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第四篇其二：易與不易

傳習錄第四篇多從知行合一方面反覆論述，前期我們已經有章節進行講述了，這裡就不在此展開講了。本章節從其中的一小節來談談良知在面對具體事物的表現。

陽明先生為什麼能夠精通儒學卻又能帶兵打仗，戰無不勝。看透人心卻又是聖人之學，只因他有一顆通透的良知。事物展現出來的景象，陽明先生能看破，而現實中很多人執著於表象，不能從內心出發，最後糾結存在，始終走不出那個圈。

所謂的致良知，一定是要遵從內心的良知，所謂善意的謊言，外表雖是謊言，但出發確實善意的初衷。傳習錄中舉了五個例子：

1、舜未向父稟報而娶妻；2、武王未葬文王而伐紂；3、曾子養志而曾元養口；4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5、割股肉而治父母的病；

我透過我自己的理解給大家講述這五個小故事，希望大家能夠從中理解致良知的真諦。

舜未向父稟報而娶妻

古代認為不孝的事情有很多種，沒有盡到做後輩的責任是其中 最大的一種，舜娶兩個老婆都沒有告訴其父母，是沒有盡到做兒子應該盡到的責任。但是另外一種大的人倫是無後，而舜的父母不是好人，經常坑自己的兒子，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書籍中記載他的父親都次想殺死舜。為了能夠傳宗接代，舜娶老婆都沒有告訴父母。

所以，良知是從傳宗接代出發的，那麼舜沒問題，如果是從無視父母存在，那麼舜就是極為不孝順了。

武王未葬文王而伐紂

周武王的父親文王死了，按照以前的規律要先安葬父親，並按照禮制進行守孝三年（也許以前沒有那麼長），可是討伐商朝正在打的如火如荼，守孝結束，估計就喪失了最佳的進攻時機了。周武王為了天下黎民蒼生，沒有先按照禮制守孝，而是直接去伐紂，最終成功。

所以，良知是從拯救黎民出發，不是為了其他，如果單從其不為父親守孝，那麼周武王就是極不孝順的了。

曾子養志而曾元養口

曾子和他兒子曾元都是大孝子。曾子奉養他的父親曾皙，每餐都一定有酒有肉。吃完飯撤除的時候，曾子一定問曾皙，剩下的給誰。曾皙如果問有沒有剩餘的，曾子一定回答說：有。

曾皙死後，曾元奉養曾子，每餐也一定有酒有肉。吃完飯撤除的時候，就不問剩下的給誰了。曾子如果問還有剩餘的嗎，曾元便說：沒有了。為什麼說沒有了，意思是唯恐下頓沒有吃的了，剩下的飯菜預備以後給他父親曾子吃。

所以，這個和剛才理解的稍微不同，出發點都是孝順，但是曾子能尊重父親，並聽從父親，境界上勝出了。

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

春秋時期，曾參因為種瓜誤點被父親毒打一頓，捱打後不省人事，醒來後還裝作很高興的樣子。孔子聽說後，非常氣憤，甚至不認他這個弟子。孔子說當年舜對待父親的責罰從來都是輕打就忍受重打就逃跑，不失去對父親的孝心，曾參則陷父親於不義的深淵。

所以，如果被打死了，父親就要承受別人的責罵甚至刑罰，小棒承受是孝順，大棒跑了也是孝順，初心啊，良知啊！

割股肉而治父母的病

清朝人士史大成為人至孝，有一次母親染病，可是無論吃服什麼藥都無效，而史大成於焦慮之中，割股肉作為藥物為母治療疾病，這件事情在當地一時被人們傳為佳話。當時的官府更是為此專門將這件事情上報朝廷，後來透過自己努力獲得狀元。

所以，我認為陽明先生這裡是想表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一般不能輕易損傷，可是為了救父母，割肉似乎能夠被理解，良知啊，良知！

