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的“què”與“等韻”（下）

這是全文第三部分，全文完。第一、第二部分見文匯app“文匯學人”

摘引言“等韻規律”以方便讀者：“簡述命題如此：二等字可能顎化，一等字不可能顎化（普遍規律）；‘恪’是一等字（特殊陳述）；‘恪’不可能讀què（結論）。”

（三）一等字不可能顎化嗎？

這節輪到普遍規律。本著“歷史不應割斷，現實理當正視”的想法，前部選摘有關古音一等二等區別性特徵之簡述，中敘古今關聯，後部抽樣察看今音一等顎化之狀況。

（三、一）一等與二等關鍵區別何在？

自我少年以來所聞所讀，對劃等向來有分歧。撇開“重紐”，區分一等和二等是個爭論熱點。而對介音之爭，或許可說是個“燙點”，續篇擬設專節探討。以下討論針對專家所告佔上風的觀點：一等二等的關鍵區別在於“（顎）介音”（以下依常例省“顎”字），“一等字不可能顎化”是因一等沒有介音，而“二等字可能顎化”是因二等有介音。

尚在候薦正式刊發的直接表述，下分幾步，摘錄少量相關論述。因知涉題複雜，儘可能擇取簡明扼要的引文，只是為往下寫和往下讀搭個臨時便橋。

對一等，我選Jacques， Guillaume （向柏霖）的講義“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音韻學入門》Leiden2006；漢譯經原作者過目）。漢譯標題“入門”是作者本人建議用詞，而入門性課程大多從普遍接受的觀點開講。

Jacques2006：各種古音重構一致的是一等沒有-w-以外的介音，也沒有前母音。

［w］不是顎介音，表過不提。據此摘言，一等無介音是“一致”看法。對二等，近聞“有介音”漸成“共識”，丁聲樹李榮所編講義和黃笑山一篇文章分別受推薦。

丁聲樹李榮1981：在普通話裡，二等韻母除見系開口外全是洪音，例如“排抄山插班關棒桌”。二等見系開口字大多數變細音，例如‘家牙解鞋眼江硬鹹’。這和一等今全讀洪音是不同的。

上摘文字應出自丁聲樹，長者謹慎，講義不言定義，僅以例字為解。“二等見系開口”的“細音”字，若用漢語拼音，韻母都有個韻頭（i），研究者也稱介音。對比上節所摘同書一等“洪音”字“歌高”等，則沒有韻頭。 品味備課風格，再點細微二處：限制詞“大多數”預防一概而論，“變”提示並非固定。“變”有時序，下摘道“古”。

黃笑山《中古二等韻介音和母音數量》（《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1）：一些學者指出，二等韻的介音到中古時確實並沒有簡單地消失，而是以某種形式保留在二等韻裡。［按：例證從略。］……假設二等韻有介音，可以利用介音系統來分別一些韻系，所以，可以用較少的母音來構擬有二等介音的《切韻》系統……

黃文旨在論證二等有介音，但在結尾處留了餘地。我欣賞作者點明如此意識：“二等有介音”是“假設”，考慮經濟原則，是構擬《切韻》音系“可以利用”的一種方案。

對二等介音包括是有是無，自始至今異議層出。我有言在先拘足門邊，慎於代庖歸納，謹從業內薦讀論述略摘數言，以方便普通讀者。

（三、二）“等”“介音”與現代漢語方言有何關係？

繼上文，仍引兩份被薦章文，先看二等、介音與現代漢語方言。

黃笑山2002提到，重構中古漢語的先驅Karlgren（高本漢）最初提出“二等有介音”，後又自行放棄。為什麼？是“由於當時考察的方言裡二等韻幾乎都不帶介音”。而如今“一些學者”重提“有”的觀點，則是因為“近十幾年來，隨著對漢語方言的廣泛調查和對古音認識的不斷深入”，見到“某些方言二等韻字至今保留某種介音形式”。

讀來，考察現代“某些方言”有無“某種介音形式”，是推測古音某“等”有無介音所據之一。確實，據音韻學通識，推測古音之“等”需要考察現代語音。

丁聲樹李榮1981：無論哪一等的特點，都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一方面是就古代聲母和韻母配合上看，另一方面是從現代漢語反映上看。

