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山裡娃千方百計進城上學，這些城裡孩子卻鑽進大山讀村小

“媽媽，你可以走了。”把6歲的兒子轉到范家小學的第一天，熊妹玲離開時，兒子和新同學玩得起勁，頭也不回地和她揮手再見。

“既心酸又欣慰。”把兒子狠心寄宿在這所村小一學期後，熊妹玲發現快速融入了鄉村生活的兒子，像是“變了一個人”，不再害怕學校和老師，成了“書痴”，提起新學的東西，能拉著她說個沒完。而就在半年前，他還是老師眼裡的“問題學生”。

但即便是在年初，她也不曾想過，有一天會把孩子送到村小讀書。

這所距離四川廣元市市區40多公里的村小，在過去的許多年裡，苦於生源不斷流失，老師們眼看著一個個學生被送去了鎮上甚至城裡。最少的時候，全校學生不足50人。

但就是這所毫不起眼的村小，在經濟學家何帆的書中，被譽為“中國教育理念最先進的學校”。擁有令人驚歎的硬體設施，拋卻了“唯分數論”，在小小班教學的模式裡，范家小學的老師和學生們一起構建了足夠自由、包容、溫暖的社群。

2019年跨年演講中，范家小學被羅振宇提及，一夜之間，這所藏在大山裡的村小突然被看見。

電話凌晨就打了進來，有要採訪的記者，諮詢的家長，校長張平原的手機響個不停。之後的數月，慕名而來的人絡繹不絕，張平原的辦公室，進進出出不少想要把孩子送來讀書的家長。

拋棄輔導班，丟下升學焦慮，轉身投向了自然和鄉土，這些家庭，逃離城市後，卻又不可避免地要和這所村小一起直面困境。

逆流

從廣元市出發，得先坐公交到寶輪鎮上，汽車站出發的7人座客運車，要等人坐滿了再走。擁擠逼仄的客運車駛在彎彎繞繞的山路，沿著清澈的菖溪河逆流而上，把人送到大山深處的范家小學。

范家小學 張凌雲攝

群山環抱間，一橫一豎兩棟三層小樓坐落在苟村的一個小山坡上。雖已入秋，山裡依舊滿眼綠意。范家小學並不大，老師若要找人，站在二樓的走廊上呼喊，校門口也能聽見。

當熊妹玲和孩子第一次走進范家小學時，都抑制不住對這裡的喜歡，“它太不一樣了！”

至少看起來，它並不太符合人們固有印象中的鄉村小學：教室中心是圍成好幾圈的幾張課桌；幾張沙發和茶几擺在教室的後方，另一邊是放了抱枕的榻榻米；三面牆的櫃子裡，擺滿了各類書籍；電子黑板、平板電腦、空調一樣不缺。

學校人少，給小小班合作教學提供了天然的土壤。2015年，張平原花了四五個月的時間，設計、裝修，把教室變成了現在這副模樣。

2018年，經濟學家何帆參觀過後，在他的書裡給了范家小學和這裡的孩子極高的評價，“這是我見過最自信、快樂的孩子……在這裡，教育回到了初始目的，育人。”

快樂，正是讓張亞文心動的原因。張亞文也是一位生活在城裡的家長，她一度覺得女兒不快樂。幾年前，她和周圍的家長一樣，被裹挾著加入攀比的漩渦，“別人的孩子都在學，我的孩子也不能落下。”在張亞文的回憶裡，一手抱著小女兒，一手牽著大女兒，坐著公交往返於各個輔導班間，如同家常便飯。

她忘不掉每天在家因為輔導作業而和孩子大吼大叫的焦灼感，“在學校70人的大班裡，孩子腿都伸不開，機械化地學習，看著她每天垂頭喪氣，我也難過。”

同樣的焦慮也曾出現在熊妹玲身上，她花了關係託人，把兒子送到遂寧市裡最好的小學，但剛上一年級，就頻繁被請家長，“連拼音都拼不對，沒見過比他更差的！”“在課堂上完全專注不了！”老師的電話多了，不僅孩子怕，她也怕。她動過讓孩子轉學的念頭，但邁不開腿，“到另一所學校，情況會有所不同嗎？”

