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協和萬邦到大同理想，周公和孔子，奠定了中國以德治國之道

從“天下”觀念到“天下統一”觀念

《尚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記言體史書，是關於上古時代的政事史料彙編。《尚書》開篇歌頌堯帝道：“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可見，雖然堯帝還處於原始社會的部落聯盟時期，還沒到真正的“國家”階段，但已經有了“家族”與“萬邦”觀念，並追求“協和萬邦”的和諧局面。而到了舜帝時代，“天下”觀念也已顯現：“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意即帝王光照天下，天下蒼生百姓，萬邦貴賤之民，都是帝王的臣子。

這種觀念到了周公時代，隨著國家意識的強化，則進一步明朗化。《詩經·小雅·北山》歌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尚書·五子之歌》篇說：“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尚書·武成》篇曰：“垂拱而天下治。”

孔子處在春秋後期，周王室勢力不斷減弱，諸侯群雄紛爭，天下動亂，百姓困苦。因此，孔子思慮的重點，是追求天下統一，百姓安寧。《論語·陽貨》記載了孔子的追求：“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所以，在孔子眼裡，凡是有利於天下統一，百姓安寧的事情，都應肯定。《論語·季氏》中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孔子認為，天下有道，天下才能統一，百姓方得安寧。而天下是否有道，關鍵要看國家權力掌握在誰手裡。

春秋末期，權柄落在諸侯手上，製作禮樂和出兵打仗是國家最重要的事情，已經不由天子作主，而由諸侯作主決定，這完全是“無道”的行為。由於天下無道，禮崩樂壞，違犯周禮、犯上作亂的事情不斷髮生，當孔子得知魯國執掌大權的貴族季氏用八佾舞於庭院這一破壞周禮的事件發生時，憤怒抨擊道：“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孔子看來，天子有天子之禮，諸侯有諸侯之禮，各守各的禮，才可以使天下安定。反之，則易於導致天下動亂，這是令人難以容忍的事情。

從“協和萬邦”到“大同”理想

從堯舜禹時期到夏商周時代，致力於各部落諸侯的和睦相處，天下安定，即“協和萬邦”，一直都被視為最重要的政治價值目標。孔子繼承了前人特別是周公的價值理念，也力主“和為貴”“講信修睦”，以追求一種理想的社會狀態。“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在此，孔子立足於“小康”，把重建西周“小康”社會作為其近期的社會理想。然而，孔子並不滿足於這種“小康”狀態，他進一步提出了自己一生為之奮鬥的遠期社會理想——“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孔子認為，要實現“小康”與“大同”的理想，必須要廣推“仁”德於天下。當然，“仁”德的推行是十分艱難的，必須要有一種為實現理想而勇於獻身的精神。《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儘管面對著禮崩樂壞的天下，但孔子為了理想，卻“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周遊列國，百折不撓，“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他自始至終樂觀地夢想著“得君行道”，有朝一日實現其社會理想。

從居安思危到憂國憂民意識

忠君愛國，應當以天下為己任，要有憂患意識。只有這樣，才能做到防患於未然，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這種憂患意識，在周公那裡，已有充分的表現。

在《尚書·酒誥》中，周公看到殷人因曾大肆酗酒，以致亡國，反覆告誡康叔，千萬不要因此而失去天命。“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於時！”大意是說，古人說得好：要觀察自己，不必對著水照，應該對著百姓的心去照。現在殷商已經為此喪失了天命，我們應當以此作為深刻的儆戒！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耳聞目睹周王室衰落，諸侯爭霸，天下大亂。面對這一切，孔子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為了改變這種動亂局面，他以天下為己任，在政治上追求天下統一，恢復周禮；在文化上，要弘揚華夏古老的傳統文明，使中華文化綿延久長。要做到這一點，孔子認為人們必須修德守禮，實行先王之道；而現實卻極其殘酷，因此，孔子憂慮重重。他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可當今天下之危就是人們普遍謀食不謀道，憂貧不憂道。

從周公到孔子所形成的憂患意識，給後人以巨大影響。歷史上的愛國志士仁人，無不心繫天下萬民，無不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把國家、民族的利益擺在首位，為祖國的前途、命運分愁擔憂，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力，千難萬險矢志不移。

從敬德保民到以德治國之道

從《尚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堯舜禹時期以來所探索出來的“治國理政”模式——德政，到了周公時代，已經基本形成。周公認識到，政治的根基是政權的合法性；而這種合法性的根本就是“天命”。

但天命是不會永遠不變的，“惟命不於常，汝念哉！”一個王朝得天命的根本就在於“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必須“敬德”。只要“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而“敬德”的根本是“保民”：“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因此，保民才能保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由此，周公形成了他的“敬德保民”思想。

孔子大力弘揚周公的“德政”思想，並進一步上升到以德治國之道。在治國理政上，孔子提出了“道”的概念：“先王之道”，它突顯了客觀規律性與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統一。在孔子看來，天命，往往表現為“天道”。

這個“天道”也是“人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人道”來自“天道”，“人道”反映“天道”。它既是宇宙萬物執行的規律，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它是治國理政的根本原則。因此，治理國家，必須遵循“先王之道”，即實行“德治”，施行“仁政”。

同時，孔子也像周公那樣，認為實行德治、施行“仁政”，並非不要刑治。然而，德治與刑治相比而言，德治更為重要。“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在此不僅強調了德治的重大價值，還看到了法治與德治的互補性，有了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萌芽思想。

由此可見，從周公到孔子，已經奠基了中國歷史上以“民本思想”為基礎的“德主刑輔”德治之道。這種德治之道，創造了燦爛輝煌的古代中國文明，也奠基了中華民族以人為本治國平天下的治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