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政治化”下的英國青年能走出時代困境嗎？

作者：高健，上海外國語大學英國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李徵宇，上海外國語大學英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2019年接近尾聲之際，英國國內政治氛圍濃厚，在保守黨與工黨先後釋出競選宣言和新政策以吸引選民的大背景下，年輕人積極參政，他們一邊加入“氣候遊行”譴責鮑里斯·約翰遜對全球氣候問題的漠視，一邊透過佔領教學樓通道的方式反對利物浦大學“學生支援教職工罷工的行為不合法”的言論。根據調查，自大選民調宣佈啟動以來，已有300萬英國人參與其中，而這些人中有三分之一的年齡都在25歲以下。從目前主流的媒體觀點看來，英國社會對於年輕人參與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持支援甚至是鼓勵的態度，年輕人本身對於參與政治也展示出較高的熱情。

△圖片說明：2019年12月6日，在英國肯特，英國首相、保守黨領導人鮑里斯·約翰遜（右）與工黨領導人科爾賓參加電視辯論。（來源：新華社發 BBC攝影師傑夫·奧弗斯攝）

然而，愈趨年輕化的英國政治仍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泛政治化的根本問題。在最近一次“氣候遊行”中，主力軍不僅包括英國的大學生，還有一些中學生。他們以抗議“鮑里斯·約翰遜漠視全球氣候問題”為由，走上街頭要求英國政府務必須針對“氣候問題”進行認真嚴肅的探討並給出具體可行的方案，而不是像以前一樣“敷衍了事”。有一位17歲的中學生表示自己“沒有資格投票這件事讓人很苦惱”，但他會盡全力讓政府知道參加遊行的所有學生都希望自己的聲音可以被人聽到，而另一位與他同齡的遊行者也認為兩位黨魁都“沒有出席關於‘氣候變化’的電視辯論”這一事實讓人非常沮喪。

△圖片說明：2019年12月12日，在英國倫敦，英國工黨領袖科爾賓在一處投票站投票。（來源：新華社）

誠然，氣候問題關乎人類存亡。但是，從參與“氣候遊行”的許多年輕人的發言來看，他們對於氣候問題的認識卻非常缺乏。首先，僅從兩位黨魁缺席氣候辯論就認為政府並不關心氣候變化的判斷有些武斷，畢竟工黨領袖科爾賓前不久才在競選宣言中承諾要在2050年以前新種植20億棵樹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這個數字比英國氣候變化委員會定下的“在2050年以前新種植15億棵樹”的目標要多了整整5億棵。雖然具體的執行仍有難度，但工黨在綠色經濟方面的努力仍然不是一次在電視辯論上的缺席可以完全抹殺的。其次，許多年輕人對英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批評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撐。畢竟英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僅佔到全球的1。2%。對比英國本身的政治、經濟發展和國家體量，這樣的表現已經可圈可點。連《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也認為問題根本不在英國身上，而在於要拿出一個能讓世界其他國家與英國一同解決問題的方案。青年人參與政治應該鼓勵，然而，缺乏理性思考與辯證思維，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與系統資訊，僅憑一己之好就妄加評論，這就是西方民主的“魅力”嗎？

這些情況令人聯想到2019年相當活躍的環保主義者格里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這位瑞典學生被稱為“氣候活動家及環境活動家”。然而，即便榮膺許多頭銜和稱號，她的許多觀點卻極為不切實際，例如她要求許多國家立刻放棄使用化石能源，改為使用清潔能源。表面上看來對於促進環保利大於弊，但事實上這一觀點卻完全忽視大部分貧困國家的現實狀況，甚至犧牲了這些國家的發展前景，是典型的“何不食肉糜”的主觀態度。

△圖片說明：格里塔？通貝里（來源：《衛報》）

格里塔？通貝里式的西方年輕人“何不食肉糜”的參政方式反映出他們對世界政治與各國政策的認識十分有限，缺乏歷史地、辯證地、客觀地換位思考的能力。因此，所提倡議就很容易變成浪漫主義的紙上談兵。將氣候變化等環保問題的根源完全歸咎於政府的“不作為”等政治原因，以非專業的態度“指導”政治事件，可能壓制有效應對問題的聲音，以至於阻礙環保問題的真正解決。然而，真正令人擔憂的地方還在於，面對愈演愈烈的“泛政治化”，歐洲民眾對這一青年政治生活趨勢竟然大加鼓勵和支援，不得不令人為歐洲社會的未來倍感擔憂。

近年來，隨著歐洲社會問題日趨嚴重，青年人表達觀點、參政議政的願望有增無減，紛紛表示自己需要透過行使公民權利來讓社會看到自己的態度。問題在於，從現實看來，他們熱情多於理智，極為主觀浪漫的社會觀點恰恰阻礙了真正實現公民權利。很多時候，當代歐洲青年並不像他們的父輩一樣把參與政治當作一種需要嚴肅對待的社會責任，年輕人非常容易在一時興起之後很快抽身離開，對身後的“一片狼藉”不理不顧，這樣的政治參與方式顯然不具備基本的社會責任感，也給英國年輕人“公民意識的覺醒”打上一個問號。在當代英國政治生活中，青年人政治參與行為的“不確定性”直接可能造成大選結果上的“不可預測”，一些學生可能會因為回家過聖誕而放棄了他們對自己熱衷的工黨政治立場的支援，進而導致很多為了吸引年輕人而推出的頗具“雄心壯志”的競選政策毫無用武之地，這不啻是對當代英國政治生活的諷刺。

說到底，政治在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失去了古典意義上的神聖性與高貴性。這一文化現象的出現是英國近代政治生活泛化的必然結果。在所謂“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機制下，公民似乎都可以行使自己參政的權利。然而，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很多切實有效的社會治理措施恰恰淹沒在所謂的“全民參政”之中了。另一方面，這種泛化的社會治理模式導致社會根本問題久拖不決，又進一步加劇了當代西方政治生活的內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