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姓》為什麼是趙錢孫李開頭？

宋代人的幼教課本

■錢鏐

■錢俶

提起《百家姓》，幾乎人人都能背出它開頭的幾句：趙錢孫李，周吳鄭王……

說來有趣，“百家姓”版本眾多，不少朝代都有編寫。及至當代，我國每數年也都會有根據人口普查資料更新的“新百家姓”出爐。然而無論怎麼變更，我們最為耳熟能詳的“百家姓”，依舊還是那個從宋代就開始流傳的古老版本。

這一版《百家姓》有什麼特別之處？它的姓氏排序有怎樣的依據？又為什麼它如此廣為流傳，經久不衰呢？

“百家姓”的“百”是個虛指。按照通行的今本《百家姓》，書裡其實總共收錄有504個姓氏。然而，我國實際上的姓氏數量還要遠遠高於這個數字，僅是常見於古代文獻的姓氏就多於五千個。

正是這樣，也許不少朋友都曾疑惑為什麼自己的姓氏沒有出現在《百家姓》當中。就連一些今日看來也不算極其罕見的姓氏也不曾被收錄其中，比如說：遲、付、承、樓、冒、展、苟……

事實上，此書是兒童的識字讀本，而非一部以統攬中華所有姓氏為目的的統計文獻。所以，比起全面地輯錄各種姓氏，它更多是要易學好記，通俗順口。雖然今天看來略顯粗疏，但是在短短的五百多字裡，包括了當時的絕大多數人口，已經足夠古人日用。

《百家姓》的作者不可考，不過學界普遍確定它誕生於北宋之初。

清人王相認為此書作者乃“宋初錢塘老儒”；明人李詡斷言“必宋人所編也”；南宋學者王明清考證，其作者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這個“錢氏之國”，指的是五代十國時期都於杭州的吳越國。吳越國尊北宋為中原正朔，最終納土歸宋，和平地歸併於宋朝。

《百家姓》的作者和他編錄此書時的心路歷程，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但是《百家姓》作為童蒙讀物自宋開始的廣泛流傳卻幾乎是必然的。

宋代的學者，空前重視兒童的啟蒙教育。這和宋代重文的國策與社會風尚相關。從上到下，從皇帝到寒門學子，人人崇尚“以文化成天下”。

正如宋真宗親作《勸學詩》所寫，“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很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對於舊朝文人，北宋不計前嫌，唯才是舉；對於原本難有出頭之日的寒士，北宋又改革科舉，提供機會。讀書，儼然成為一條最為光明的人生道路，這讓天下讀書人充滿了信心和希望。

在這種情況下，“文教要從娃娃抓起”自然而然也就能成為時人的共識。

宋代的“蒙學”即童蒙教育非常繁榮。政府鼓勵設學，而印刷術的發展又使書籍更易影印和傳播，因此許多童蒙讀物橫空出世，又被大量復刻和傳閱。

如今依然膾炙人口的《三字經》《千字文》《千家詩》和《百家姓》通常被合稱為“三百千千”。在古時，它們可以說是影響最大而流傳最廣的幼教課本，屬於兒童必修教材。

明人呂坤曾說，“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百家姓》以便日用。”

可見，《百家姓》是一本兒童實用手冊，一本日用工具書，這也許就是它如此廣為人知的原因之一。

《百家姓》姓氏排列之迷

因為全文基本由姓氏排列而成，所以《百家姓》的內容其實相當單調直白。這些沒有意義的單字既不能形成豐富的含義，也不存在複雜的文理。然而，就在這沒有任何文理的單字排列中，也傳遞著編者的思想觀念，暗合著王朝更替之際風雲變幻的歷史，甚至，根據一些學者的推斷，可能還包含著複雜的政治意圖。

這本《百家姓》的姓氏並不是按照人口或者常見程度排序的。根據南宋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百家姓的開篇諸姓順序是這樣來的：如市井所印《百家姓》，明清嘗詳考之，似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何則？其首雲，‘趙錢孫李’，蓋錢氏奉正朔，趙乃本朝國姓，所以錢次之，孫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則江南李氏。次句雲‘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后妃，無可疑者。