這一章節，陽明先生一直想表達在正常與變化、過分與不及之間，必須要討論一個是非準則，以此作為處理事情的依據。 然後人的心體方不被矇蔽， 遇事才不出差錯。中國另一門學問，周易，也可以稱之為玄學，玄而又玄，用之為心而已！

【原文】

來書雲：“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繆，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 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為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為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審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繆，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 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 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示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忠不孝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些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譯文】

來信寫道：“大的方面的道，人容易理解，所說的良知良能，愚夫笨婦也能懂得。至於那些細節、條目的隨時變化，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的精微處，必須等學過之後才能明白。如今要在溫 清定省上說孝，誰人不知？至於舜未向父稟報而娶妻，武王未葬文王而伐紂，曾子養志而曾元養口，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割股肉而治父母的病，為親人守喪三年，等等事情，在正常與變化、過分與不及之間，必須要討論一個是非準則，以此作為處理事情的依據。 然後人的心體方不被矇蔽， 遇事才不出差錯。 ”

道的大的方面容易理解，這種認為是正確的。只是後世的學者疏忽了那容易理解的道而不去遵循，卻把難以明白的作為學問，這正是“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孟子說過：“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在良知良能方面，愚夫笨婦與聖人一般。但唯聖人能致良知，愚夫笨婦則不然。這正是二者的區別。細節，條目的隨時變化，豈能瞞得了聖人？只是聖人不在這上面大作文章。聖人所謂的學問，正是僅去致其良知以精察心中之天理，這與後世所謂的學問大相徑庭。你還沒有去致良知，而在那裡慌張地擔心這些小問題，這就是把難以理解的作為學問的弊端。良知良能與細節條目隨時變化的關係，猶如規矩尺度與方圓長短的關係。細節條目隨時變化的不可測定，猶如方圓長短的不可窮盡。因此，規矩一旦確立，方圓與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方圓也就不可勝用；尺度一旦制定，長短與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長短也就不可勝用；良知能夠“致”了，細節、條目的隨時變化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細節、條目的隨時變化也就能應付自如了。毫釐之差所導致的千里之謬，不在我心良知的細微處研究，又在什麼地方用功呢？這如同不用規矩卻要確定天下的方圓，不用尺度卻要窮盡天下的長短，我只會看到他破綻百出，勞而無功的結果。你講在溫 清定省上說孝，誰都知曉，但真能致其知的人太少了。若說大略地知曉溫 清定省的禮儀，便說能致良知，那麼，只要是知道君主應該仁的人，都可說他能致其仁的知，知道臣屬應盡忠的人，都可說他能致其忠的知，那麼，天下誰人不是致知的人？由此可知，致知必須顯現在行上，而不行就不是致知，這是最明白不過的人。知行合一的本體，不是更清楚了嗎？舜不稟報父親而娶妻，難道是在舜之前就有了不告而娶的先例作為標準，因而使他參考了什麼典籍，向別人作了請教，才這樣做的呢？還是舜依據自心的一念良知，審度輕重後，無奈才這樣做的呢？武王不葬文王而討商，難道是在武王之前就有了不葬而興師的先例作為標準，因而使他參考了什麼典籍，向別人作了請教，才這樣做的呢？還是武王依據自心的一念良知，審度輕重後，無奈才這樣做的呢？如果舜不是真的擔心沒有後代，武王不是真心拯救百姓，那麼，舜不稟報父親而娶妻，武王不葬文王而興師，就是最大的不孝和不忠。後世的人不肯盡力致良知，不在處理事物時細察義理，反而去空談一些反常的事，一口咬死這些才是處理事情的根據，以求遇事沒有閃失，如此就離題萬里了。其它幾點，都可依此而類推。因此，古人有關致知的學問，從中就會完全明白了。

周易的易有三個意思，變化，不變化，不容易，而所有的一切都只來自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這個章節，就結束了，下一個章節繼續和大家討論，致良知是一門很深的學問，遵從內心，看破錶象，在於你擁有一顆澄明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