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定義——國際博物館協會的支柱（下）

「本文來源：文博線上平臺」

杰特·桑達爾（Jette Sandahl）是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館和丹麥婦女博物館的創始人及館長。她曾任紐西蘭蒂帕帕國家博物館主管、丹麥國家博物館展覽和公共專案負責人，最近還出任哥本哈根博物館館長。她參加過蓋蒂博物館管理協會，並在國家和國際博物館領域被選出擔任過許多職務。目前，她在國際博物館協會常務委員會主持博物館定義、前景與潛力委員會以及歐洲博物館論壇的相關工作。她在廣義的博物館領域裡出版、發表過許多作品。

Ⅳ.全球化趨勢及其在博物館的體現

博物館在全球各地明顯增加，且得到顯著發展。當前的社會趨勢與變化直接和間接地衝擊、發展和影響了博物館及博物館工作。為了適應新的形勢和新的可能性，博物館需要對“博物館被認為是什麼”這個由來已久的已知版本加以延伸，改變方向，重新修改。如果“永續性”的概念在博物館定義裡是有意義的，那麼它就應該和藏品本身的生命，而不是和它們周圍不斷變化的特殊的機構或組織形式有所關聯。

社會變遷紛繁複雜，矛盾重重，很不平衡。但不管怎樣，重要的全球調查和分析預測似乎表明，在當今世界和不久的將來所要面對的一些緊迫問題和重大事件，卻是全世界都要共同分擔的。這些問題包括氣候變化、自然環境遭到破壞、不平等、經濟機會匱乏、移民、歧視、大規模的衝突和戰爭，以及政府的透明度和問責制，其中一些屬於地域差異，而另一些屬於人口結構變化。

注意到類似這樣的社會趨勢，不但能為各部門，為像國際博協這樣的組織，還能為博物館個體提供有利工具，幫助它們確定方向，制訂計劃，來解決潛在相關性的問題。

參加MDPP圓桌會議的博物館專業人員所關注的問題與那些全球調查受訪者所關注的極為相似。他們還發現，這些問題向博物館發起了一些挑戰，挑戰強調了開發更為包容的方法來開放社群的投入與參與，以及設法應對不平等與人權、全球化與移民、氣候變化等主題的重要性。

新博物館、專業博物館和類似博物館的專案被專門建立，去處理一些頗有爭議的種族、人權、性別、可持續性，甚至是未來的問題，以響應所表達的社會、政府和社群的需求。然而，這些核心問題與主導傳統主流博物館的研究、收藏、展覽和活動的主題之間卻仍有差距。

諸如物種滅絕和耕地永久消失的問題、基於類別的預期壽命的不平等問題，還有數百萬人因衝突和戰爭而流離失所的問題，每一年都會明顯增加。因此，對博物館來說，聲稱對社會的迫切問題保持中立，就會被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專業人員和更為廣泛的社會群體視為放棄了自己所應承擔的責任。這並不是一個“是”或者“不是”的問題，而是一個博物館反映或代表哪種價值觀和哪種世界觀，以及博物館在承認這些觀點時應保持怎樣的透明度的問題。

雖然在世界上明顯有一些地方，在那裡要積極應對有爭議的問題對博物館來說是非常危險的，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過於坦率所帶來的危險，應該由它們的社群和它們的資助機構，針對被視為無關緊要的博物館的危險來進行判斷和衡量。

切斷聯絡、猶豫不決和沉默寡言，博物館藉助這些來躲避社會衝突、有爭議的內容和當代困境，即使這些與它們要確定的主題密切相關，而這些似乎都植根於認識論的傳統，來源於博物館在其社會權力結構中的歷史地位。

Ⅴ. 認識論，世界觀和博物館型別學

從直觀上看，“博物館”一詞在紛繁複雜之中，透過藏品及其承載的資訊，向那些觀看、思考並與其有聯絡的人們傳遞情感、記憶和知識的物品的穩定的核心概念，是很容易被理解的。

但是人們並沒有怎麼認真剖析或苦苦思索博物館定義背後的，隱藏在18世紀、19世紀和20世紀價值體系和思想體系裡的科學、社會和政治根源。

最早的私人珍奇館和珍寶閣是透過發展和鞏固西方理性主義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建立起來的。從它的邏輯上看，博物館展示了關於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是如何整理它們的知識以及這些知識背後原理的實物證據。幾個世紀以來，透過把文化與自然、藝術與文化、藝術與民族誌、歷史與科技還有藝術分離開來，博物館逐漸發展成大型博物館裡的相互獨立的部門，在19世紀後期又形成了許多新的、單一學科的博物館。

