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內部權力鬥爭的焦點，宦官和文官的權力之爭

明太祖建立明朝之後，吸取了歷朝歷代宦官和外戚干政的經驗教訓，立下祖訓禁止宦官干政，後因種種原因，特別是加強專制皇權的需要。明永樂時期，“始設東廠，命中官剌事。”

開啟了明朝宦官干政的先河，加大了對文官集團的監控，兩者之間的矛盾自此始。

一、宦官和文官的矛盾

仁宣時期，文官集團的代表內閣的權勢有所增長

，擁有批閱內外章奏的權利，皇帝為了保證皇權的集中和行使，增加司禮監的權勢，使之擁有批紅權，並在宮內設定內書堂，教導宦官讀書識字，為司禮監培養和輸送人才，隨著而來的就是宦官地位的提高。仁宣時期，宦官的代表司禮監與文臣的代表內閣相輔相成、相互制約，都擁有了一次重大的飛躍，漸漸形成所謂的內相和外相，這就使兩者之間的矛盾更加激烈。

明正統時期，皇帝年幼，內閣正式擁有票擬權

，司禮監代皇帝行使批紅權成為主要職權，文官和宦官權勢膨脹，正式登上了明朝的大舞臺。正統時期，內書堂出身的王振，掌司禮監事，權勢極大。王振打破明太祖禁止宦官干政的嚴令，宦官勢力集團開始了第一次的飛躍式膨脹，逐漸成為成為大明皇帝對付文官手中的一把王牌。土木堡之變後，勳貴集團和宦官集團受到了較為嚴重的打擊，勳貴集團漸漸失去了制衡文官的地位，直到成化時期，以汪直為首的宦官集團再次崛起，開始了宦官與文官之間的再次碰撞。

至弘治時期，宦官與文官之間出現了難得的平穩期

，但到了正德年間，以劉瑾為首的宦官集團又一次膨脹起來，開始了與文官集團更為激烈的碰撞，而以馬文升為首的一批臣子則是宦官與文官集團較量之下的犧牲品，特別是馬文升歷經汪直、劉瑾掌權時期，較為激烈的文宦交鋒。

以王振為首的宦官集團與文官集團的首次交鋒。

英宗年少登極，太皇太后張氏掌權勢，內閣權勢漸大，“委用三楊，政歸臺閣。”時三楊輔政，文官勢大，王振自司禮監以事聞，開始漸漸掌權。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張氏甍，三楊相繼老去，新入內閣的閣臣威望不足以服眾，更壓制不住聲勢漸大的司禮監掌印太監王振，天下大權盡歸於振。

王振掌權後，為了進一步擅權攬政，“太監王振盜去太祖禁內臣碑。”打破明初禁止宦官干政的禁令，遂更加肆無忌憚。

此時的文官集團尚不能壓過皇權的代表司禮監，在英宗的默許下，王振操縱國家事務，文官集團分裂，文武大臣亦攀附於振，六部公卿亦不能避免，如兵部尚書徐晞，攀附者日眾。

“帝方傾心向振，嘗以先生呼之。賜振敕，極褒美。振權日益積重，公侯勳戚呼日翁父。”

在英宗時期，以王振為首的宦官集團在皇權的加持下，碾壓文官集團，雖有反抗但功效不大，文官集團遭受到了重大的打擊

。及土木之役中英宗被俘，王振死，文官集團開始瘋狂反撲，捕擒王振集團黨羽，宦官勢力得到壓制。

以汪直為首的宦官集團與文官集團的再次交鋒

。前朝往事後世鑑之。王振之禍尚不遠，文官集團在土木之役中聲勢大振，極力壓制宦官勢力的膨脹，影響了皇權的行使。憲宗即位之後，皇權受到文臣的制約，更險被害，加上汪直的諂媚，欲知天下事，遂設定西廠，以汪直為首領，“縱直出入，分命諸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採以聞。”

汪直提督西廠，權勢直追前閹宦王振，攀附者甚眾。

文臣代表內閣大學士商輅為了天下臣民，以及文人集團的利益，極力向皇帝上疏，直言開設西廠所帶來的禍患，這是文官集團對皇權的一種試探，也是一種挑釁，憲宗不得已與文官集團妥協，罷免西廠，壓制宦官勢力的膨脹，但也為後面西廠的重置，汪直極力打壓群臣埋下了後患。時隔罷免西廠僅一個月，“六月，以御史戴縉、王億言，復西廠，命汪直仍刺事。”

