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歷史上勃艮第國家的形成——王室的爭鬥永無止息

勃艮第人怎麼讀

前一篇文章我們說到了十四世紀末，列日建立了一個實際上是法治的政體，但社會問題並未因此而解決。

當時成立了一個“有權者”黨，這可說是一個小人物的政黨，因為該黨的成員主要是手藝工人和貧苦農民。這些人想進一步削弱親王的權力，可以想見，這麼一來勢必挑起一系列新的鬥爭，更何況一個小康階層的同盟也響應了“有權者”黨的行動。

在鬥爭危急之際，有一次“無畏者”讓出面干預，支援親王，並在奧泰鎮壓了“有權者”黨（1408年）。戰敗者自然遭到大屠殺（在社會鬥爭中，戰勝者的殘忍總是更加猙獰可怖的），但是，巴伐利亞的約翰親王沒有理由值得為自己的勝利慶幸。列日公國乾脆置於勃艮第的託管之下，“無畏者”讓成了列日的“代理人”。這還僅僅是個開端：列日主教海因斯堡的約翰（1419-1456）和“善良者”菲力浦（及其妻子）打得火熱，人們甚至認為“蠻勇者”查理是那位主教的私生子。

約翰的繼承人波旁的路易是菲力浦的侄子，此人立身處世如同勃艮第公爵們的馴服工具。因此，勃艮第王室的勢力也同樣主宰著列日公國。單從政治地理學上來看，就不難知道何以菲力浦對列日公國抱有興趣。但要了解他為何渴望統治那個更東邊的盧森堡公國，就比較困難了。波希米亞和盧森堡公國由於繼承的機緣，在同一王朝的統治下連結在一起，這個王朝後來統治著整個日耳曼帝國。由於同時統治波希米亞、德意志及盧森堡感到困難，便沿用一種慣例，把盧森堡公國交給皇弟管轄（盧森堡升格為公國即始於這個時代）。

因此，皇帝溫塞斯拉斯二世把公國分給他的小弟弟格爾利次的約翰，約翰的女兒格爾利次的伊麗莎白於1409年繼承了盧森堡。身為羅馬人之王兼盧森堡王室首領的溫塞斯拉斯，一向手頭拮据，他旋即把盧森堡以高價典押給布拉邦特的安都昂。盧森堡不太願意轉入外國政權統治之下。結果發生了長期的衝突，一直延續到1437年。

這件事那時相當迅速地解決了：“善良者”菲力浦買下了格爾利次的伊麗莎白對盧森堡的所有權利，他被伊麗莎白承認為該公國的攝政者或代理人，於是菲力浦不費多大麻煩就成了盧森堡的主宰（1443年）。這並不等於說他的權利已經得到了公認。

實際上，從這時起他和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1440年至1493年在位一－譯者）的關係就成了問題，因為這位皇帝不願意聽任在帝國西邊建立起一個如此威赫的強國。但是弗里德里希三世確實無力加以制止。在以後數年的歲月中，一方面是菲力浦實行新的權力擴張，尤其是在帝國內部；另一方面是為了使局勢“正常化”而作出種種努力。

讓我們稍停片刻，推究一下“善良者”菲力浦一再擴張領土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完全可以肯定，建立一個疆土遼闊的國家的計劃，還不是菲力浦在位初年的事。在他登基時，他的權力無疑是大的，他祖上締結的許多“王門侯族間的”婚姻，可能會使他產生美妙的“希望”，然而他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直系繼承人，也不是推定繼承人。在布拉邦特－林堡，在埃諾－荷蘭－澤蘭，年輕少艾的王子、公主們登上了王位，他們看來完全能夠生出繼承人來，所以單是那慕爾伯爵采邑並不能引起無限擴張政策的念頭。

但是，後來形勢迅速起了變化。上面提到過，“正常的”政治所造成的情況使菲力浦插手埃諾－荷蘭，以阻止英國在位王室搶佔這個地區（這種搶佔對於任何富有政治感的君主來說，都是難以接受的）。由於王朝發生意外，布拉邦特－林堡的繼承人也空缺了，完全出乎意料，菲力浦便成了可能獲得同意的繼承人。這些情況改變了形勢，並且也很可能改變了菲力浦的視線。他在列日的地位，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事實上可以追溯到“無畏者”讓的年代。

當然，菲力浦公爵在布拉邦特－林堡和在荷蘭都完全站穩了腳跟以後，海因斯堡的約翰對勃艮第政權的屈服顯得更為突出了。總之，這又是一個僥倖的事件。可是，人們可否按照偶然事件的規律進一步推究下去呢？“善良者”菲力浦肯定不是覬覦盧森堡的第一個人。勃艮第的安都昂就的確有過統治盧森堡的企圖，而人們卻不能說他有締造“尼德蘭”的意向。

