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都是削藩，為什麼漢景帝扛住了，而朱允炆卻沒扛住？

漢景帝、建文帝都因為削藩而促發了一場戰爭。

就形勢而言，建文帝的情況原本比漢景帝要好很多。

而且，在戰爭爆發前，漢景帝政策失誤比建文帝還要更大！

然而，最終結果，卻是景帝順利平叛而建文帝“失蹤”。

這是什麼緣故呢？

建文帝削藩的形勢好於漢景帝

西漢的諸侯王，是真正的“裂土封王”。

這些諸侯王的地盤多比較大。比如，初封的齊王有七十二城，吳王有五十三城。

漢高祖分封之初，這些諸侯王多年紀尚幼，羽翼未豐，受制於朝廷派去的國相，在高祖去世後，又受呂后排擠，自顧不暇。

不過，隨著諸侯王們年紀漸長，他們完全掌握了王國內的行政、經濟大權，擁有相當規模的王國軍隊，已具備挑戰皇權的經濟、軍事實力。

相比之下，明初的藩王則在各方面都無法與漢初諸侯王相提並論。

明代藩王，原則上“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政治地位很高，但法定的權力、地盤都十分有限。

就武裝力量而言，藩王可以直接指揮的軍隊只有護衛。“護衛甲士，少者三千餘人，多者至九萬人”，而且，他們“隸籍兵部”，藩王可以統領他們，朝廷也可以調動他們。

此外，王國內還有守鎮兵。但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要調遣他們，除王令外，還需要有天子的御寶文書。

因此，“七國之亂”，漢景帝與叛軍在力量上基本上處於同一量級，而“靖難之役”時，朱棣是“以一隅抗舉國”，雙方完全不在同一量級。

建文帝的情況，比當年的漢景帝有利得多。

漢景帝削藩政策失誤大於建文帝

由於“結果導向”的影響，在很多朋友看來：景帝勝了，所以什麼都作得對，建文帝敗了，所以什麼都錯了。

其實不然。

削藩之初，漢景帝的失誤比建文帝還要大。

漢景帝的老爹漢文帝，採取了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政策。

即：透過讓諸侯王的幾個兒子分別立國，分解諸侯國，使其無力與朝廷抗衡。

當然，當時的形勢下，漢文帝還沒有資本像後來的漢武帝一樣推行“推恩令”，以法定方式推行。

因此，文帝只能“見機行事”，將實力雄厚的齊王、淮南王作為主要打擊目標。

該方略雖然比較溫和，但效果不錯，曾經威脅最大，實力最雄厚的齊國，在齊文王去世後被一分為六，淮南國也被一分為三。

漢景帝繼位後，其削藩政策變得激進。他採納晁錯“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的方略，直接削諸侯國的縣。

這個政策手段直接，打擊面廣，短短三年間，楚王、趙王、膠西王、吳王等諸侯輪流被削！

一方面，對於擁城數十座的諸侯王們來說，削其數縣之地不足以使其傷筋動骨；另一方面，這種舉措引起了眾多諸侯王的強烈不滿和恐慌，更促使諸侯王們聯合到一起，發動大規模叛亂！

更嚴重的是：漢景帝對諸侯王的叛亂似乎準備嚴重不足。

諸侯王造反後，漢景帝又是赦免各王，“復其故地”，又是腰斬晁錯，希望吳楚罷兵。

直到無可奈何之時，才找出周亞夫等人，組織平叛戰爭。

相比之下，建文帝的削藩政策雖備受後人指摘，但並非一無是處。

在謀劃削藩方略時，齊泰建議先削強燕，再除各弱王；黃子澄則認為燕王久已有備，應先解決掉周王、代王等“親燕”勢力，翦其手足，再除燕王。

建文帝採納了黃子澄的方略。

前後不到十月，建文帝削周王為庶人，幽代王於大同，廢岷王為庶人，迫湘王自殺，囚齊王於京師。

儘管這一方略被後人認為“打草驚蛇”，但卻事實上削弱了燕王，起到了一定效果。

後來的靖難之役中，代王曾試圖響應朱棣，但被控制，而齊王被囚後，燕軍在山東失去外援，燕軍始終無法在山東壓倒對手。整個靖難之役，直到最後燕王渡長江，燕王除挾持寧王外，再無公開“外援”，始終是以一隅之地抗拒朝廷。

