談，根本就不算是一個難題。

以漢族思想來看，從“個人”到“社會”之間是一個逐級並進的完整體系，中間並不存在斷層。個人與社會之間存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聯絡，一層一層向外擴充套件。中國人並不需要做出“自由人”與“奴隸”的選擇，而是從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從個性到小範圍公眾性，逐漸放大到天下的共性。

而嚴復所講的“群己界限”，就像劃定了不同層次之間的界限。逐級分明，處在什麼層面就要做什麼層面的事，不能越界。由於，幾千年來中國人一直處於文明世界，並未被奴隸主奴役，所以，在西方自由引進之初，中國人很難理解：為什麼老外會將個人和社會看成勢不兩立的雙方？在我國古代，就算是失去土地的農民，還能以無業遊民的身份遊蕩。

可以說，遊民與奴隸截然不同，遊民往往可以透過揭竿而起將皇帝趕下臺取而代之，這種事在我國曆史上屢見不鮮。

西方世界可沒有幾個像穆勒與康德這樣有先進思想的人，他們絕大部分骨子裡還抱著原始人那套觀念。西方人更喜歡將個人行為的兩種特性降到最低，甚至，排除“公眾性”和“外部性”將個人放大到極限。他們的這種思維，在傳統中國文化中應該叫“肆意妄為”。所以，這種原始人渴望的所謂自由，根本不能與道家的“清靜自由”相提並論。

受到西方原始主義思想的影響，中國也出現了一群無病呻吟的人，他們更願意叫自己“自由主義者”。這種跨文化跨語境強行為自己施加代入感的行為，怎麼看都像是在東施效顰。要知道，西方人有幾千年的奴隸制歷史，所以，才產生這種偏執的思維。

參考資料：

【《東西方的“自由”概念》、《逍遙遊》、《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