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CA名家說」小談黎元洪所體現的“忠”

黎元洪，湖北黃陂人。1864年10月19日（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生於黃陂木蘭鄉東廠畈，14歲隨父移家北上，寓居天津。1883年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1884年編入北洋水師。1895年應兩江總督張之洞電召赴寧，曾三赴日本考察軍事、政治，頗受器重。1906年擢升暫編陸二十一軍統領。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後，黎元洪被革命黨人推為湖北軍政鄂軍都督。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當選中華民國副總統。

1916年6月，黎元洪在袁世凱死後繼任大總統，恢復約法，召集國會。於是當時的武昌造幣廠鑄制了黎元洪像開國紀念銀幣。

1922年，在直係軍閥支援下復任總統，後又被直係軍閥驅逐。

晚年投資實業，逝於天津。民國政壇多以裡望稱人名，故人稱“黎黃陂”，至今在武漢漢口有一條路稱為“黎黃陂路”。

黎元洪

今天我們講黎元洪“忠”之人格的變化。

所謂“忠”之人格係指一個人以忠德要義為核心而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中所彰顯出一定特色的人格範型。。《忠經》所言“竭其忠則福祿至矣”在某種程度上道出其精髓。黎元洪的人格趨向是他留垂青史的關鍵。

清時忠於君國但又有與其離異的想法：

忠於君國，體現在黎跟隨兩江總督張之洞致力於近代軍事建設時，張氏則贊其“老實而又能幹”。張後來奏請清廷，推薦其既“忠實可靠” 又“能處理重大事務”。張在還任湖廣總督後調黎為鄂軍馬隊營官，黎遂遞升任至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在此期間，黎為人謹厚，頗得兵士歡心，自覺辭讓榮譽與地位。如1907年黎力辭第八鎮統制。黎曾說：“武德之義大矣哉！軍事、文化、政治、外交、經濟之大道，胥在是矣！武德昌明，國家 安寧，武德大行，天下太平。” 很顯然，黎元洪忠於君國之情甚濃，且善於權變。

公博（GBCA）評級 黎元洪像壹圓

而後由於時勢變遷，他清楚地意識到 “身居協統，部下兵變，如革命黨失敗，我必受處分”。其類似情形甚多。其實，黎元洪的這些離異傾向並非完全是脫胎換骨，轉向革命，而更多的是忠於君國與忠於自己相調適的本能性反應。

民國初期忠於共和：

黎元洪的忠德思想深於內心，在武昌首義過程中，身為湖北軍政府都督的黎元洪曾力倡民族主義。如他稱道此次起義是 “排滿復漢”的民族革命，旨在“為漢族復仇，光復我舊日河山。

同時，它也是“廢除專制，建共和”的民權革命。不僅如此，黎還代表軍政府傳檄東南，號召同志之士“助我驅除”，“盡忠報國”以“同定大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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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參與共和構建過程中，他指出：“自此以後，我即為軍政府之一人，不計成敗利鈍，與諸君共生死。”後來他進一步藉剪辮來明志，在閱馬場誓師宣佈光復討敵之責。

可以說，黎元洪在民初積極宣傳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忠德思想、在湖北參與共和國的具體構建以及在北京和天津進一步深化共和建設。如此順潮流、守道義、護共和、顧大局、固國家 無一不是其近代“忠”之人格的具體外化。

逐漸趨向共和：

他雖遊移於傳統與近代和個人與國家之間，努力探尋其合理的平衡點，但其核心仍為忠於民主共和。如此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傳統社會近代化的過渡性特徵在其思想上的自然反映，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黎元洪也是中國歷史上惟一一個兩任大總統和三任副總統的人。

綜上所述，他在民初的諸多表現雖難盡人意，但在總體 上卻能始終揭櫫共和大旗，知難而進，同各類軍閥獨裁專制作了一定的必要鬥爭，甚至知不可為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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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趙炎才。清季民初黎元洪“忠”之人格的多維性［J］。淮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43（03）：3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