而建文帝對燕王的直接削出，也一度取得了極大成績，燕王一度身邊只剩下張玉、朱能等800餘人，並被嚴格監視，至於北平軍政大權，則幾乎已完全為朝廷所控制。

可以說，僅就政策而言，建文帝除“不忍殺叔”之外，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

只不過，朝廷委派辦事的人，確實在能力上非燕王對手而已。

所以，僅就削藩政策而言，漢景帝的失誤比建文帝更大。

那麼，為何景帝勝了，建文敗了呢？

對手的能力

實力，是決定勝負的關鍵因素。但歷史也一再表明：實力弱小的一方，如果訓練有素（將士的能力），在正確的指導下（統帥的能力），有時也能由弱變強，並最終打敗實力佔優者，贏得勝利。

僅從削弱實力的角度看，建文帝作得已經不錯了。如果朱棣只是能力一般的人物，可能已經被控制，連起兵的機會都沒有。

然而，朱棣的能力，卻因為建文帝“不忍”揹負殺叔之名而完好無損。

早在朱元璋時期，朱棣就已經被稱讚為“智勇有大略，能推誠用人”。

太子朱標去世後，朱元璋“常有意易儲”，並常奉命統領諸王及諸將軍馬作戰。

朱元璋去世前，諭示朱棣：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獨汝才智克堪甚人···“攘外安內，非汝而誰”？

在藍玉、馮勝等異姓將領被剷除後，朱棣已是唯一有能力、威望領導北方國防，甚至“攘外安內”的統帥級人物。

因此，儘管朱棣的一些權力被建文帝所剝奪，但因朱棣“能推誠用人”，身邊仍有張玉等人不離不棄，而在已被“奪”的軍隊中，仍有大量將士“屬心於燕王”。

因此，朱棣雖然被嚴格限制、監視，但只要略施計謀，除掉建文帝派來的廖廖數人，就能控制北平局勢，奪回軍隊，舉兵“靖難”。

而當燕王起兵後，雖然其規模與朝廷不可同日而語，但其戰鬥力優勢卻十分明顯。

燕王之兵，是常年在北方與蒙古作戰的，訓練有素，戰鬥經驗豐富，尤其是其騎兵優勢，更遠遠勝過“南軍”。

因此，朱棣騎兵後，其統帥個人能力、軍隊戰鬥力，均勝過朝廷方。

相比之下，漢景帝時的諸侯王們，看起來兵力規模很大，只吳王之兵就達40萬之眾，但其“能力”則未必如“數字所示”。

當時的諸侯王中，吳王劉濞曾經跟隨劉邦參加過平定英布的戰爭，並且表現出一定的將略。

然而，劉濞畢竟從來沒有以統帥之任，獨當一面的經歷，其大兵團指揮的經驗甚至不如當年的齊王劉肥。

不過，就軍隊的戰鬥力而言，雙方算是“各有優勢”。

吳、楚之地的步兵，自古就是天下精兵，不過，由於缺乏戰馬，其車騎不如朝廷方。

因此，儘管從紙面實力上來看，建文帝的優勢比漢景帝要大得多，但實際上，雙方處境相似，即：朝廷軍與叛軍都是“各有千秋”，誰能取勝，還看雙方的指揮。

所以，派誰去和叛軍打，很重要！

擇將

在選將方面，漢景帝的選擇難度比建文帝更大。

呂后、文帝時期，漢“休養生息”，“誅呂”、抗擊匈奴、平定小規模叛亂的作戰都曾發生，但沒有大規模戰爭。

因此，漢景帝繼位時，朝廷沒有任何擁有大兵團指揮經驗的將領，甚至連參與過大兵團作戰的將領都寥寥無幾。

相比之下，建文帝的情況略好於景帝。

儘管藍玉、馮勝等帥才已經被“拔刺”，但大明畢竟長期與北元大戰，無論是老將耿炳文，還是平安、盛庸，乃至李景隆，都參與過大規模軍事行動，至少“沒吃過豬肉，至少看過豬跑”。

