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讀懂中國式現代化——工業化與工業社會

本文作者：西澤研究院院長 趙建 博士。本文為西澤研究院發表的第612篇原創文章，趙建教授的第570篇原創文章。

本文為趙建博士的“中國式現代化十二講”系列報告/課程之四，縮減版。課程目錄如下：

中國式現代化：歷史與邏輯

中國式現代化：文明與自省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與選擇

中國式現代化：工業化與工業社會

中國式現代化：城市化與城市社會

中國式現代化：貨幣化與現代金融

中國式現代化：從高速度到高質量

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與公平社會

中國式現代化：綠色發展與和諧社會

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復興與精神滿足

中國式現代化：全球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式現代化：政治發展與國家治理

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正規化內，

現代化的正式開端是工業革命

。工業化是現代化的主要組成部分。正是工業革命啟動的一波又一波的工業化浪潮，才將人類文明從農業社會推入工業社會，構築了現代社會的物質基礎。

因此美國曆史學家克拉克才說：人類歷史上只發生過一件大事，那就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前和後，是不一樣的人類世界。

對於中國來說，歷史上可能也只是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從一個古老的農業文明古國，轉型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國家，形成了一個具有現代文明素養的工業社會。

中國式現代化，前提就是工業化

。如果沒有工業化形成的物質文明基礎，那麼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法治化幾乎都不可能。

回望歷史，三個甲子年，從

1840

年鴉片戰爭開始，一個五千年的農業文明古國，終於被西方工業國家的船堅利炮驚醒。過去沉溺於帝國舊夢的晚清王朝終於明白：

中國也必須儘快開啟工業化浪潮，否則就會永遠陷入落後捱打的局面

——

一個不能工業化的民族和國家，永遠進入不了世界主流。

因此，在西方列強的步步緊逼下，救亡圖存的本能反應讓中國不得不被動開啟走向現代的革新運動，以點燃中國自己工業革命的火種，使中國這個僅存的文明古國進入工業社會、現代社會成為可能。

然而如何在一個農業文明的廢墟上點燃工業革命的火種，這是擺在眾多仁人志士面前的重大命題

。

在經歷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民族工業自強等一系列革新運動之後，中國的精英們終於明白一件事情：

工業化是一個系統工程，僅靠西學中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等“術”層面的改良，並不足以推動中國的工業化，

要點燃中國工業革命的火種，需要對中國社會的土壤進行全方位的變革，用

“

道

”

來形成

“

勢

”

，全面推動中國的現代化變革。

所謂的

“道”

，類比歐洲工業革命前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宗教革命，為工業化奠定了人本主義的知識、理性和思想文化基礎；所謂

“勢

”

，是從英國蒸汽機革命開始的，透過國家競爭（比如戰爭）和國際貿易形成的市場化、產業化、資本化洪流。在國家競爭的歐洲，

任何不參與工業革命的國家都會直接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

。同時，頻繁的戰爭，也大大加快了科技研發和投產的程序。在戰爭面前，在生死存亡面前，人類的科技創新潛力被大大激發出來。人類歷史上重大的技術發明，開始幾乎都來自於戰爭時期的軍用技術。

國家競爭中的歐洲還有個優勢，那就是能

形成自由的思想競爭體系與思想家流亡機制

，這個有點類似中國的春秋時代。當一個思想家在一個國家被禁言或封殺後，他可以流亡到另一個國家。因此我們看到的一個規律是，凡是能收留流亡思想家、科學家的國家，都是後來稱霸一方、能較早啟動工業革命的國家。比如宗教革命時期的荷蘭，由於收留了大量的被迫害的清教徒，形成了人才和財富集聚效應。後來的英國、美國，繼承了新一輪工業革命，也都是因為吸引了大量的被排擠和迫害或者在屬地國沒有發展機會的人才和有新思維、敢冒險的年輕人。

然而

中國不是歐洲

，中國是一個長期大一統的國家，幾千年都在一個超穩定結構裡進行著農業皇權國家的輪迴。尤其是明清以降，因為長期面臨著北方遊牧民族入侵的問題，組織戰爭和軍事管制成為國家最主要的管理方式和治理思維，導致形成了一個閉關鎖國、一味守成、不思進取的國家文化。這種文化將中國向工業化、現代化進化的可能性幾乎鎖死，