汪直重新掌權，開啟了對文官集團瘋狂的報復行動，提拔任用依附自己的王越、陳鉞等人

。

後因種種原因，憲宗疏離汪直，再加上文官集團的反撲，以及宦官內部的爭權奪利，再次罷免西廠和汪直。宦官集團為壓制文官集團又積極採取了一種新手段，那就是敕封傳奉官，將自己的權勢插到官員任免上去，以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皇帝透過傳奉官滿足了自身的享受，分裂了文官集團，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強了皇權，但這些都離不開宦官集團，宦官就是皇帝與這些傳奉官之間的媒介。

傳奉官透過貢獻寶石珍玩、僧道方術、書辦文學、宦官外戚家人僮僕等方式做官升官，但影響最大的還是士大夫階層自我的分裂，進士出身的官員透過傳奉聖旨得以升遷，

以至於吏部尚書尹旻等人“無旬日不赴左順門候接傳奉”至後面的弘治、正德時期，雖有裁撤，但終沒有消失，亦沒有達到成化時期的規模，嘉靖朝傳奉官最終消失匿跡。

以劉瑾為首的宦官集團與文官集團的激烈交鋒。

武宗年少即位，主少國疑，在以劉瑾為首的八虎蠱惑下，肆意妄為，於是在內閣大學士謝遷、劉健等文臣的帶領下逼迫皇帝剷除八虎，形同逼宮，是皇者之大忌，此風不可長，遂罷黜劉健、謝遷等人。劉瑾掌權後，提督新設內行廠，黨同伐異，排除異己，順瑾者昌，逆瑾者亡。時文官集團出現嚴重分裂，攀附劉瑾者甚眾。劉瑾肆意打壓文官集團，引起了文官集團的強烈不滿，以楊一清為代表，聯合與劉瑾不合的宦官張永推翻劉瑾，後文官勢力漸漸增強。

二、邊疆衝突

明“土木堡之變”前主動出擊，佔據戰略優勢。

明洪武、永樂時期，明太祖、成宗皆是馬上得來的天下，國力強盛，武功頗盛，數次大舉出擊蒙古，明太宗曾五次親征蒙古，大大削弱了蒙古諸部落的實力。仁宣時期國力更盛，朝廷面對蒙古始終佔據著戰略主動權，但放棄了永樂時期對蒙古所採取的銳意進取的攻勢，也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戰事，而是將目光由外事轉修內政，與民休息，出現了明初期的盛世景況“仁宣之治”。

這一時期的蒙古諸部落也沒有空閒

，利用仁宣時期良好的外部環境，開始一定程度上整合蒙古諸部落，有限度的休養生息，特別是瓦剌的勢力開始恢復並有所增強。至正統時期，雙方之間的戰略主導權開始易手，但總體大明國力要遠強於蒙古，瓦剌頻頻試探大明，數次侵略大明邊境，釀成慘痛災禍。

明正統十四年，明英宗欲效仿成祖皇帝，在宦官王振的蠱惑下，執意御駕親征瓦剌，“遂偕王振並官軍五十餘萬人，至龍虎臺駐營。”

明英宗於土木兵敗被俘，終釀土木之變，永樂時期留下的精銳部隊損失殆盡，國防力量大大衰弱，邊防形式由主動進取轉變為消極防禦。

明“土木堡之變”後戰略防禦，採取消極態勢。明土木堡之變後，瓦剌大軍消滅大明精銳部隊，勳貴集團被一掃而空，俘虜明英宗，兵臨北京城下。

在於謙等大臣的擁護下景泰帝倉促繼位，領導和組織北京保衛戰，並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但大明也失去了銳意進取的精氣神。

土木之役朝廷精銳大軍損失殆盡，在兵部尚書于謙的建議主持下，以北京保衛戰中精銳之師為基礎，改京營之制，“謙以三大營各為教令，臨期調撥，兵將不相習，乃請於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

景泰年間，在主戰派兵部尚書于謙的主持下，各邊鎮對來犯之敵進行有效的還擊，但總體處於防守態勢，無大規模進攻戰事，對蒙古諸部落沒有進行報復性打擊。

瓦剌也先死，瓦剌諸部落分裂，並迅速衰落，韃靼亦衰落。天順、成弘時期，北部威脅漸小，團營兩次被停，成為朝堂內部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成化三年，復立團營，但軍勢亦不得延續，以戰略防禦為首的九邊防禦體系漸成。

三、總結

明太祖驅除北元，統一全國之後，為了國內的穩定和進一步的休養生息，在秦長城的基礎上進一步整修長城，在防禦北元餘孽的同時，還能夠進攻蒙古諸部，採取各種舉措，削弱蒙古諸部的有生力量，而“土木堡之變”則是大明面對北方邊患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由防禦性的進攻轉變為以防禦性為主的保守態勢。終大明一朝，

朝廷的憂患永遠都在北方，重心也放在了邊患上，北方少數民族對大明的侵襲真是不勝其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