在擇將上，漢景帝選擇了周亞夫。

周亞夫的父親周勃曾有多次大兵團指揮經驗，但周亞夫當年年幼。

到周亞夫領軍時，已是文帝時期，“休養生息”，沒有大規模用兵。

不過，漢文帝卻透過在“細柳營”勞軍時，發現周亞夫治軍嚴整，讚歎不已。

其後，文帝將周亞夫升為中尉，留在長安帶兵，認真考察。

文帝去世前，告訴景帝：遇到緩急時，“周亞夫真可任將兵”。

可以說，儘管周亞夫沒有大兵團指揮經驗，但其帶兵之能，是經過文帝、景帝二帝常年考察的。

能把兵帶好的將領，能差到哪裡去？

相比之下，建文帝的擇將，則“任性”不少。

建文帝，初則任用資歷最老的耿炳文。耿炳文雖戰功卓著，但多是防守作戰，且帶兵不多，有威名，但缺乏大兵團指揮經驗。

其後，建文帝把寶押在了李景隆身上。

李景隆，是名將李文忠之子。早年因為“進止雍容甚都”，而得到朱元璋矚目。

他也曾帶兵參與過一些軍事行動。

史書沒有詳細記載耿炳文、李景隆在朱元璋後期的表現（耿炳文在朱元璋創業期間的表現有詳細記載）。

但是，從朱棣在與二人交手前的反應看，兩人在朱元璋時期已經表現出嚴重問題。

對於耿炳文，朱棣認為耿炳文雖是名將，但“軍無紀律”，治軍不嚴。

對於李景隆，朱棣則“聞之喜”，評價其“易與爾”，極為輕視。

相比之下，朱棣在與平安（朱元璋養子）、盛庸交手前，則相對嚴肅認真。

由此可見，建文帝並非無人可用，只是用錯了人；並非沒有機會了解諸將的能力，只是沒有去做！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得良將者，兵強國昌！

擇將，直接關乎成敗。

戰爭主動權之爭

開局時的實力對比固然重要，但主動權則更為重要。

如果能掌握戰爭主動權，牽著對手鼻子走，即便初始實力弱小，也能越戰越強。反之，即便初始實力強，也會越打越弱，走向失敗。

而掌握戰爭主動權的主要方法，就是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規避自己的劣勢，使戰爭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

七國之亂爆發時，吳王的規劃是：吳楚之兵攻略函谷關，奪取滎陽敖倉之粟而守之，會和諸侯後，再進軍關中。

吳王把直接進軍，控制天下糧倉、險要作為掌控戰爭主動權的關鍵。

看起來直接、迅速，但這其實是當年楚漢戰爭時項羽的方略。

以項羽之強，尚且不能如願，何況劉濞呢？而且，項羽接近成功的時刻，正是其以樓煩騎兵佔據騎兵優勢之時，一旦漢軍以秦將組織起騎兵力量，並在京索之戰擊敗楚軍騎兵後，項羽攻取敖倉、滎陽的優勢也大減了。

因此，吳將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樣的計劃難以成功，請求另出一兵收淮南、長沙，入武關。

但吳太子反對：我們是造反的，還讓其他人另統一軍，不怕人家也反嗎？

而另一位青年將領則提出：吳多步兵，利於險阻；漢多車騎，利於平地。建議以最快速度直取洛陽的武庫和敖倉的糧倉，據險以待諸侯，沿途不要攻城略地！

如果策略是要取滎陽、敖倉，就不要在途中攻城略地了，不要頓兵，直取洛陽、敖倉！

老將們認為年輕人不懂謀略，嗤之以鼻。

如此，劉濞幾十萬大軍氣勢洶洶，長時間頓兵於睢陽，進退不得，拱手讓出了主動權。

對此，周亞夫看得很清楚：吳楚兵剽悍，難以爭鋒。但他們打睢陽也不容易，讓他們在睢陽玩吧。我們出騎兵襲其糧道，輕鬆搞定！

此後，周亞夫牢牢把握戰爭主動去按，“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餉道”，未經大戰，就已經將吳、楚逼到絕境了。