由於所謂科學革命和干涉主義自然哲學帶來的不利的、長期的、有時甚至是不可逆轉的後果在21世紀變得越來越明顯，因此20世紀博物館定義裡“人類及人類環境”在語言上的不確定特點——“為社會及其發展”也是如此——也同樣顯而易見。

在當前的博物館定義裡，人類是與自然界的其他生物相分離的，且地位由此得以提升，而自然則相應地降低成人類環境的一部分，這就沒有為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有價值藏品的概念或重要性留有一席之地。相反，文化歷史藏品脫離了相對於自然的責任。這樣，博物館定義就沒有提供任何道德的或知識性的引導或支援來幫助博物館設法解決當前人類在與大自然的分離關係中所面臨的多方面的危機，並幫助博物館用專家級水平對可持續性提供批判性的研究，而這樣才能使藏品真正體現它們的價值。

新博物館學，特別是在美洲、太平洋地區，還有現在的非洲大陸，經常在強勢的本土化的驅使下，發展交叉學科、跨學科和多學科，以及歷史研究的途徑和方法，並樂意接受在萬事萬物最基本的連線性和關聯性的框架裡理解和解釋物件及藏品反映的世界觀、宇宙論和認識論。在博物館面對21世紀的複雜形勢，需要重新思考它們在單一學科的方法和途徑裡所受到的限制時，這些範例就為博物館提供了有力的備選方案。

博物館定義應紮根於多元化的世界觀和知識體系，而不是單一的西方科學傳統。

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情境的。

通常，在一些不具代表性觀點和經歷的人的壓力下，博物館才開始逐漸認識到，工作人員的結構會對博物館所能創造的這類知識和觀點，以及它是否能成功應對其社群裡不同的，而且經常是矛盾的性別、階級、民族或種族觀點產生影響。20世紀的一大轉變是對解釋博物館文化和物品的基本設定的需求和權利加以認可，尤其是在有著強勢的本土化聲音的國家。

博物館定義應抱著尊重的態度去講述這個自我呈現的基本原理。

縱觀博物館歷史，它們的獨特品質和本質特點在於把功能和規模統一起來。這些功能和規模在很多時候會在機構設定中被劃分開來——也會把物證和物質文化的思想、實物設計的理念、以公眾為主的科學知識產品、能傳遞資訊的文獻資料和調查研究結合起來。

博物館基本的和內在的教育及社會目的透過博物館的歷史被很好地記錄下來。當藏品實現了從個人愛好向公立博物館的飛躍之後，記錄藏品和人之間的關係也成了博物館的目的之一。

在對博物館的基本定義進行重新評估、對各部分進行重組的時候，絕不能忽略或放棄博物館定義裡“徵集、保護、研究、傳播並展出”這些能反映博物館多元化功能的基本統一性和互聯性的詞語——即使形容這些功能和圍繞功能這一主題的語言可能需要更新。

這些功能和它們的統一整體對博物館領域和博物館定義來說都是必不可少和至關重要的。

但是，對文化參與的期望在21世紀深入人心並傳播發展，此時博物館的這些基本功能應該如何與公眾、與社群和利益相關者建立一種更為緊密、更負責任的關係就成為一個新的挑戰。

Ⅵ. 權力，倫理學和文化權利

21世紀的全球地緣政治環境、衝突與平衡和把博物館作為正規化和制度模式組建起來的那幾個世紀是截然不同的，和國際博協研究出博物館定義的20世紀也大不一樣。

作為機構存在的博物館，是在對知識和新科學正規化堅定追求的交叉口，透過歐洲列強對美洲的殖民擴張、對非洲人群的奴役，以及在歐洲內部的宗教迫害和驅逐中所使用的極端暴力中形成的。它們還處在一個正規化中，並且在這個正規化所處的時期得到了發展。這是一個透過所有權來界定權利的正規化，這樣就可以在全球和地方的層面上拒絕接受全人類中的龐大人口，並把他們排除在公民權利之外。

當前的博物館定義裡沒有提及任何有關權力與財富的殖民遺產或其他遺產，而這一直都是西方博物館藏品的構成原則。西方博物館的人種志藏品受文明等級高低和（種族）優劣的概念影響，國家藏品受財產和財富、階級、種族和性別等級的影響。

這樣，博物館定義又留下了一個道德真空，因為一直以來，歐洲博物館所積累的其他大陸文化遺產的合法性在當代地緣政治的環境中遭到了眾多質問，而且不論是在遣返、藏品的再脈絡化、研發合作諮詢方式的過程，還是在保證工作人員的多樣性以及管理方法方面，各大洲的博物館都參與了令人擔憂的，政治、智力和情感的去殖民化過程。

