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化的變遷思考

浙江處百越之地，春秋吳越皆以“劍楫文化”躋身五霸，《漢書》說“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

越人蠻悍，“慷慨以復仇，隱忍以成事”

但是，隨著歷史不緊不慢地向前，浙江的文化從尚武變成崇文，從好勇粗獷走向文秀精緻。

浙江的文化為什麼改變的如此之大，以至於像兩個極端？

我們的文化是如何改變的？我們的文化轉變成了什麼？從過去到未來浙江的文化留下了什麼又剝離了什麼？

浙江文化的因何而變？

首先要說的是統一，統一的威力，無論是秦王朝的統一還是漢王朝，統一都使得南方百越之地歸屬到中央管轄，使得蠻荒之地，被納入到華夏文明圈中，或被吸引或被強迫開始守法行禮，這無疑使浙江文化從勇武走向文質的一個重要的前提，沒有統一，這種轉變就不會來的那麼自然而然與成功。

其次一個主要原因是以魏晉時期衣冠南渡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化滲透影響，秦漢之後，至於六朝，隨著戰亂的發生和郡縣制的推行，大量漢人南下，取代越人成為當地最主要的居住者，吳越文化在中原禮樂文化的影響下得以重塑。正如宗白華先生在《美學散步》中所說：“漢末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政治史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郁熱情的一個時代。”混亂、動盪，區域文化的差異激盪，使得衣冠南渡之後，南方文化繼承了中原的正統，和南方的土著結合，形成了南方勤奮、細膩、儒雅的文化性格。

再次，來著黃河流域孕育出來的儒家文化，移民帶來了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大量文人學士南遷的影響，使得中原長期積累起來的文化得以在南方延綿，為浙江輸入了新的文化元素，並與浙江區域文化結合，培育出新的文化形態，形成了吳越古地人才輩出、文教發達、文風興盛的局面。在儒學的強大感染力之下，浙江文化的發展程序得到推進，在日新月異地大步向前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深深的儒家的印記，從彪悍到溫文也在潛移默化之中完成。

浙江文化在這之後轉變成了什麼？

成了“魏晉風流”，成了“江南煙雨”，成了“詩性中包容責任”。在稻作文化和青瓷文化等古代越人的風貌依然儲存的同時，古越文化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改變，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說：“東晉南渡，長江流域遂正式代表著傳統的中國。”中州士族文化的大規模進入，給浙江傳統文化注入了士族社會的風氣和精神內涵，浙江的文化精神也逐步從粗放中略顯可愛的氣質走向正統；同時，改變了傳統浙江文化的審美取向，誕生出以“士族精神，書生氣質”為核心的審美取向和陰柔的特質，清秀、溫婉、柔弱、恬靜遂成為時尚和追求。浙江文化變成了具有極具美感與融合色彩的區域文化。表現在“非湯武而薄周禮”，嵇康人的自我價值的發現與彰顯。在小說家的筆觸下那個時期的文化，是癲狂，感性，靈氣，雅量；是玄心，妙賞，洞見 ，深情。

浙江文化在這段時間裡留下，剝離了什麼？

梁啟超說：“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其所求固自利也，然求之之始，卻不可不先置利害於度外，以性命財產為孤注，冒萬險於一擲也。故久於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於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銳……”

從好勇、輕死、易發到書生意氣，清柔文雅，浙江文化剝離了矇昧粗獷的原始形態，收斂了氣血而向精緻發展，但縱觀史籍，從東漢的王充到南宋的浙東學派，從明代王守仁的陽明心學到明清之際黃宗羲的經史之學，乃至近代的龔自珍、章太炎、魯迅等，可以發現，在文化性格發生了重大改變的時候，像堅韌不拔，自強不息，隱忍致事等等文化的底色依舊萬古江河不變，衍化滲透於浙江大地之中。

我們可以說，從勇武到文秀的性格轉變是浙江文化進步的表現，浙江文化的深層邏輯依然穩定的在大地之上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