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境內的民眾有兩大類，一類主要從事遊牧漁獵一類主要從事農耕

大家好，歡迎來帶小編的主場，今天給大家帶來的是遼朝的經濟與文化。

遼境內的民眾有兩大類，一類主要從事遊牧、漁獵，一類主要從事農耕。遼王朝沒有改變他們原先各自的經濟方式，兩大類民眾繼續自己本來的經濟生活。契丹建立帝國，對遊牧經濟的發展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起碼，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建國後出現了國有的群牧制度。群牧牧場主要分佈在上京道，南京道的雄、霸、清、滄等州也闢有群牧，一個群牧牧場往往牧馬數萬匹，遼朝最多時全部群牧馬匹達百萬以上。群牧養馬，一備皇室、貴族四時遊畋，二備對宋軍事活動的需要，有時也用來賑濟貧苦牧民；羸老的羊只和一些牲畜的皮毛則作為國庫資產用於與宋的榷場貿易。遼朝設有專門機構負責群牧牲畜的繁息事宜。

東京、南京和西京道是遼朝的農業區。契丹人的政府對農業的優勢似乎很早就有深切的感受，他們早期對漢地的覬覦主要原因並不是對它文化的仰慕而是瞭解到農業在那兒產生了巨大的令人驚奇的財富。皇帝和他的高階官僚儘管一年四季都在遊獵，但他們並沒有忘記時時釋出一些勸課農桑、設立義倉、獎勵墾荒等促進農業的政策，即使在戰爭期間，保護和發展農業也仍為契丹統治者所重視。聖宗和皇太后蕭綽對農業的重視被史臣重點記述，他們曾規定禁止軍隊無故行獵破壞莊稼，釋出過禁止妨礙農業的訴訟的法令；監察官被派出檢視莊稼和鼓勵農業與果樹種植，有時皇帝還親自檢驗收成。總之，三京之地納入契丹王朝，除了戰爭期間的破壞以外對傳統的定居農耕經濟至少沒有多大的負面影響。

與渤海國時期相比，東京道的農業有較大的發展。比較發達的糧食生產地區已到達從南部沿海到北部的混同江流域，而渤海國時期主要的農業區還是在南部的平原肥沃之地；出土的農具與中原地區差別不大；農作物產量看來也有明顯的提高，太平九年南京道大飢，曾透過水路運遼東粟賑濟。遼王朝對中國東北地區的經濟開發顯而易見。南京、西京地區漢人的賦稅未必見得比同時期的北宋沉重。當然，由於史料的欠缺，我們沒法準確估計這兩個地區農業的生產力、生產效率與唐、五代相比到底有多大進步。

遼代農業最值得注意的是草原農業的出現。上京、中京兩道，傳統上以遊牧漁猜經濟為主，自遼朝建國前後起，遷入了大量的漢人和渤海人，農業以及相關的其他產業，如紡織、製陶、城市建築、商業等得以在牧區，特別是上京和中京城附近迅速發展。以農扶牧、農物相濟的經濟措施作為遼朝的軍國大計也累世推行於這兩道特別是兩京附近地區，偏遠的地方，則繼續遼以前王朝的政策，鼓勵漢人前往電。草原地區開闢農業，今天看來，尚可以見仁見智，但在遼朝，無疑對固有的畜牧業起了有力的匡扶和促進作用，而且漢人的大量移人對契丹人認識和接受中原文化起到了明顯的效果。今天這些地區農業已經佔據相當比重，人口分佈上漢族也已經居多，這種格局就是從遼朝慢慢演進而來的。

遼代的漢人，在最能體現中國古代文人才情的詩文、哲學思想方面似乎乏善可陳。不過，契丹人，尤其是同漢人接觸較多的契丹皇室和貴族臣僚，倒是對漢式的詩文表現了濃厚的興趣。據說，聖宗十歲能詩，一生作詩500餘首，也善於作文，不但與詩友相唱和，還親自出題，以詩賦試進士。道宗更善詩賦，有一首《題李儼黃菊賦》詩被陸游收進他的《老學庵筆記》。史料載，道宗還有詩文集《清寧集》，可惜已鐵。宗室耶律倍善詩，耶律國留三兄弟均善文、工辭章。道宗皇后蕭觀音、天帝文妃、公主耶律常哥等也都有很深的漢文學修養據史料記載，不少契丹官員有詩文集，遺憾的是，它們都已經失傳我們搞不清楚當初是用哪種語言文字創作的。遼朝的人很喜歡宋人的詩文，對三蘇、歐陽修等人的作品多能道其詳。

遼朝繼承了中原王朝修史的傳統，設定了國史院和史官，以編撰起居注、日曆和實錄等。遼的史官以漢人居多，天朝監修國史耶律儼纂修的70卷《皇朝實錄》成為後來金、元兩朝編修遼史》的重要依據。遼代私家史學著述應當也有一些，但極少傳世，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只有一部王鼎的《焚椒錄》，它記錄了道宗皇后被耶律乙辛誣陷的始末，並保留了她的部分詩文。

