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天文學受制於天人感應說

孫迎智

古代中國有著豐富的天文實踐和天象觀測記錄，由此總結了大量的天文學知識。比如，《詩經》中有大量關於天象的詩句，《左傳》中有世界最早的哈雷彗星記錄，戰國時期的《甘石星經》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歷代官修史書中，無不記載著大量的天文現象，當代國內的天文史研究者對其進行整理，其中記錄了太陽黑子、隕石、日月食、彗星、超新星等天象。

這樣的

史實

使我們引以為傲，但是同西方天文學的發展歷程對比，就會產生一個疑問：為什麼中國傳統的天文學沒有藉助這些豐富的記錄和曆法上的進步，發展出現代科學意義上的天文學？這個問題，可以看成是“李約瑟難題”在天文學方面的具體化。筆者試圖分析中國古代天文學的關注物件和特徵，揭示其背後的思想基礎，即“天人感應”的思想。正是這種從商周時代就存在的思想，使得中國天文學無法越過“經驗階段”，發展出科學的天文學。

中國古代天文學的關注重點

從現有文獻來看，“天文”一詞，最早出現在《易傳》之中，《賁·彖傳》有“觀乎天文，以查時變”；《繫辭》中也有“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的說法。在《淮南子·天文》中，東漢高誘註釋“天文”為：“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三國時期易學家虞翻解釋“天文”為“日月星辰”。可見，天象是“天文”一詞的最初含義。由於古人認為天象預示著人間的吉凶禍福，由此，“天文”一詞也有了觀察天象、預測吉凶禍福的含義。

既然天文觀測要預測人間的吉凶禍福，那就要尋找上天的規律。這種規律就是“天道”。然而虛無縹緲的天道，實在難以尋求。子貢曾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東漢末年大儒鄭玄在《論語注》中解釋此處的“天道”為“七政變動之佔也”。“天道”就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和日月變動所展現出的徵兆。

君主、大臣們往往就“天道”的問題請教於精通此術的官員。如《左傳·昭公十一年》中記載：春秋時期，周景王就問大夫萇弘如今這些諸侯的吉凶。萇弘的預測基於天象的變化：魯襄公十三年歲星（木星）執行到了豕韋（二十八宿中的室宿），這一年蔡侯弒君自立，現在歲星再次回到了豕韋，預示著蔡侯將不會活過今年。楚國將會佔領蔡國，但是楚國也在積累自身的罪惡，當歲星執行到大梁的時候，蔡國將復國，楚國將不吉利。這樣的變化，就是天道。而蔡侯果然在這一年被楚國人殺死，蔡國滅亡。而昭公十三年，楚國內亂，楚靈王被殺，蔡國復國。

這樣過於準確的占星預測，也許是後人附會的，但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君主和士大夫階層共通的行為方式：面對人世的變化，要反觀上天，從天象的變動中窺測吉凶。上天的意志，就可以從天象中窺測出來，這就是天文在古代中國受重視的原因。

這種根據天象預測吉凶的“天文學”，實際就是“星占學”（astrology），而非現代所說的“天文學”（astronomy）。星占學家在預測吉凶時，勢必從事現代天文學領域的觀測推算等工作。

　“天人感應”思想下的古代天文學

古人以“天”作為中介，賦予事物以聯絡，正是“天”使得世間的經驗有了深層次的意義。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說：“五星合，是為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他對於天象和人世的對應關係總結為：“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

天人感應的思想影響著整個中國古代的天文學，而歷代君主和士大夫階層基本都持有這一思想。君主藉助天上星宿的變化，來證明自己權力的正當性；而士大夫階層則往往藉助天變來警示、告誡君主，要端正自己的行為。

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君主們對於天象的異變非常驚恐。如《漢書·翟方進傳》中記載，漢成帝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出現了“熒惑守心”的天象，即火星執行到了心宿，這個星象對於擁有天命的君主不利。為了改變天命，成帝逼迫丞相翟方進自盡，以塞天象，為自己阻擋災禍。這是天人感應說影響下，天象對人事產生的重大影響。諷刺的是，根據當代學者黃一農的研究，“熒惑守心”這一天象，可能是成帝的天文官出於某種目的，誇張編造出來的。