因此，人們固然也勉強可以把“善良者”菲力浦初期的盧森堡政策和那種因時制宜的混亂的領土擴張政策聯絡起來看，但是對於公爵的全部盧森堡政策和全部列日政策就不一定都要用“幸運”和“投機”來解釋。不可能設想，“善良者”菲力浦在面對著地圖深思熟慮之後，對於自己疆土涉及的空間範圍不是很快就有了一個概念。

從那時起，他必定就有了一個建立在這種空間概念上的政策。言其從他的領土政策在後來所體現出來的情況來看，再也不能有別的理解了。他取得赫耳德蘭、弗里斯蘭、烏德列支主教公國等領地，儘管有人這樣解釋：每走一步都取決於前一步的實現，又決定了下一步的走法；人們儘管承認：他每征服一地，力量就增強了，從而便利了下一次的掠取。可是事情湊巧得很，菲力浦為自己定下的領土界限被別大知道得一清二楚了。

在1447年，當菲力浦公爵頭幾次和皇帝進行全面談判時，他希望把包括“下德意志”在內的一個王國歸為已有，說得明確一點，就是除了他佔有的各邦之外，還要把赫耳德蘭、於利赫、克累弗、巴爾和洛林等公國均列為勃艮第公爵采地的範圍，這個整體取名為洛林王國。

到了1459年，同樣的地理概念採取不同的形式表現在新的計劃中，根據這個計劃，勃艮第公爵要充當些耳德河與來因河之間的“帝國代理主教”的角色。因此，毋庸置疑，在某一個特定時候，總之早於1447年，菲力浦對於自己認為可以把力量伸展到的領土範圍，已經有了一個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他用了“洛林王國”這個字眼，因為每個字都有其活力，他既然引用了“洛林王國”這個詞，他就必需瞭解洛林王國從前的版圖。洛林、巴爾以及三個主教管轄區，都明確地包括在菲力浦公爵所希冀的領土範圍之內，這一點極其意味深長，因為他所要求的這些領土，一直伸展到他所轄的法蘭斯孔太和勃艮第公國的邊界線上。換言之，，菲力浦渴望著建立一個從加來海峽延伸到勃艮第的連成一片的國家。

公爵奉行了一種旨在全部實現或基本上實現以上計劃的政策，這從他多次干預主教選舉的事實中可以看出。他不僅僅於1456年使他的侄子波旁的路易在列日當選，並且還違反了宗教會議的一致願望，把他的私生子勃艮第的達維德立為烏德列支的主教。對此的任何反抗都被他用武力粉碎了，其餘的問題用金錢去解決。

此外，菲力浦公爵還企圖使他自己的候選人當選為特里爾和美因茲的主教，但未成功；他終於把他自己的教長的兒子立為土爾主教（1460年）。這種擴張政策還可以與該地區王侯們的婚姻及聯盟聯絡起來看：1462年，菲力浦公爵和特里爾大主教簽訂了友好條約；1454年，路易·德·費爾登茨宮廷伯爵和安都昂·德：克魯伊的女兒締結了婚約。還有種種跡象從反面也說明了公爵的擴張政策，例如：皇帝（指日耳曼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把東弗里斯蘭升格為宮廷伯爵采邑，這肯定是為了延緩勃艮第王室勢力的發展。

總之，勢必會得出如下的結論：“善良者”菲力浦並不是一開始就胸有成竹，而是到在位初年，多少是乘著各個王朝發生意外的好機會，才下定決心逐漸構想出一個空間政策，設法把一個比他當時所統御的領域要遼闊得多的地區，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這個地區當然不是“比利時”，更不是尼德蘭，因為尼德蘭當時並不是一個確定的地理區域。他要進行擴張的地區，即從些耳德河到萊因河，從弗里斯蘭到孚日，都是按照顯著的地理界線同時又是歷史界線來劃定的。

這種政策後來為“蠻勇者”查理所承襲。但是必須把夢想的計劃和現實的計劃區別開來（這對君主們也適用）。興邦立國是一回事，而最要緊的是對各個領土紮紮實實地建立起統治。這便是菲力浦所關注的事，而且很有必要，因為他的權力即使在他統治所及之處也並不是沒有爭議的。

例如在列日，這一點就清楚地表現出來了，儘管自從1456年波旁的路易被選為主教之後，勃艮第王室在列日的權力可以說是非常穩固的。在列日就像1300年左右在弗朗德勒一樣，除了君主和臣民之間的對立以外，還有勃艮第勢力和法國勢力之間的對立。

自1465年起，“真正的列日人”，即所謂“有權者”，取得了政權，並且還和法國國王路易十一簽訂了反對勃艮第公爵的條約，由此而引起的衝突，其明顯的特點是經歷了多次的起伏，但每次都是公爵的敵人遭到浩劫。例如，1466年迪囊遭到可怕的破壞；1467年，列日完全屈服於“蠻勇者”查理；最後，1468年，有“六百個弗朗希蒙人”為了戰勝勃艮第人而作殊死奮戰，列日因而遭到破壞。從此以後，列日公國事實上就如同公爵的其他邦國一樣，也向菲力浦公爵屈服了。