丁聲樹李榮1981是為方言調查培訓班而編，“現代漢語”包括方言。對現代漢語第一層次的方言大區，有新舊兩說。傳統的“七大方言”或“八大方言”有官話、吳語、粵語、閩語（曾分閩南閩北）、湘語、贛語和客家話，後起的“十大方言”新增晉語、徽語和平話（《中國語言地圖集》李榮、熊正輝、張振興主編，香港朗文出版社1987和1991）。被選為“普通話”語音標準的現代北京話，屬於官話，也稱北方話。

現在來說本節焦點：一等與顎化。顎化是演變，是過程，既然關鍵在介音，問題就轉到現代方言與一等介音。聯想對二等有無介音的認識過程，那麼，對一等與介音這個問題，是否也該進行更廣泛細緻的方言調查，以求“認識的不斷深入”？

全面普查細梳漢語方言，需組織力量籌劃步驟。為探“可能”，我隨機抽讀已刊記錄，看看一等可否帶介音、有無系統、分佈與趨勢如何……

（三、三）現代漢語方言有無一等介音的語料？

我先著眼北方，粗粗瀏覽易尋資料，晉語和官話不少地點成批一等字產生介音。我又速速掃視其他區域，一等介音並非零散現象。相反，十大方言都存在“某種介音形式”，而且不乏有“系統”者。例證不勝列舉，僅示數“斑”於下。

晉語

史豔鋒《漢語開口一等字中的j介音考察——以孟州方言為例》（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報告：“晉語區的孟州（南莊）方言中鹹山攝開口一等見系舒聲字單字音產生j介音，鹹山攝開口一等舒聲字子變音產生i介音。”（注意：“見系”。）

同文指出顎化趨向：聲母［k/k‘/x］等與帶介音的韻母相拼時“稍向前顎化一些”。不過，“到目前為止一等見系字子變音聲母還沒有顎化……”。

該調查分別取樣不同年齡段人群，察視介音產生過程。研究推測，韻尾起了對介音的異化作用，加速轉變；一等韻混入開口二等韻，承繼介音；一等韻中出現新一輪介音的演變鏈條。讀來，該方言的顎化過程似為整批漸變。

官話（並晉語及其他）

邢向東、黃珊《中古精組來母合口一等字在關中方言中的演變》（《語文研究》2009。1，略副標題）觀察山西境內“中原官話關中片和部分秦隴片……選取20多個方言點”，列舉一等字介音前化為［y］和聲母舌面化的程度及分佈，並指出“其他北方方言也存在與關中類似的音變。”

史豔鋒2013提到，各地一等字介音現象正在增加。言及地名不止25個，涉及多省。不計未刊，所列自1982年後發表的相關論文不下15份。

一時難找那些報告，先按列出地名速查所屬方言，有官話，有晉語，還有些尚存爭議。官話和晉語內多個大分片都有介音記錄，比如官話就有中原、西北、齊魯、江淮等（分割槽名稱大多依所查資料，原用詞可能系統不一）。中原“雅音”在歷史上一向占強勢，一般認為中原地區的晉語較接近古音，而眾所周知現普通話“以北方話（官話）為基礎方言”。

該文末列舉陸續“明確報道”一等介音之文，按慣例只寫作者和年份，因參考文獻內無相應條目，我一眼看不出是哪些地方哪些方言。僅據若干作者名初步估測，域跨黃河長江，語不限官話晉語，至少還有贛語，也許更多。

贛語

據史豔鋒2013內“熊正輝1982”，估測有關贛語。同文轉述萬波《贛語聲母的歷史層次研究》（商務印書館2009），論及贛語流攝、臻攝、曾攝開口一等韻［i］介音。

我又據“夏劍欽1982”找到作者，承其賜閱《中古開口一等韻字在瀏陽方言有［i］音》（《中國語文》1982。6）。瀏陽境內湘語、贛語和客家話交錯。請教作者，所論是贛語。

夏劍欽1982：流、曾、臻三攝的開口一等字在湖南瀏陽方言中比較普遍地有［i］音。……流攝開口一等侯韻字，瀏陽方言除了剖、耨、嗽、蔻四字口語不用，母、拇、戊三字韻母是［-u］，叟字韻母是［-au］以外，其他字一律有［i］介音。曾攝開口一等登德二韻除聲母分別是幫、滂、並、明的“崩、北、朋、墨、默”五字以外，其他各字的韻母也都有［i］介音。臻攝開口一等痕韻的字則無一例外地有［i］介音。