張亞文大膽得多，在保留學籍的情況下，她把女兒從學校接了出來，送到了鄭州一群關注創新教育的家長創辦的創新學堂，上課的地點是書店、公園和大自然。在學堂裡，他們教孩子用戲劇表演的方式學英語、用批判性思維讀新聞，每天保證2小時的戶外活動，“寧願每天少學一點，也一定要會玩。”她眼看著孩子的狀態一天天好了起來，對學習也有了興趣。

“相比考出高分，如果孩子有了自主學習的能力，有了好的底子，以後怎麼會差呢？”張亞文說。在社群學堂待了一學期後，她和孩子都不願意再回到學校。

直到范家小學出現在他們的視野中。

“網紅”村小

但熊妹玲第一次從父親口中聽到要把孩子送去范家小學時，第一反應是不可思議，“把孩子送去這麼遠讀書？還是山裡？”

為孩子學習發愁的不止是她。父親看到范家小學報道的第一時間，獨自一人開車跑來了學校考察，回家後搜遍了全網的資料，丟給熊妹玲，再一次帶了一大家子開車到苟村，“去看看。”

像熊家一樣來一探究竟的人越來越多，學校火了。有段時間，幾乎每天都有人來訪，其中不乏外國人。最多的時候，一天好幾撥，一次來了200多人。為了不影響正常教學，從6月開始，校長張平原幾乎婉拒了所有來訪，即便如此，還是不斷有人自行前來。

但在5年前，被安排至范家小學當校長時，張平原卻感覺像是被“發配”，有千百萬個不願意。直到在范家小學待了一學期，張平原都還瞞著父母。

不是沒有遇到過更難管的學校，49歲的張平原，輾轉待過6所學校，也曾把愛打群架的學生和愛鬧事的家長治得服服帖帖。面板黝黑，架著副眼鏡的張平原，談起業務不苟言笑，但總能和孩子們打成一片，樂呵起來眼睛眯成一條縫。

張平原面臨的是幾乎所有村小都存在的窘境：學生不來，老師難留。直到現在，范家小學除了幼兒園之外，從一年級到六年級，全校只有51人，人數最少的年級，學生只有個位數。

張平原一到任，花了3天時間，帶著老師走村入戶，家訪了學校的所有學生。留在家的學生父母並不多，絕大多數都外出打工，因為傷病而有困難的家庭，也不在少數。

這學期剛開學，熊妹玲被邀請到兒子所在的二年級，作為媽媽代表開了一場班會。二年級的德育班主任楊秀麗計劃讓學生的媽媽、哥哥和老師，分別給孩子送上新學期的囑託。問了一圈，全班學生的媽媽，只有熊妹玲在村裡。她作為媽媽代表，擁抱了每一個孩子，許多孩子都落了淚。

但在范家小學，老師們從來不會提起“留守”這個字眼。張平原覺得，“既然父母不在身邊，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學校，那麼學校就是他們的家，應該給他們最大的關心和溫暖。”

相反，對范家小學來說，這裡少了很多家長不必要的干預。就連張亞文和熊妹玲這些城裡的家長，決定把孩子送來范家小學時，也並沒有太多疑問。張平原說，反倒是問題一堆的家長，最終都沒有把孩子送來。有家長提出不上晚自習，被他一口回絕，“不能因為一個孩子搞特殊，就破壞了學校的規矩。”

學校實行寄宿制，週一到週五，八成的孩子都住在學校裡。熊妹玲自嘲狠心，卻毫不擔心，令她驚訝的是，剛到學校的第一天，一年級的孩子就主動上前，牽過兒子的手，教他疊被子，如何正確擺放物品，講規矩，“這裡的孩子大方、熱情又懂事，毫不怯生。”

孩子們的宿舍乾淨整潔。張凌雲攝

張亞文更看重這裡的氛圍。她特別開心能看到孩子在課間，可以在操場盡情玩耍打鬧。而在女兒之前的學校裡，就連在走廊奔跑也是不允許的。

張平原鼓勵學生們在操場上玩耍，“孩子們應該學會如何玩。”他一再跟老師說：“不要把孩子管得太嚴，犯點錯很正常。”他覺得，“雖然難免有拉扯，但孩子就是在磕碰中，學會與人相處的分寸。”