古代天文學向科學發展的障礙

設想一下，如果沒有西方科學思想的傳入，擁有廣泛觀測記錄的中國傳統天文學，能否獨立發展出科學的天文學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在傳統中國社會，擺脫“天人感應”的思想，進行科學的天文學研究，將遇到極大的障礙。這種障礙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1。“天人感應”思想的缺陷。“天人感應”的思維方式可以說是一種原始思維的殘餘。藉助於西方人類學的研究，我們可以理解古代中國人的原始思維。法國人類學家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中就指出原始思維的“互滲律”特徵。所謂“互滲律”，即原始思維中特有的、支配諸多表象“關聯和前關聯的原則”。原始人不關注客觀聯絡，相反，“對現象之間的這些或虛或實的神秘聯絡表現出特別的注意”。原始思維對於事件間的“時間關係是不感興趣的，它的全部注意都集中在聯絡這些事件的互滲上”。中國古代天文學就是以這種思維為指導，在不關注客觀現象而關注某種神秘聯絡的觀念下，古代中國人很難發現天體之間客觀、科學的聯絡。

2。科學思想方式難以獲得認可。雖然現在我們能從哲學史中看到有不少哲學家反對天人感應學說，但事實上，這些人的思想流傳不廣。那些我們今天認為很了不起的思想家，他們的思想在古代社會往往並非主流。例如東漢初年王充的《論衡》一直到東漢末年才稍有流傳，逐漸為人所知。從古代大量的文獻記載來看，堅持唯物主義觀點，以客觀的視角分析包括天文現象在內的自然現象的人還屬少數。

3。君權的限制和迫害。天文學被認為是與上天溝通、預測吉凶的學問，具有很強的政治意義。天文學屬於君主的權力，並被認為一貫如此：“自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史記·天官書》）因此歷代王朝對天文學施加了種種限制。如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唐律疏議》卷九規定，禁止民間擁有“玄象器物、天文圖書”等，違者“徒二年”。宋太宗開寶九年，命令天下各州“大索”天文術士送至開封，不得藏匿。對這些天文術士測試之後，合格者司天臺留用，未錄用者臉上刺字、發配海島。（《宋史·本紀第四·太宗一》）宋初帝王為了限制天文星佔知識的流傳，採用極端的方式，導致民間瞭解天文知識的人日益減少。而涉及天文觀測、吉凶預測的書籍更屬於禁書，嚴禁在民間流傳。

4。傳統天文學研究內容本身的缺陷。科學知識強調的是客觀性、實證性。而傳統天文學中，屬於星占學的部分，通常與科學無緣；屬於客觀觀測、制定曆法的部分，由於古代中國數學發展程度不足，很難從大量的觀測記錄中，透過數學計算發現星體運動的內在規律。西方天文學在伽利略、開普勒時代取得關鍵性的突破，一個原因就是源自古希臘的純粹數學傳統。中國古代數學更多是基於實際需要的計算，很少從中抽象出純粹的數學關係加以研究。

在古希臘時期起源的西方天文學，最初也是天文學觀測和星占學的混合體。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認為外在的宇宙和人體的“小宇宙”有著對應關係，這種思想在歐洲中世紀大行其道，甚至到近代早期，有些科學家仍然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如開普勒在觀測天象的同時也為德意志王公提供占星預測。直到伽利略和牛頓時代，天文學和星占學才分道揚鑣。科學史家柯瓦雷在《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中描繪了這一變革：古代封閉的和諧宇宙的觀念逐漸解體，經過庫薩的尼古拉、伽利略、布魯諾、笛卡爾等一系列思想家的研究和重構，一種全新的、無限的、機械的宇宙觀產生了。這種宇宙觀正是科學的天文學研究的思想基礎，在這裡完全沒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餘地。而中國古代天文學始終沒有邁出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