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理性vs人文關懷，水火不容？

科技理性是什麼意思

如果說中國人引以為傲的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和奇蹟般的民族凝聚力，歐美人的歷史淵源和文化自信可以追溯到現代科學現代文化的發源之地——古希臘。

在幾千年前大部分人類文明迷失在祭祀巫術、神話傳說的想象王國時，古希臘的哲學思辨和科學理性如茫茫暗夜中的一道閃電，照亮了人類通向理性啟蒙和自由解放的漫漫長途。

01

科學與人文在古希臘哲學中的統一

現代科學中各學科大類的發展歷史幾乎都要追溯到古希臘先哲那裡。比如，歷史上第一個把數學作為一門科學研究的是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古典邏輯學之父是亞里士多德，物理學的先驅是阿基米德，希波克拉底是現代醫學的奠基者……

古希臘思想中沒有科學與藝術的明顯分野，所有關於人的學問統稱為哲學。

希臘文中哲學一詞是由”愛”和”智慧”兩個單片語成。因而追求智慧的所有學問都在哲學範疇之內。

不管是試圖解釋世界生成、揭示自然規律的自然哲學，還是執著於存在基礎討論的形而上學，都是關於人的學問。

如古希臘偉大的智者普羅泰戈拉所言，“人是萬物的尺度”。不管在現代人看來先哲們的思想多麼龐雜，所有問題和回答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大寫的人。古希臘的先賢大哲用理性的界限給後人勾勒一個可以理解的世界圖景，用善惡的辯證賦予宏大宇宙中的渺小個人以存在的價值。

蘇格拉底把愛智慧的探索中心從自然“原因”拉向人的“價值”，後繼者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建立了融合理性求知和人文關懷的龐大哲學體系。著名哲學家懷特海曾如此評價，“西方2000多年的哲學史都是柏拉圖的註腳”。

科技革命改變了一切從19世紀開始，科學技術一路高歌猛進，20世紀世界大戰的毀滅性力量給人類留下了永久性創傷，而遲到的人文關懷顯得孱弱可笑。我們自然會發問，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讓相互滋養、和諧統一的整體破裂成為兩個難以溝通的領域。

一般認為，工業革命以來創造的改變世界的巨大物質力量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工具理性的強大現實力量給近現代人營造出“人類是大自然的征服者”的幻像。

物理學革命的巨大成功催生出化學、生物學、實驗心理學等等龐雜的學科專業分類，甚至對於倫理學、經濟學這些關乎道德倫理的複雜價值問題的社會學領域，也必須冠以社會“科學”才能得到承認。

因而，科學的話語體系成為判斷一切是非和價值的終極裁決者。生活中我們會不自覺的用“這不科學”替代“這不正確”，一切違反科學認知方式的東西都會被打成“偽科學”。當全世界都在科技的重塑中變成任何人難以抵擋的異化力量，人們發現人類存在的價值消滅了，虛無主義的深淵近在眼前，這時人文關懷的巨大價值終於被重新發現。

所以現代社會向人文主義的迴歸是人類社會辯證發展的歷史必然。對現代醫學來說也是如此，現代醫學是在近代物理學和化學的成熟土壤中繁育出來的，沿用實證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現代醫學的病理分析和藥理研究早已深入到分子生物學層面，但理論基礎依然是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學的物理模型和動力理論。

現代醫學的科學理論基礎依然是樸素唯物主義正規化的，他把人理解為一臺運轉中的機器，只不過這臺機器的系統複雜性和精密度遠超人類的理解範疇，而科學家相信科技的發展會慢慢縮短認知差距，一切都可以交由時間去解釋。

然而，現代醫學尤其是現代心理學，在面對由人類意識難題引發的一系列理論瓶頸時顯得束手無策。神經疾病可以透過外科手術等物理手段有效干預，而精神疾病無明顯的器質性病變，精神藥物只起到一定程度的調節作用，最終只可能透過“生活”治癒。

02

醫療實踐向人文關懷的必然迴歸

總結來說，現代醫學沿著實證科學的道路走得太快太猛。

我們相信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伴隨著檢測工具和能力的不斷升級，達到對人體巨系統的全面認知只是早晚快慢的問題，這無可厚非。

但是，人類個體的生命是有限的，疾病與人類種族的鬥爭歷史是無限的，病痛給有限個體帶來的身心折磨是巨大的。我們可以做到像工程師修理一臺機器那樣，冰冷地給絕症患者下發死刑判決書嗎？當醫生面對難以承擔鉅額醫療費的貧困家庭，可以心安理得地給出放棄治療這樣絕對理性的建議嗎？

現實生活中的案例更加具體而複雜，但是除了病情診斷和風險評估是科學技術可以做到的之外，所有的選擇都關乎道德倫理。

因為只有人具備自由選擇的權利，而自由意志同時意味著道德法則和倫理規範的約束。所以科學技術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醫療實踐向人文關懷的迴歸是歷史的必然。

人文關懷與科學理性的再融合如何？可能既然人文關懷與科學理性從一開始就是和諧統一的，那麼後現代危機背景下二者的再融合一定是合理的、必要的。

事物的運動發展是曲折上升的。

人文精神的迴歸是對工具理性的異化傾向的否定之否定。從啟蒙運動對宗教神學的祛魅，到後現代危機向人文關懷的呼喚，人類的自我實現在往復迴旋中進步上升。

如果說工具理性的巨大現實力量，把時代浪潮中人類個體的存在價值無限稀釋，後現代危機對人文關懷的呼喚就是要在虛無主義的黑森林中重新發現個人價值。

以安樂死提案為例，安樂死法案的最初提交出於的目的不同，有的是為了減少絕症病人的病痛折磨，有的是出於對死刑犯的最後人道主義憐憫。

以科學理性的視角來看，安樂死法案的透過是不值得爭議的。這一結論的邏輯支點在於人的痛苦是可以定量的，安樂死顯然減少了瀕死過程的痛苦和掙扎。然而，抽象的痛苦或面部表情的扭曲是難以還原到生化指標的線性關係的，求生意志的摻入也大大增加了問題複雜性。

比如，拒絕安樂死的病人被強制執行，那麼他在瀕死時難道不痛苦嗎？這時，我們不可能透過科學判斷對錯是非，把冰冷的理性分析取等於價值判斷。

我們只能引入道德、法律等人文範疇進行認知升維，人道主義要求安樂死的前提必須是病人知情且自願的，是否以安樂死取代槍決作為法律議題也必須透過多向度的權衡考量。科學理性歸根到底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一種哲學視角，它以其改變現實的巨大力量征服了現代人類。

然而，科學可以解釋事實，不可能賦予價值；科學可以把人當作慾望驅使的客體進行經濟學預測，卻無法處理人文領域中自由意志引入的巨大複雜性。

因而，當我們認識到科學技術不是萬能的，當我們不再以”事實性”科學的認知獨斷地要求處置社會問題的僵死標準，當我們真正與社會問題之下的鮮活個體感同身受時，人文關懷與科學理性的隔閡就會自然消解。這是社會觀念的變革，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