相比之下，耿炳文、李景隆在整場戰爭中，從來沒有提出過類似的“先勝而後求戰”的高屋建瓴謀劃，也沒有提出過奪取主動權的方略。

主動權，你不去掌握，對手就會掌握。

朱棣兵雖少，卻牢牢掌握了主動權。

朱棣利用耿炳文軍無紀律，襲擊取勝後，耿炳文發揮其防守才能，死守不敗。

朱棣為求主動權，不強攻耿炳文，回頭平定了北平周邊一些地區，控制了一些險要。

李景隆來戰時，朱棣讓世子守北平，自己前去收寧王之兵，既擴充實力，又將衣裳單薄的南軍引到北平附近的挨凍，隨後又以騎兵攻擊南軍步兵於平地，一舉取勝！

在隨後的戰爭中，儘管朱棣也遭到過一些挫折，但始終來去自如，掌握著戰爭主動權。

總體戰爭指導

戰爭，既是將才之間的角逐，也是最高統治者之間的角逐。

七國之亂時，七國主動叛亂，聯合一起，吳、楚直接威脅滎陽，趙、膠西等國則企圖脅齊、燕，外援南越國出長沙北，一起威脅漢軍側翼。漢則是被動迎戰，處於可能遭受三面夾擊的不利地位。

然而，漢景帝看出關鍵，認準吳王是叛軍核心，而趙、膠西各王不過附從，南越等“外援”更是觀望者而已。

因此，漢景帝以周亞夫統帥大軍，與梁王劉武一起對吳、楚作戰，另以酈寄、欒布分兵討伐趙、齊叛軍，又以竇嬰進駐滎陽，確保關中安全。

果然，由於吳、楚軍沒有進展，燕不出兵，趙觀望，南越更是沒有按計劃進軍，劉濞多線進攻的計劃徹底破產。

而由於漢軍牢牢掌握主動，被吸引到齊的膠西四王見漢軍到來，各自逃回國，或投降，或被各個擊破，兵敗被殺。

在漢景帝的指導下，諸侯國雖相互聯合，多路威脅，但實際上未能形成合力，被各個擊破。

相比之下，建文帝的局面原本有利得多。

朱棣起兵時，大同、遼東都已為建文帝所控制，可以威脅其側背。而寧王大軍則也尚未決定造反。

可是，建文帝沒有拉攏、爭取寧王，反而奪其護衛，使寧王處於中立態度，並最終為朱棣所控制。寧王的朵顏三衛，更成為朱棣先鋒。

而大同、遼東雖然時有出兵，但與主力之間基本沒有配合，最多隻是騷擾，影響十分有限。

因此，整場平叛戰爭中，建文帝空有夾擊之勢，卻始終沒有組織過上真正的夾擊，自喪優勢！

更嚴重的是，在李景隆被調走後，正面戰場的明軍也缺乏統一指揮。

平安、盛庸等將雖頗有將略，並曾挫敗朱棣，但彼此之間統屬不一。

到燕王南下後，南軍兵力雖多，但缺乏統一指揮，更是一盤散沙，被朱棣一波急進，直下南京！

對“名”的態度

戰爭，講究師出有名。軍事行動必然受到“名”的約束。

漢景帝、建文帝莫不如此。

戰爭展開之前，漢景帝十分注重名，又是誅晁錯，又是赦免吳、楚罪過。

但戰爭一旦展開，漢景帝不再以“名”來束縛漢軍手腳。漢景帝甚至頂住壓力，支援周亞夫不先救他的弟弟劉武，而專心施展其方略。

對於叛王，漢景帝則更是不為所謂“名”所限制。

比如，膠西王兵敗，準備投降，漢將宣讀詔書：王其自圖！你自己看著辦吧！

膠西王及王子王太后等人悉數自殺！

建文帝則不同。

他沒有理會朱棣“清君側”的訴求，處分齊泰、黃子澄，但卻下達了一個束縛三軍手腳的命令“勿使朕有殺叔之名”。

作戰中，朱棣曾多次面臨險境，但“諸將奉帝詔，莫敢加刃”。朱棣不敢自己沒事，反而順便以自己斷後，保全軍隊！

建文帝在戰爭爆發前不那麼“講究”，幾個月裡幽禁、逼殺幾個王，到戰爭爆發後卻迂腐不堪，束手束腳，這也算是一奇了！

削除同姓王的戰爭，是皇室自家人之間的利益再分配。

因此，這種戰爭的性質，沒有正邪之分，在大多數時候也不存在“人心向背”的問題。

決定勝負的，一般是天子、諸王的能力。

所以，這種戰爭，其實也是皇室內部的優勝劣汰。

七國之亂，天子取勝，靖難之役，藩王取勝。但其後，漢、明都迎來了更合適的統治者，兩個王朝也都繼續發展，迎來屬於自己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