夏文不少例字聲母為硬顎（塞）擦音。“克”“刻”二字記音有介音［i］，其前有個送氣硬顎塞音。

文末“編者附註”寫道：“ 楊時逢《湖南方言調查報告》（1974年）352-370頁關於瀏陽方言的記錄也提到這個問題，可以參看。”據此，明文報告一等介音的年份可上推。我特別讚賞該刊此舉，針對同一專題比較同一方言不同時段的調查，非常有意義。

蒙夏劍欽撥冗，專用瀏陽南鄉話為我讀了一批例字。辨聽錄音，存在顎化。

夏劍欽特意追加解釋：“南鄉話是贛方言”。見我感興趣，又見示他的另一專著，主要發音人說瀏陽城關話，也是贛語，也有一等介音。

吳語

汪平《吳江市方言志》（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流攝一等今帶［i］介音，與三等同音，都是齊齒呼的［i？u］。如：頭［dieu］ 走［tsieu］ 手［sieu］ 狗［kieu］ ［按：原文e倒寫。］

至此已見約半數方言一等有介音，我忍不住移目別種方言。

徽語

徽語歸屬有爭議。據李如龍（《漢語方言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徽語應與吳語、閩語同源，亦受贛語影響。

陳瑤《流攝一三等韻在徽州方言中的分合研究》（《中國方言學報》2014。4）：在徽州方言中，流攝一等字在有些點帶上了i-介音，而三等字在有些點卻又丟失了i-介音，致使一等的侯韻字和三等的尤韻字在徽州方言中出現了不完全合流的情形。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侯精一主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徽語”章內，也提到“流攝一等的細化現象”，該章由鄭張尚芳撰寫。

平話（或歸粵語，亦與湘語相聯）

平話所屬尚無定論。據詹伯慧《廣西平話芻議》（《語文研究》2001。2），廣西平話“都宜歸屬粵方言系列，不宜獨立成為漢語方言分割槽中第一層次的一個大方言區”。王振宇《邵陽縣平話的音韻特點》（《人間自然論叢》日本中央大學2015）提到有研究顯示，某些平話分片與“類屬不明的‘湘南土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鮑厚星2002、2004，詹伯慧2007）”。

湖南邵陽方言屬於湘語婁邵片武邵小片，王振宇2014年在該地調查到一種“平話”，觀其製表例字，蟹攝開口一等字“帶”為［tie］“來”為［nie］。

客家、湘語和湖南境內西南官話（兼及別處方言）的“一等i介音”

陳寅恪是客家人，宗籍江西，但生於湖南。據其女陳美延，父親叔伯用“湖南官話”聊天。讀劉寶俊《論現代漢語方言中的“一等i介音”現象》（《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1*），“客”“贛”“湘”和“西南官話”都有一等介音。

劉寶俊1993：“一等i介音”現象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分佈。據目前所發現的材料觀察，主要發生在長江以南贛、客、湘、吳方言區。［按：就主要方言區而言，贛、客、湘佔四分之三。］

同文文首除吳語贛語一串地點，列舉江西、四川和香港的四處“客家方言”，湖南六處“湘方言”和省內“部分西南官話”（另皖南三處、湖北一處、山西三處、甘肅一處）。並且概括：“在贛、客方言中，‘一等i介音’現象有嚴整的規律性、一致性。”

閩語和粵語

據劉寶俊1993：“閩、粵方言除個別零星的例子外，尚未發現系統的‘一等i介音’現象。”而據較新研究，至少閩語已“發現系統”。

吳瑞文《蟹攝開口一等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分析及相關問題》（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10， 2017） 指出，蟹攝一等“來裁菜”在閩語區次方言“崇安讀音為帶介音的-ie……應當儘量提出常見的音韻變遷來描寫”。“崇安韻母發生了音節成分換位（metathesis）現象：*Ei > iE > ie ……從崇安方言來看，發生這一變化的包括蟹攝一等”和其他等攝的“同源詞例，顯然是有系統、有規律的正常演變。”（E為替換符號。）