這裡沒有頻繁的考試，除了市裡的抽測和小升初考試，其餘並不參與，所有的考試都由老師出題，考完當場就能批改，再給學生一對一講解，每個孩子都能得到老師的重點關注。

這裡沒有“三好學生”，取而代之的是“九美少年”：“運動少年”、“誠信少年”、“勤勞少年”……每學期開始給自己定下目標，只要努力實現，每個孩子都能有得獎的機會。

范家小學的第一個學期末，熊妹玲得知，兒子寫了封信給班主任楊秀麗。說是信，其實就是一張撕得歪歪扭扭的白紙，塞進疊得並不工整的信封裡，但話語真摯，“楊老師，謝謝您。”

“圍城”

把孩子送來村小讀書這件事，仍舊不被許多人理解。

張亞文記得，一次在村頭路過幾個聊天的婦女時，聽到了幾句低聲議論，“為啥要把娃兒送到村裡讀書噢？搞不懂！”

苟村人都知道，這一年，村裡來了好幾位城裡陪讀的媽媽。

實際上，熊妹玲生在農村，小時候，要強的媽媽費了大力把她送去了城裡最好的小學唸書。但剛到城裡上學的日子，如今在回憶裡卻被自卑佔了大半。成績不突出，她也不知道該如何自然地跟城裡的同學交流。

多年後，她卻把孩子送回了農村。大兒子在范家小學上了一個學期後，小兒子也被送到了范家小學的幼兒園。她決定來苟村陪讀。

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租房。整個苟村149戶529人，留在村裡的如今不到100人。2008年地震，幾乎摧毀了整個村的房子，災後重建，家家戶戶都蓋起了2層的小樓。今年上半年，政府出錢建設美麗鄉村，每家的屋外都刷了紅白相間的新漆。房子修得漂亮，但大多數都空著。

熊妹玲在村上挨個問了兩三天，願意出租又符合心意的沒幾間，絕大多數村民，寧願把房子閒置，也不願租給外人。

熊妹玲如今租下的，是村民王阿姨家二層的一間房。得知熊妹玲要租房，在成都打工的王阿姨當天便趕了回來。200元一個月，緊挨著村裡剛挖的荷塘，菖溪河從門前流過，視野開闊，熊妹玲特別滿意。

王阿姨的兩個孩子曾經都在范家小學念過幾年，她和丈夫外出打工，便把孩子也帶了出去。這些年，包括苟村在內，周圍村子裡稍有條件的家庭，都把孩子往外送。

農曆二月初二是一年裡苟村最熱鬧的時候。每到這時，十里八鄉上千人聚集到村中心的文昌宮，為了孩子讀書燒香，祈福還願。

前幾年，高速口修到了附近一個村子旁，腦子活絡的村民紛紛走了出去，在城裡買房安家。“許多家庭甚至是硬著頭皮把孩子送到鎮上讀書，你家孩子出去讀，那我們家也得出去！”張平原說，就算在村子裡，在教育的問題上，也免不了攀比。在范家小學，也會有不少學生，一到假期就被家長送去鎮上的輔導班補課。

把生源往外推的，還有不便的交通。學生想要到達范家小學，除了依賴鎮上運營的客運車，就只能靠走。最遠的村子，如果步行，得花上一兩個小時。張平原說，離范家小學3公里的一個村子，因為有直達鎮上的客運車，家長寧願把孩子送去鎮上，也不願送來范家小學。

張平原理解長久以來的觀念，村子的年輕人從小就被教育，要有出息，就得走出農村。但張平原希望孩子們的眼睛能多望向腳下的土地，他害怕農村的孩子不瞭解農村。

范家小學的鄉土課程，經常要走進村莊。 張凌雲攝

他提起非洲的一句諺語，“培養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村莊。”他堅持學校要敞開校門和村子產生聯絡。2016年春天，每週三的下午，范家小學開始嘗試鄉土課程，授課的地點就在村莊、山野。老師們請來村裡的老人、草藥先生，教孩子們認識草藥、野菜。農忙時節，課程又走進村民家裡，讓孩子們觀察脫粒機的構造和使用，而在這之前，這些生在農村的孩子們甚至都沒見過脫粒機的模樣。

