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一個黑鍋！孔孟在世都會心疼馮道。三不欺原則多少人做到了？

趙匡胤黃袍加身建立北宋以後，

崇尚文治。

為了

重整綱常，扭轉

五代遺留的惡濁

社會風氣，

總結前代的經驗教訓

，

趙匡胤

命令薛居正

編寫

五代史

，

也就是今天我們說的《舊五代史》。

薛居正知道

皇上很

重視這部史書，

肯定

要在書中表示

自己的

忠心

啦。可是要怎樣表達呢？當然中心思想就是那句：生是趙家的臣，死是趙家的鬼，絕對忠誠，誓不二主。有了這個標準，靶子就好找了，就是馮道，因為他

“

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於再三哉！

”（《舊五代史》）

在《舊五代史》中這樣評價馮道，顯然薛居正也只是嘆息馮道的遭遇，並沒有橫眉怒指，因為

他自己也是

五代舊臣

，侍奉過多個皇帝，

底氣不足啊。

所以，他罵馮道

不忠，也只是向趙匡胤表達自己的忠心而已。

但是到了歐陽修和司馬光這一代就不一樣了。

他們

生於

宋真宗

時期。

當時北宋政權已經

很穩固

，

官員們都信誓旦旦地表示

對

朝廷的絕對忠誠。

而且他們

生在宋朝，長在宋朝，沒有

“二嫁”甚至“多嫁”的“前科”，自然對馮道這個靶子批判得異常堅決而且猛烈。

由於

歐陽修

《新五代史》和

司馬光

《資治通鑑》這兩部史書的巨大影響，

加上

宋明以後

程朱理學極力標榜

“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

，馮道被

定在

“無廉恥”、“奸臣”的恥辱架上被人唾罵。

很顯然，當時那種道德建設僅僅是為統治者服務的一種工具，並且有時候人為顛倒了大小輕重。而作為標杆的

馮道，就

只能成為

犧牲品

。

實際上，細說這種評判，有時候簡直可笑。

比如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稱馮道為

“

無廉恥者

”

，並要求馮道應該像

小說中的人物，

王凝

的妻子

李氏那樣，

因為一隻胳膊

被丈夫以外的男人碰過，就

果斷拿起斧頭，咔嚓一下，砍斷了那隻

“被玷汙”的胳膊，以此表示自己對丈夫的忠貞不二。歐陽修心裡想啊：你們這些不自愛的苟且偷生之人，還不如一個女子的貞操，不感到羞恥嗎？

歐陽修主要是因為馮道一臣多主，沒有對皇帝從一而終的所謂的

“失節”來批判的。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

更是發揮了

歐陽修

這種觀點

：

“

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

，

有死無

二

，

此人道之大倫也

。

”

可他們難道不明白嗎？在那個活著都堪稱奢侈的五代亂世，如果要求臣民

“有死無二”，那麼五代時期的人，在一生中應該殉葬

13

次，來表示忠貞不二，因為有

13

個皇帝輪流做啊。至少應該

5

次把？因為有

5

個朝代更替。這不荒唐嗎？

相反，他們的開國皇帝

趙匡胤

，

是周世宗柴榮的愛將，

在

柴榮死後，

不但

沒有

做到

”

有死無

二

“

，

反而辜負柴榮的託孤重任，

在陳橋

兵變中

黃袍加身，從孤兒寡母手中奪取政權

。

試問，皇帝都不能

“有死無二”，有什麼理由要求臣民那樣做？這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意思嗎？那些

宋明理學家們

，

如果生活在五代，能做到

“有死無二”

嗎？

對此，明朝狂人李贄，毫不留情地批判了這種批判：

他們也只是

嘴上

空喊仁義道德，實際上念念不忘

高官厚祿。而且

李贄在《焚書》

中也替馮道五朝十君的經歷做辯護，他認為馮道

“歷事五季之恥”，原因是“不忍無辜之民日遭塗炭”。

況且

生存權是最基本的人權

，

難道不是嗎？

另外，關於一臣二主是否忠心，偉大的孔子早有定論。春秋時期的管仲，首先輔佐的是公子糾。在公子糾被齊桓公殺死以後，管仲並沒有以死表忠，而是歸順齊桓公，幫其成就霸業。孔子認為，不能狹隘地評價管仲，不能要求他

像一般的平庸男女那樣，為了守小節，在小山溝裡上吊自殺，而

不為人知

：

“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

”（

《

論語

》

）

，而應該看他對歷史的貢獻，對百姓的所為：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

。就是說管仲幫助齊桓公統一天下，人民到現在都受他的好處。如果沒有管仲，

我們恐怕已經淪為披頭散髮

、

衣襟在左邊開的落後民族了

。

還有，唐代名臣魏徵，也是五易其主，並沒有人以

“不忠”來詆譭他，也沒有因此影響他的名譽。由此可見，殺身成仁自然是“忠”，但保全性命、轉投新主也未必不“忠”。要看他都做了什麼，而不是拘泥於表象。宋人

吳處厚在《青箱雜記》

中，就對這種膚淺的評判行為予以矯正，並借用孟子的話承認了馮道的品格：

“蓋俗人徒見道之跡，不知道之心。道跡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餘嘗與富文忠公論道之為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

寫史書還夾帶私貨的，不止薛居正一人，歐陽修也是。

1965

年，

我國著名

史學家、教育家和書法家

柴德賡先生撰文指出，歐陽修貶低五代的目的，是為了突出宋代。

1981

年，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姚瀛艇

教授

撰文指出，歐陽修希望透過《新五代史》來申述其報效朝廷之心。確實，以歐陽修與司馬遷的思想高度，不可能發自內心的認為，馮道真的那樣不堪，只能說明他們不得不

“在其位，謀其政”，迎合最高統治者的要求。你看，都是有原因的。史書，有時候，有些內容，也是扭曲的。

說到這裡，馮道之所以後來被痛罵，原因已經很明顯了。那就是源自君主的強權意志，以適應當時道德建設的需要。從這個層面上說，痛罵馮道，也不是他們的錯。但是我認為，無論歷史怎樣演變，對一個人的評判，始終應該有一個千古不不變的準則，甚至是唯一的中心原則，那就是

孟子說的：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只要一個人慈悲為懷，為老百姓謀幸福，拯救黎民於水火，他，就是個好人。您認為我說的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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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馮道一生，他都在踐行孟子這個愛民準則。馮道並沒有死守一家一姓的小忠，而是堅守

忠於天下萬民

的大忠。

任由朝代興亡，百姓是不變的。只要愛護百姓，馮道對得起天地良心，心胸坦蕩。正如他在

《長樂老自敘》

中說的

“三不欺原則”：

“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以三不欺為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

你看，他為人處事那麼圓通，實際內心是卻是多麼堅貞。

好了，嚴肅的評價先到這裡吧，下面我們再扒一扒關於馮道那些，有趣的事兒。請看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