倘若平話歸粵語，或細考徽語閩語之聯，介音分佈圖可能會起相應變化。

官話一等介音及顎化的早期記錄

折回北方，聚焦官話，看更早。據邢向東黃珊2009轉述白滌洲生前所錄，關中方言介音［u］變［y］，子音［z/c/s］變［j/q/x］（替換為漢語拼音，保留方括號）。白滌洲逝世於1934年，一般認為他在1933年調查關中方言（父親沈仲章與白同為北大語音實驗室助教，也提過此事）。按常理，在採錄時，這類現象應已存在至少十年。大致估算，到現在約有百年。

（三、四）第三節小議

眼前有幾個現象，可能相關（僅為相關）。一二為個例溯史，三四乃周圍現狀。

現象一：現代北京話“恪”讀què曾較通行，從1912年詞典“讀如卻”到1965年學術性文章留錄，跨時五十多年。現象二：不少明清韻書“恪”讀“卻”，有的注“今通呼”，有的不收“克”讀，距今五百餘年。現象三：漢語十大方言區內都見一等有介音，有的已或正發生顎化，不少有系統。現象四：關注圈縮小到北京話所屬官話，自1933年至今用現代調查手段，已測得多個分片一等字有介音、顎化或顎化趨向。

針對現象四，回顧上文提及官話分割槽（非嚴格定義，指大致地區，暫略西南）。

江淮：明代該地人記“恪”字“舊音”讀“渴”，“今通呼”為“卻”（見第一節）。某地人編書採音並不一定限於本鄉方言，而江淮金陵地位特殊。據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韻》，《切韻》編者近半數生長於江淮金陵，所錄之音是傳承幾百年的“洛陽舊音”複合體。據邵榮芬《切韻音系》：“《切韻》音系……的基礎音系是洛陽音系，它所吸收的方音特點主要是金陵話的特點。”（轉引自《中國大百科全書》“《切韻音系》”，詞條撰者陳鑫海、施向東，學科主編劉丹青，《今日語言學》“大百科詞條（稿）”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所網信室，2020。1。6）

僅提明代幾點史實供參考：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是朱棣出生和幼時受教育之地。（師承對認何音為“正”很重要，陳寅恪在《從史實論切韻》反覆提及。我也觀測到前輩包括我父親和伯父晚年還記得老傢俬塾所教之音。）永樂遷都，大量移民北上，超過北平原有人口。據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第5卷·明時期》（葛劍雄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李曉傑見示）列表，北京城移民的“主要遷出地”有二，來自南京的共計87。5萬，而來自內蒙和東北的才0。2萬。

魯國堯、張衛東等一批語言學家主張，明代官話以南京話為基礎方言。反對者如麥耘和朱曉農指出，“南京官話是中原書音在南方的地域變體”。曽曉渝透過七種對音材料音系特點的考察比較，論證“明代南京官話具有權威通用性”，“是中原官話與江淮官話的融合”，是含“彈性”的“觀念上的‘正音’”（《明代南京官話性質考》，《語言科學》2016。2）。封傳兵提到，南京話“充當官話的標準音可能一直延續到清代中後期”（《明代南京官話的語音系統及其歷時地位》，《中南大學學報》2014。4）。

中原：上文摘言已提南京音與中原音有關。另有學者認為，現北京話也即“元代以後流行於大都一帶的共同語音，實在就是從中原一帶流傳過來”，“共同語的語音代表由洛陽一帶移到北京，語音本身的變動不大。”（李新魁《中原音韻音系研究》中州書畫社1983，轉引自耿振生《的基礎方言與移民及方言接觸問題》，《語苑掇英·二》中國大百科出版社2007）

田野調查顯示，河南不少次方言有介音，其中開封話的演變記錄引起我的特別關注。史豔鋒2013對比兩份報告後指出：“開封話中一等韻i介音的出現是近40年的變化”。這一比較的意義在於“逮”著了變化。

也提幾點史實供參考：開封是北宋京城，五代的梁、晉、漢、周也在那裡建都。一般推測《韻鏡》作於五代，現存本刊於宋代。明太祖在南京之外另設的“北京”是開封。雖尚未見官方大批移民記載，不知有否細緻研究，老“北京”的官員、幕僚、紳士、專業戶及家屬隨從等，陸續有多少搬到新北京或附近？這些與都城共生者對語言又起何作用？