也就是說百家姓的起首八姓，“趙”為宋朝國姓，因而排於首位；“錢”為作者故國吳越之國姓，因而次之；“孫”為當時的吳越國王錢俶（即忠懿王）正妃，所以位列其後；“李”則為南唐國姓；次句“周吳鄭王”則都是吳越開國君主錢鏐（即武肅王）而下的后妃之姓。

錢鏐（852年-932年），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的建立者。在他以“保境安民”為主要原則的治理措施之下，兩浙地區經濟發展，空前富足，漁鹽桑蠶之利甲於江南。而且人才薈萃，文藝繁榮。錢鏐本人因有“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之句（寫給他夫人書信中的句子），亦曾被後人津津樂道為最浪漫的君主之一。

吳越國從來奉中原政權為正統，而錢鏐在臨終前亦曾囑託諸子，“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這“事大”可謂是吳越一以貫之的國策。

錢鏐之孫錢俶，即忠懿王，是吳越國末代國君。宋滅南漢後，南唐後主李煜對宋稱臣，自稱“江南國主”。而此後錢俶同趙匡胤約定，協助宋軍夾擊“江南國主”。開寶八年（975年），南唐亡國，次年錢俶入宋覲見。

即便吳越國一直以來對宋俯首稱臣，且對於宋朝皇帝，錢俶是畢恭畢敬，出錢出糧出兵力，可謂有求必應，百依百順。然而，吳越國還是免不了要被宋吞併的命運。

趙匡胤在位之時，或許吳越國還能偏安一隅，錢俶還能作自己的安樂國君，然而趙光義已無法再忍受吳越國的獨立存在。

雖然武力爭奪暫時是沒有的，但是心理的步步緊逼卻是叫人惶恐的。

錢俶在宋的不斷施壓之下甚感憂懼，知道已經不能負隅頑抗，不如主動退讓，於是他下令撤去境內所有禦敵之制，“文軌大同，封疆無患”（《吳越備史》，補遺）。

錢俶（929年-988年），公元948-978年在位。作為末代君主，錢俶卻不僅得以安享晚年，而且始終受到吳越人民的愛戴。這是因為他秉持了吳越開國以來的“民本”思想，在王朝更迭之際，舉國納土歸宋，使江浙一帶得以免受戰亂之苦，和平地歸併於宋朝。

當代有學者推測，《百家姓》作者很有可能是錢俶之弟，錢儼（字誠允）。

錢儼其人文思敏捷，好學而博聞，《吳越備史》即為其所著。假如《百家姓》作者真是他，那麼在這王朝更替惶遽不已之際，其輯錄百家姓，以“趙”為首，“錢”在其後，便相當好理解了。這既是奉趙宋為正朔，體現出恭順與臣服，又是在暗暗提醒北宋無忘君臣之恩義，力求“保俶”，希望宋朝廷能夠善待吳越王錢俶與其舊臣。