另一個爭爭的溫床是赫耳德蘭公國。起初，勃艮第公爵們根本無權過問這個公國的內政。如同在列日一樣，君主和“地方”的衝突給勃艮第公爵提供了一切口實。雖然有過抵抗，但都被粉碎了（1473年）。從此以後，赫耳德蘭就成為勃艮第國家的一部分。那時，勃艮第國家的範圍除了弗里斯蘭外，還包括整個後來的尼德蘭以及其他若干地區。弗朗希蒙原是比利時列日省一個毀塌的城堡，後來成為強人出沒的地方。

1468年10月8日，六百個弗朗希蒙人從這兒出發，去抓路易十一和“蠻勇者”查理未遂，即被捕並判處死刑。這裡有兩個重要的問題值得商榷：公爵們運用了何種策略才取得所有這些成績？這個遼闊的領域在組成有機的整體方面，達到了何種程度？菲力浦公爵的策略，是在他想要滲透進去的那些諸侯國裡首先爭取貴族的合作。當然也有例外（比如荷蘭），但是這些例外適足以證明規律。公爵處心積慮要把貴族拉攏過去：宮廷職司與金羊毛勳章就是兩種真正的政治工具。這些討好貴族的手段受到了他們頭等的歡迎：人們掀起了廣泛的宣傳，企圖把“善良者”菲力浦說成是一名出類拔萃的騎士，這種宣傳具有明確的政治含義。而貴族們也是非常注意自己的利益的，因為他們很明白，公爵所轄的領土很遼闊，當然設有各種名利雙收的官職；那末，與其維護無利可圖的本邦的獨立，而終於湮沒在自己的小省份裡，倒不如事奉如此強大的君主。

神職人員看來也有這種想法，故而教士們投奔勃艮第公爵者不乏其人。勃艮第王室的金子也起了巨大的政治作用。1429年勃艮第公爵“善良者”菲力浦在布魯日創制了金羊毛勳章，專門授給騎士（即貴族）。勳章狀如一隻金項圈或寬紅布綬，上面飾著斜十字，掛著一個牡羊形狀的飾品。金子曾用來購買整個整個的諸侯國，金子更可以收買人們的良心。

但是，到底是誰在抵抗呢？是城市在抵抗，但在十五世紀，這些敵手並不足畏。事實上，作為十五世紀的標誌的，並不是經濟的衰微，而多半是經濟重心的轉移。更明確地說，由於從前奢侈的毛織業的破產，古老的毛織業城市（而所有古老的城市都是毛織業城市）已經衰落。那些古老的城市意識到自己財富的喪失，更加瘋狂地抓住它們以前的特權不放，儘管這些特權已經被社會的進步拋在後邊。

這樣，那些城市反而幫了公爵的大忙，因為公爵可以依靠貴族和僧侶，同時又依靠鄉村和小城鎮，去反對那些古老的城市。因此，雖然勃艮第公爵們當朝時期的標誌是有過無數次的城市起義，但主要的標誌還在於城市勢力的萎縮和城市特權的減少。

現在來談談制度問題，這些制度如果說不是共同的制度，至少是一般的制度。所有那些置於公爵們權力之下的諸侯國，原則上彼此間嚴格地保持著獨立。

事實上，根據各諸侯國進入公爵政權範圍之前的實際情況，它們不能不受到某種約束。在以前就存在著若干組合體，例如布拉邦特－林堡和埃諾－荷蘭－澤蘭，在這些組合體中並非沒有某種共同制度的萌芽，比如說，各省議會有時就在一起開會。在“善良者”菲力浦當政時期，這種措施大大地推廣了。改革制度絕不是容易的事，因為舊有的制度總是想方設法要殘存下去。這大概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勃艮第公爵們的中央集權制是逐步實現的，為什麼在建立新制度之前都先要使舊有的各種制度劃一。

不過，一開始至少得有一箇中央機構，即公爵朝廷，這是必然的。君主是在朝臣們相助之下商議並處理政府的大小問題的。因此，這個公爵宮廷以後越來越發揮其重要作用。從1386年起，“大膽者”菲力浦管轄了弗朗德勒。他在里爾和第戎建立了一個“諮詢院”和一個“審計院”。里爾的兩個院管轄弗朗德勒、阿多瓦、梅克林和安特衛普；第戎的兩個院管轄勃艮第、法蘭斯孔太以及訥韋爾等地。諮詢院握有財政權和行政權；審計院顧名思義是管理財政的。由此可見，在公爵所有邦國範圍內，無論是“那一邊的”邦國，還是“這一邊的”邦國，制度都力求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