西北：據曹樹基1997，順天府、保定府、真定府、河間府和永平府接受了一百多萬移民，山西被列為“主要遷出地”。現山西境內與周邊的官話和晉語，多處報告有介音。

齊魯：據俞敏（《中州音韻儲存在山東海邊上》1987），高密話比北京話更近大都音。

鄭張尚芳也提到上述地區“官話”與北京話的混合：“朱元璋滅元把蒙古人趕回草原，其他居民全遣送開封，然後由山西、山東、河北、雲南、江南大批移民到北京。四方移民雜處，北京話已不是元代大都話，應是帶河北味的中原官話。官場辦公的官話應是河南式的，但明代大官多來自江淮官話區，可能還有南京話的影響。朱棣移都北京也會提高北京官話的地位，但官話標準真向北京轉移，還是清代中期以後的事，當官的逐漸向清朝皇帝的話看齊了。”（《中國古代的“普通話”——訪音韻學家鄭張尚芳》2006。12。6新浪直播，轉引自人民網2006。12。26文字；摘段若干細部與我所見史學研究不一致，但“四方移民雜處”與上文拙議相合。）

承朱曉農相告：“北京話作為標準音，1850-60年間還未被艾約瑟（Edikins）認識到（據Colloquial Chinese敘述語氣）……清末民初北京的宦官讀書人家依舊視北京口語為‘老媽子的話’。中國文化界認識到需以北京話為標準音的標誌，是1923年趙元任為商務灌的唱片《新國語留聲片課本》為標誌，官方認定則是1932年民國教育部頒佈《國音常用字彙》，確定北京音為國語讀音標準。”

以上“掠影”引發隨想：有如此歷時共時大環境，現代北京話難道絕對自成一“島”，等律森嚴，連一個一等字都“不可能顎化”？其實，現象一就是在北京百年內的顎化明證。順此起念：曾否有人跟蹤記錄北京話“恪”讀què的興衰史？該特例單看孤零零，但參比大片成批材料，有否特殊價值？會否可能（僅是可能）某種個別突變？比如演變中的萌芽、活化石或其他？若不被統讀中止，其自身前景及連帶反應又可能如何？

須申明，我之探詢遠遠未達可提假設的階段。上文括號注“僅是可能”“僅為相關”，皆強調非必然因果。嘆縱向特例被截，而橫向入微詳查相關方言，及聯脈縱橫劃分涇渭……則遠逾數人之力數年之功。呼應首節小議，“淺灘”雖稍外延，然通篇至此仍不過是尋痕覓跡。愧我力甚弱，慮蹤影將消，願為續勘“可能”者留插路標。

換個層面，等韻仍處假設階段。面對成批反例，“一等字”和“不可能顎化”是否必然因果？呼應次節小議，再思規律與證據，也許更該思考規律的定義意義究竟是什麼？

尾聲 ：“黑天鵝”是個麻煩嗎？

似乎，陳寅恪的“què”對“等韻規律”是個麻煩，可謂“黑天鵝”。

大凡解說科學理論的falsifiability（可證偽性），常提“黑天鵝效應”，即只要觀測到一隻黑天鵝，就可否定“所有天鵝都是白的”。據Karl Popper（卡爾·波普爾，1902-1994），不可證偽的科學理論是偽科學。

依我愚見，“黑天鵝”有益科學發展，陳寅恪的“què”有益音韻學進步。

本篇第一節驗證“等韻規律”的結論。觀測兩條“恪”讀“卻”軌跡，即四代直系傳承、社會上生命力仍強的活語料和五百多年的紙面明確記載，尤重與陳家祖上同時及稍前的“通讀”。無須諱言，“‘恪’不可能讀què”有悖事實，不能成立。

第二節借鑑有關劃等及等類並跨的已刊研究，提出候選方案，修改特殊陳述“‘恪’是一等字”，以維護整個命題。然每一方案都有尚需解決之點，我暫止設想。

第三節複核普遍規律“二等字可能顎化，一等字不可能顎化”，轉向關鍵問題“介音與顎化”。經抽樣察看現狀，十大方言都有一等介音或顎化現象。成批語料並不罕見，有的顯現“嚴整的規律性、一致性”……溯源疏流是個大工程，而對北京地區語言發展的原潛在趨勢，得看統讀前後有否詳錄，可供有心者耙梳。