遼朝也設有司天監，掌管天文曆法，遼定大明曆曾頒行至高麗1974年河北宣化遼張世卿墓被發現，該墓後室彎頂部有一幅彩繪星圖。星圖中央即彎頂部懸一銅鏡，鏡周繪重瓣蓮花，蓮花周圍繪二十八宿，外層繪黃道十二官。1989年又在該墓旁邊發現另一座遼墓室彎頂上也繪有一幅彩繪星圖。中央也是銅鏡和蓮花，不同的是這一幅星圖蓮花外繪黃道十二宮，外層繪二十八宿，星圖外輪又給了一週十二生肖像。生肖像作人形，著長袍，雙手持笏，每人頭上各冠一動物相。兩幅星圖黃道十二宮的形象與西方傳統的也有所不同，它們對研究我國天文學史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繪畫是遼代文化的突出成就。漢人中的胡瓌父子作品留傳至今，耶律倍的作品多入宋內府收藏，被譽為“神品”。遼興宗工畫，善丹青，嘗以所畫鵝、雁送宋朝，宋仁宗“作飛白書答之”。耶律淳妃蕭氏、外戚蕭融等也以善畫著稱。遼契丹、漢人的繪畫作品內容以草原風光、騎射人物居多。遼代還有大量淹沒無聞的丹青手，在遼代所建的寺廟、塔剎以及一些官員的墓葬中人們發現了一些卷軸畫和大量的壁畫。遼代壁畫涵蓋時段長，不僅藝術水平高，而且內容豐富。它們真實地記錄了遼朝蕃、漢人民的生產生活狀況，為研究遼代契丹人的服飾、髮式、車帳穹廬形制、四季遷徙狀況以及蕃漢民眾社會習俗、上層各族官僚的生活狀況等提供了真實的形象資料。

遼建國前，契丹無文字。神冊五年，阿保機命耶律突呂不和耶律魯不古創制文字，他們在漢人的協助下，以漢字隸書減少筆劃或直接借用漢字創制了3000餘字的音意大多與漢字原字不同文字，就是契丹大字。但契丹大字記錄效果並不理想，阿保機之弟迭刺遂對契丹大字進行了改造，創制了契丹小字。小字為拼音文字，有300多個原字，作用類似字母，字形仍參照漢字和契丹大字，但筆畫更。若干原字相拼構成音節並組合成詞，拼音方法受漢字反切的為簡單影響。

這兩種文字遼亡後繼續行用於金朝境內，直到明昌初年才明令禁止，但繼續使用於西遼。西遼滅亡後，它們漸絕於世，成為死文字今天的學者解讀契丹小字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對大字還是頗感棘手。遼朝境內，契丹語和漢語都是官方和民間的通用語言，兩種契丹字和漢字也同樣被官民使用。創制拼寫自己語言的文字與漢文並行，是征服王朝一個明顯的特徵，它應該是民族意識加強的體現。當時的官方文書一定是大量使用這兩種文字的，但對外的外交文書用的可能還是漢字，包括與西夏的文書往來估計用的也是漢文，因為境外的人很少懂契丹語言，更不要說它的文字了。契丹人的詩文應當也有用這兩種文字寫成的。

一些漢文書籍則被翻譯成契丹文字，如《貞觀政要》、《通曆》、《五代史》以及不少醫學書等。令人費解的是，我們尚沒有見到儒家經典被翻譯成契丹文字的記載。但是，這不等於說，儒家的思想沒有傳到遼王朝的朝廷，恰恰相反，契丹皇帝和大臣們熟知並且善於利用儒家的經典，他們讀的應該是漢文的本子神冊三年，阿保機即位沒多久，就命令在上京建孔廟，廟成後親謁祭祀。契丹上層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養上也多用儒家的道德標準作準則；針對契丹人修訂的法令和制定的禮儀上也能見到一些儒家思想的影響。道宗時侍讀官進講，講到“夷狄之有君”時，不敢加以解釋。道宗說：“先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

契丹人本來信仰北方民族的傳統宗教薩滿教，這是一種多神教信仰。遼建國後，大量漢人進入契丹本土，漢地的佛教、道教也傳入上京和中京地區。兩京城和一些州城建有道觀，一些契丹上層和部民也信仰道教或熟悉道教。耶律倍譯有道教經典《陰符經》，遼聖宗“道釋二教，皆洞其旨”，其弟耶律隆裕則是個虔誠的道教徒，為東京留守時廣建道觀和道院。一些上層道士也受到遼廷禮遇。在一些遼墓中我們發現有道教內容的壁畫，有的石棺、畫像石、畫像磚上刻有四神圖，這些都顯示道教在遼朝契丹、漢人中是有一定影響的。不過，儘管如此，遼朝道教的影響遠遠比不上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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