成為李約瑟“大分流”謎題的根本成因

。

因此對於這樣的封閉系統要想進行徹底的轉換，就必須依靠外部的力量。西方的殖民行為固然可恨，但是走不出歷史輪迴詛咒的農業封建文明與皇權一統結構，也同樣讓人絕望。如果不能從外部打破，中國的工業化，中國式現代化，都是不可能。西方列強在全世界落後地區搶掠殖民的同時，也播下了現代工業的火種。當然整個過程充滿了殘酷的殖民者與原居民的抗拒和鬥爭。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說，

現代化是一個充滿了抗拒的進化過程

。

當晚清王朝因為無法帶領中國走向工業化而謝幕，接下來的軍閥混戰、羸弱的國民政府，再加上日寇入侵，讓中國重新陷入民族救亡圖存、命懸一線的境地。這意味著，

生存是第一要務，其它的都是奢望，更別提什麼工業革命和工業化了

。即使有人寄予厚望的，

19

世紀

20

年代到

30

年代中期民族工業的

“

黃金時代

”

，在如突如其來的日寇入侵面前也不過是曇花一現。我個人的研究認為，即使沒有日寇入侵，剛剛有點氣候的中國民族工業也難以擔當起點燃中國工業革命的重任。因為，當時的根本矛盾並非是城市和工業化內部阻力的問題，而是

新興的工業資本、大地主和農業小農經濟之間的矛盾

，更加詳細的分析可以參考費孝通的《鄉土中國》。

這意味著，種種歷史和現實條件限制，中國的工業化不可能走英國的以商業資本為主的內生演化道路。作為一個原生的具有五千年農業文明的古國，要想突破傳統的抗拒走向工業文明，路徑可能只有一個：

先形成一個統一、強大的現代國家

，透過國家力量來集中動員資源來進行工業化，否則一個落後的農業文明社會是很難組織力量來推動如此複雜的程序。

1949

年新中國的成立，使這一切成為可能。

但也只是一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新中國成立伊始，國家透過抗美援朝換取了來自蘇聯的援助，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工業化運動，創造了一五計劃的輝煌成績。但是隨著中蘇交惡脫鉤，中國的工業化遇到了巨大的危機，在自力更生的冒險試錯中遇到更大的挫折後，

不得不被動去工業化，幾千萬城市和工廠裡的工人回鄉

。激進的工業化運動及其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後果，加上模仿蘇聯構建的國體、政體及計劃經濟，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十年裡充滿了波折。

但是也不能否定的是，這三十年依靠強大的國家能力，積累了工業化必需的很多先決條件，比如文盲率的快速下降，人均壽命翻了一番，初步的重工業基礎，初具規模的鐵路公路，快速增加的人口和年輕勞動力以及人們在集體經濟中形成的組織意識和紀律意識等。這些都是一些雖然是民主國家，但是國家能力依然羸弱的國家比如印度所不具備的。到了上個世紀

70

年代末，中國積累的各種矛盾和工業化勢能已經到了一個破曉的臨界點，這個只需要一個火星就可以被點燃，那就是

——

市場經濟

。

也就是說，新中國成立後前三十年雖然也取得了工業化的成就，但仍然沒有真正點燃工業革命的火種。因為國家能力固然重要，但是計劃經濟的體制還是無法有效的將要素積極性動員起來，要素只能按照計劃的指令配置到固定的位置，全然不管這個人擅長幹什麼，在才能上有什麼樣的相對優勢。這種資源配置的方式只能對要素造成巨大的抑制。而在宏觀上，計劃經濟體制會造正巨大的產業結構失衡，造成重工業工業化過快但輕工業和農業的工業化相對滯後，

只能採取農村“剪刀差”補貼城市的方式

。這種方式顯然不可持續。

市場經濟的偉大之處在於，可以動員每一個分散的卑微的個體力量

，這些個體在無形之手的動員之下，自發的根據自身的相對優勢，知道自己想幹什麼、能幹什麼，由過去計劃指令式的被動

“

單位包分配

”

，轉變為

“

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

。當時熟知的話語體系是，不爭論，實幹興邦，發展是硬道理，黑貓白貓拿住老鼠才是好貓

……

可以說，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是一場思想啟蒙（當時稱其為

“

解放思想

”