在同一框架內修補“等韻規律”，我力有限，然盼亦有其用。

若把“恪”讀què比作檢測等韻的觀察口，我之所窺既淺又窄，卻豈料層圈遞進，原拙稿大大超長。現截前半部為上篇，提些“可能”以求教。後半部擬作續篇，稍挪視角，略探等韻的起源、等韻與介音、等韻與韻圖、等韻與韻書、等韻與通語、等韻與正規化、等韻與通假等小題，並引科學史上著名案例，簡釋少年已接觸“等”的我（父親沈仲章記憶力超常，早年曾幫羅常培翻譯高本漢著述，晚年向我簡介），為何不想拘方，而願保留廣開思路的自由。

趙元任回憶：“寅恪總說你不把基本材料都弄清楚了，就急著要論微言大義，所得的結論還是不可靠的”（轉引自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李綺年見示）。謹遵先賢誡言，本篇和續篇都不急著下結論，而只是提出些問題以供思索。

本篇最初因讀者提問而起，其後時時被問或我問人，步步皆促思考，文內處處可見。各階段草稿又蒙多位學者包括研究方言、音韻、專攻等韻的行家預覽，除了具體議題，對總體視域可拓展深化之處，亦多獲教益，在此分享數則。

湯志祥指出：“‘恪’文所牽涉的面的確很廣。一是現代漢語音規範問題，二是音韻學問題，三是方言學的問題，四是辭書編撰學問題。”（“‘恪’文”指本拙篇。）

於建松指點：“自中古至現代，歷一千餘年，‘恪’的讀音變化有種種可能。鐸、藥兩韻，中古有開有合。韻圖列內轉開者，如今普通話多有u介音。各（ge）恪（ke）等字，方言亦多有讀合口者。u有進一步前化的可能，恪（>kuo>ke）、恪（>kuo>que）或是兩條演變路徑。”（參見引言“開口合口”及摘鄭張尚芳2019“合口的què”。）並另為“恪”字的跨等可能，指了一條線索。

潘悟雲指教：“恪”字在《說文》《廣韻》《集韻》《類篇》和《分韻撮要》中，“只有《分韻撮要》明確讀‘角’韻，讀作‘確’……《分韻撮要》估計不會是亂讀的，有方言讀音的根據……漢語中會有一種一等讀入二等現象”，並贈其大作（已補入第二節）。

鑽研西方古典語言的學者指引：亦可另向思量“方言摺合”是對是錯。開啟薦讀之文John Chadwick “The prehistory of the Greek Language”（約翰·查德威克《希臘語史前史》，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躍入眼簾有這麼一句：“古方言任何共有特徵都有可能是源自融合而非承自共同祖先”。

熟悉科學哲學的學者指導：“物理學等學科根據essential資料歸納規律，可略去non-essential現象。對語言學來說，什麼算essential是個問題。各大方言都有一等介音，就不能說是non-essential。”（語者要求保留essential/non-essential，釋在此語境為“決定性/非決定性”。）

亦有二三預覽者勸我暫斂視線，否則涉題無止境，諾之。

迴歸本題“恪”與“等韻”。我覺得在事實面前，研究者的志趣已無必要再滯留於爭執“恪”能不能讀què，質疑陳寅恪和其書香祖上怎麼會“錯”，倒是很有必要蒐集並對比有時間性的語料，檢測雖占強勢、仍存爭議、尚待驗證的“等韻”假設能不能提供有效工具，以利解釋“恪”讀què及相關之題。

轉身說自己，透過初探“恪”音古今，我加強了這個意識：歷時性研究必須建立在共時性的基礎上，沒有堅實的共時性描述，歷時性描述是難以進行的。嘆我因身負重託，眼下以代父輩錄往事為正業，凡涉語言學之議，皆自律止於提示而免深究。唯望可助有志者不斷求索，後出轉精。

陳寅恪的“què”對等韻是一個挑戰，而挑戰當促進學術研究向前。

作者：沈亞明

*文匯獨家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