張平原把這些都看作是“根的教育”，他們會在這裡留下腳印、嬉笑和記憶，“將來能夠到農村做貢獻的，最有可能的就是這些從農村走出的孩子。”

變數

猝不及防，就在前幾周，范家小學又走了一位臨聘老師。只教了一個多月，國畫課一下子空了。

分管教學的副校長王畢衛直呼頭疼，“突然空出來的課誰來上？”學校不得不召集11位老師開會，一週296節早晚自習、美術、音樂、書法等課程，重新自主認領。

在這裡，專業且穩定的師資始終稀缺。范家小學的每個老師都是多面手，有的老師除了主課外，還得兼授美術、寫字、自然觀察等多門課程。

直到這學期，范家小學才有了第一位專職體育老師，一堂課同時教三個年級。學校曾經專門買了一批樂器，花錢從外面請來二胡、琵琶老師，但對方嫌上一堂課的路途遙遠，只在這裡教了一個學期，便沒再來。

范家小學的孩子們在上體育課。 張凌雲攝

熊妹玲坦言，在把孩子送來之前，只擔心過孩子可能沒法繼續培訓計算機、程式設計，沒曾想過連一些最基礎課的老師都缺。但她似乎並沒太緊張，“張校長肯定會考慮在我們家長的前面。”

張平原的確希望變革。觸發點是一堂一年級的閱讀課。當臨時代課的張平原發現，城裡來的孩子可以完整地讀完一篇長篇故事，嚇了一跳，而與此同時，同班的農村孩子，連26個拼音字母還沒有認全，“不希望這些孩子大老遠跑到我們這兒，最後覺得我們的教育限制了他們。”

他很早之前就有過念頭，想要讓學校裡的教學從“教什麼，怎麼教”轉化成 “學什麼，怎麼學”，在他的規劃裡，范家小學的課堂，將會以學生為中心，課程將更加註重提升學生自學的能力。“要讓優秀的孩子走得快，而稍微弱些的孩子不被拋棄。”

范家小學很多年級的課程表中，都會有段留白的時間，學生們可以選擇做作業、看書，也可以出去鍛鍊，或者玩耍。在張亞文看來，這是無比珍貴的留白，孩子需要時間去做自己願意做的事。

但當小女兒已經完全適應這裡的節奏時，大女兒卻突然抱怨，每天寫完作業後的大段時間無事可做，也沒有可以聊得來的夥伴。其實，直到現在，張亞文也沒法保證，把孩子送到范家小學就一定是完全適合孩子的選擇。

新東西頻頻衝擊著學校，並非所有老師都能適應。如今教齡已有40年的何志貴，在范家小學待的時間最久。他親眼見證了范家小學翻天覆地的變化，依舊不能理解許多改變。

比如被外界頻頻稱讚的小小班模式，他覺得疑惑，“學生們圍成一圈上課，要看黑板時就得扭過身子，那不是很難受嗎？”他搖了搖頭，至今也沒法習慣。

其實老師們也不知道，學校到底為何對外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老師們出去比賽，也沒拿過什麼獎。”王畢衛常常跟老師們開玩笑，“只緣身在此山中”。

在年年歲歲的改變裡，這所村小依然留下了些鄉村獨有的原味。直到現在，范家小學堅持燒柴火飯。學校請來的兩個阿姨，從清晨5點半忙到晚上8點半收工，每天早上稀飯裡的花生漿和豆漿是自己磨的，紅薯切成絲裹上面粉炸成團，是孩子們的最愛。

食堂外，學校留了一片地，今年因為雨水多，錯過了最好的種植時機。往年每個班都被分配了一小塊地，老師和同學們種上辣椒、番茄，自種自足。

前幾日，山裡落了一場雨，打下了滿地的銀杏葉，張平原特意囑咐，落葉不要掃，就讓它們在地上留幾天。

秋日的校園裡，課間，孩子們奔跑打鬧間，把銀杏葉拋向空中，陽光照在葉子上，閃著金色的光。

張亞文看著操場上的孩子，她想起王畢衛曾經跟她說過的一句話，“范家小學能給這些孩子的，或許是走得更遠的力量。”

欄目主編：宰飛

本文作者：張凌雲

文字編輯：宰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