），類比於歐洲工業革命前的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

當中國人從階級鬥爭的形而上學，轉變為“實踐是檢驗真理惟一標準”的現實理性，在市場經濟的刺激下一場聲勢浩大的力量就噴湧而出，中國工業革命的星星之火開始燎原

，竟然在不到四十年的時間裡幾乎走完了西方工業國家

200

多年的工業化歷程。這不得不說是一場奇蹟。

到今天，可以說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工業革命

，成為世界上一流的工業國家。以下幾個指標可以證明這個論斷：

第一製造大國

。工業增加值從

1952

年的

120

億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30

多萬億元，按不變價計算增長約

971

倍，年均增長

11%

。

2018

年，我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世界的份額達到

28%

以上，成為驅動全球工業增長的重要引擎。在世界

500

餘種主要工業產品當中，有

220

餘種工業產品中國的產量佔居全球第一。

最完整的工業體系

。經過

70

年的發展，目前我國已經擁有

41

個工業大類、

207

個工業中類、

666

個工業小類，形成了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創新能力不斷增強

。

2017

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投入的強度由

2004

年的

0。56%

提高至

2018

年的

1。06%

，規模以上工業有效發明專利數達到

93。4

萬件，較

2004

年增長了

29。8

倍。一些高階製造業，如發電裝置、輸變電裝置、軌道交通裝置、通訊裝置等產業均已處於國際領先的地位。

工業資訊化、數字化浪潮

。截至

2019

年

6

月，企業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達到

69。3%

；關鍵工序數控化率達到

49。5%

。同時，開展網路化協同、服務型製造、大規模個性化定製的企業比例，分別達

35。3%

、

25。3%

和

8。1%

。

這些資料都表明，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中國進入了後工業化時代。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已經從農業社會完全過渡到了工業社會，

也不說明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

，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仍然可以被他國輕易

“

卡脖子

”

。很可能的問題是，技術和物質層面的工業化浪潮過快，社會的心智、認知、治理和精神系統在進化上還相對滯後。或者說，

工業化是在後發學習優勢下快速躍遷的，但社會體系卻只能慢慢靠時間演化

。然而，經濟基礎仍然決定著上層建築，工業化當然推動了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程序：

人的素質的普遍提高。中國培養了世界上最多的產業工人和本科學歷大學生，人口紅利深化並轉換為人才紅利成為可能。

資訊網路的擴充套件與普及率的提高，大大提高了人們拓展認知曲線的機會。基於農業社會的封閉認知系統被打破，人們變得更加開放和包容。

企業的興起，賦予了人們更加組織化的現代集體生活方式，以及全新的治理關係。這跟農業社會中的小農經濟與集體經濟是不一樣的。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的興起，為社會治理培養了一批專業人才。

在數字化、資訊化洪流下，企業越來越注重學習型組織的打造。

大國人口規模效應下，人才的集聚會產生創新創意的指數級增長。

這一切都再次表明，

工業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前提

，也是主要組成部分。工業化在中國的基本完成，表明中國也正在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但是西方國家的歷史已經表明，這個轉變過程，是現代化程序中最重要、最成敗攸關的一環，整個過程充滿了激烈的新舊勢力之間的矛盾與鬥爭，不乏以暴制暴的輪迴。從法國大革命到兩次世界大戰，都可以說是工業化浪潮中誕生的畸形兒

——

戰爭機器或戰爭工業

。戰爭與工業化之間形成相互促進的正反饋關係，即戰爭推動軍用工業和技術快速進步，快速進步的軍用產業又進一步激化矛盾和引爆戰爭。今天，全球似乎仍然沒有完全走出這個輪迴。

當前，工業化末端的中國，後工業化時代的種種矛盾也在加速暴露，大部分是因為鄉土中國蛻變後，從農業社會中走出的一代人仍然不能很好的適應工業社會。但是幸運的是，中國躲過了西方工業化程序中最殘酷的一段，那就是伴隨著激烈衝突、革命和戰爭的激進歷史。今天中國走出了和平崛起的工業化道路，但也面臨著新的更大的挑戰，都是過去一味工業化但在其他方面的現代化相對滯後的欠賬，環境汙染、貧富差距、貪汙腐敗、金融風險、精神危機、發展不平衡、國際摩擦等諸多重大問題。而這恰恰是中國式現代化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和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