對博物館、紀念碑和遺址延續權力傳統的做法進行批判和抗議，這並不是試圖重寫歷史，而是當今時代需要對歷史性的錯誤加以糾正。

博物館定義裡權力與財富不對稱性的主題化缺失沒有給博物館留下一個道德框架，而在這個框架裡能探索並拓展博物館的獨特潛能以及責任——這與當前大規模人口遷移造成的社會問題有關。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專業組織，當前，國際博協經常需要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衝突中提供能確定、包含和提供指導的參考，從廣義而言，使“去殖民化”成為相互共同的需求和承諾。

同樣，博物館定義還需要認識到一般性的國家和地方的特權與不平等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會對大多數或所有的國家和文化造成破壞。此外，定義還需要對非傳統模式的新博物館正規化保持敏感和開放的態度。

博物館嘗試著，一些博物館甚至還宣稱它們會盡全力，把資源用來滿足它們所服務的人們的需要。但是，即使是最基本的受眾研究也會顯示出不平衡的博物館受眾模式，這在自然歷史博物館最不明顯，而在當代藝術博物館則最為明顯。相比其他受眾群體，博物館遠遠更傾向於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受眾服務。而這就未能觸及在博物館背後，在優先考慮主題、方法、內容時，或在招聘和管理中表現出的特權問題。

甚至在那些法律、廣大政治意願和公眾資金都對博物館表示支援的國家，博物館觀眾的高資料還是被放在這種對特權有傾向性，以及沒能為所有人提供真正平等機會的視角下對待的。認真恪守平等享有文化權利的承諾，跨越權力和特權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障礙，消除分離感，這些都需要更多的說明，而不僅僅是當前定義所表示的“向公眾開放”。它需要與不同構成要素的不同需求進行主動接觸，並對此做出積極反應。

Ⅶ. 文化民主與文化參與

在詞語最廣泛的意義裡，個人或集體有可能會參與他們自己生活的規劃、引導和管理。民主是一個希望、志向和奮鬥的概念，不可能結束，也不可能得以完全實現。

民主的歷史和程序一直是透過它們排斥什麼、排斥誰，還有它們包含什麼、包含誰來界定的。19世紀和20世紀在階級、性別和種族方面所經歷的激烈和成功的鬥爭增加了能被授予選舉權和能被納入社會治理程序的人數。21世紀，民主在所包含的內容上又有了明顯和重要的擴充套件——哪些生活領域會被認為是政治領域的一部分，並被包含在共享的公共決策裡。

正式的代議制民主得到了越來越多非正式的本地化程序的補充，進而去影響和管理社群、工作、教育領域，以及城市發展與規劃中的日常生活質量。同樣，在博物館，對影響力、參與和直接參與的期望也在構成要素中與日俱增。當前博物館定義裡，分配給“公眾”的“教育、研究和欣賞”想要融入至今都還為博物館自身所保留的“徵集、保護、研究、傳播並展出”這些主動動詞中。

學習逐漸被理解為具有積極意義的自我指導和自我選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數字技術也有助於發現、發展和建構知識。公眾對參與合作過程和共同創造的期望，開始從展覽、教育和活動這些傳統的公共場景背後，擴大到場館工作區的收集、記錄和總政策制定的功能上。既想成為一個專業機構，又想成為一個社群平臺，在這兩者之間積極且富有建設性的緊張關係中，世界各地的博物館都在透過拓展它們的領域和方法，嘗試著去包含和支援公眾參與的新正規化。

博物館定義需要用一種參與的概念語言，接受這些向互利互惠、交流、平等夥伴關係、外展和內展、合作、協作、共同責任、共同目的和集體權威的關係框架的正規化轉變。

民主——如果這個詞或概念在21世紀會繼續長久地存在下去——從理論上講，不但是賦予個人和群體的權利，而且是對不同意見和不同看法進行和平談判與調解的過程。20世紀的最後25年出現了新一代博物館，它們把自己定義為任何不同的聲音都能發聲、陌生人都能安全互動的地方。

在MDPP的圓桌會議上，博物館的民主功能和目的被認為是極為重要的。正如他們所說，在越來越兩極分化的世界裡，要把博物館建成具有批判性思維和多元化觀點的地方，就需要加強社群參與，增加讓所有市民接觸文化遺產的機會。

儘管能超越博物館與其構成要素、社群或受眾之間二元對立模式的語言並非隨手可得，但是未來的博物館定義必須也必定要明確、反映並支援這些廣大的民主目的，使之成為博物館、它們的目的與功能，以及它們的行業和管理的總體框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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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於《國際博物館》2021年1-2期

作者 | 杰特·桑達爾

譯者 | 秦 文

編輯｜楊逸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