很有可能，錢儼為了自保而抹去了作者的身份，託名“錢塘老儒”。而這，使得《百家姓》的成書過程與背後的政治意圖被盡數掩埋於歷史歲月之中。

不過說到底，上述這一切都是推測。

何況如今家喻戶曉的《百家姓》，只是作為童蒙識字讀本通行於市，大概也早已無所謂當初的真相究竟怎樣了吧。

一直被改寫從未被超越

在兒童教育的歷史上，《百家姓》堪稱經典。

少有文明像中華文明一樣產生出單憑姓氏的排列也能生成朗朗上口的韻文，被廣泛傳播，直到現代仍然為人津津樂道的童蒙讀本。

更神奇的是，即使在中國，歷朝歷代費盡心思重修類似的姓氏讀本，也都從未能在影響力和傳唱度上超越成書於北宋初年的這一版本。

因為成書於宋，自然以“趙”開頭，後世的皇帝們怎麼會買它的賬呢？那當然是要重編的，國家改朝換代，百家姓也要改頭換面。

明代的叫《皇朝千家姓》，自然是要以“朱”開頭：

朱奉天運，富有萬方，

聖神文武，道合陶唐，

學弘周孔，統紹禹湯，

……

清代的《御製百家姓》，倒是並沒有以皇室的“愛新覺羅”開頭。為了穩定人心，體現自己對中華文化的推崇，便找來孔夫子孟夫子，以“孔”“孟”開頭，又繼之以孔門弟子的姓：

孔師闊黨，孟席齊粱，

高山房仰，鄒普榮昌，

……

不過這些新編的百家姓，即便被當朝統治者大力推廣，依然沒能超過宋初本的影響力。當代編制的“百家姓”則完全是在人口統計的基礎上按照姓氏人數來排序，別無他意。

後世新編的這些百家姓或者千家姓，明明在姓氏輯錄上更為完整，在音韻上也同樣順口，但就是沒法更加家喻戶曉。究其原因，固然因為宋初本已經被傳唱了很久，先入為主，但也因為它自身具有無可取代的獨特性。

在最初，《百家姓》應該是有歌謠的，它通篇和諧的音韻抓住了兒童識字的特點，變枯燥的單字為優美旋律，比如：趙錢孫李（平平平仄），周吳鄭王（平平仄平），馮陳楮衛（平平仄仄），蔣沈韓楊（仄仄平平），朱秦尤許（平平平仄），何呂施張（平仄平平）……

但更重要的應該是因為它通俗易懂，要求極低，沒有那麼多附帶的知識在其中。

即便在仔細分析後，我們能從《百家姓》中看到一些政治歷史色彩，不過總體而言，它還是各種單字無意義地組合。對於學習它的孩子們來說，只用識得這些單子的寫法讀音並記住即可。再加上它輯錄的姓氏較少，都是生活裡最常見的，因而非常容易學以致用。

縱觀後世改編的姓氏類識字教材，已經不像《百家姓》那樣純粹，多多少少都加入了各種歷史常識、儒學知識、名物倫理等內容。這樣以來，百家姓就失去了自己的獨特之處，還使學習變得更漫長且冗繁。若在識字認姓的同時還要理解文義和事理，那麼為何不乾脆去看《千字文》和《三字經》呢？

這樣看來，也許《百家姓》內容的無意義倒正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

從“百姓”到“萬民”

在今天，我們用“百姓”指代平民大眾。但在古時，“百姓”的含義有所不同。根據《辭海》，“百姓”含義有二，一為古代對貴族的通稱，二為戰國後對平民的通稱。

《左傳·隱公八年》記載：“（魯隱）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這裡嚴格區分了“姓”與“氏”——姓“因生”而得，由女姓始祖產生，區別血緣。氏則可以由所受之土、祖父之字、世襲之官、所居之舊邑等不同途徑獲得，彰顯出社會地位。

《詩經·小雅》則有：“群黎百姓。”鄭玄注，“百姓，百官族姓也。”而《國語楚語下》又有：“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員，是為百姓”。此處的“姓”實際指的是世襲而來的“氏”。

這至少說明了兩點，其一，在春秋時期已經逐漸出現“姓”“氏”混用的現象。其二，當時只有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王孫貴族才可能擁有姓氏，“百姓”的古義實際上是“百官族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

而與此相對的，才是既無家室亦無姓氏的奴隸。

自春秋晚期以後，隨著世襲貴族的衰落，土地私有的出現，階級之間的界限也日漸模糊。“庶民”同“百姓”的差異越來越小，這才最終成為了同義詞。

奴隸社會的等級色彩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官方與平民的區分，是廣大平民之“百姓”同皇家之“獨姓”的區分。

比如唐代劉禹錫的《烏衣巷》：“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杜牧繁的《過驪山作》：“削平天下實辛勤，卻為道傍窮百姓。”

元代方回《有感詩》：“不如窮百姓，何謂求諸侯。”

張養浩的《山坡羊·潼關懷古》：“望西都，意躊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與我們今天理解的“百姓”含義大致無二。

在《百家姓》成書並廣泛傳播的宋代，正是商品經濟與市井社會空前繁榮的時代，“百姓”不僅僅是平民，更是“市民”，是社會生活的主體。

因此，熟記這些常見姓氏是十分必要的，除了為閱讀識字打下基礎外，更能在日常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無論商業活動還是社會交往，都要與各家各姓的人打交道。這樣看來，《百家姓》經久不衰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編輯 周章龍

編審 王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