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陽提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思想，讓人們在行為中增進道德認知

知行並進的提出者是誰

由於早期尚未找到表達自己思想的合適語言形式，王陽明不得不借用前人語言進行表達，因而他早期的思想，主要透過解釋《大學》來闡發。然而他從自己理論出發的解釋，始終無法避免牽強之嫌，這也就顯示出了經典文字，對其哲學思想表達的限制作用。

隨著思想的日益純熟，陽明也終於找到了、最適宜的表達自己思想的語言形式，這就是致良知學說。因而，王陽明晚期教導學者，不在依附於格物致知之教，單提致良知教導學生。

常人心體當中良知、私慾混雜，只有在道德踐履的事事物物之中不斷反思省察，才能分清。常人心體皆有私慾隱伏，在處世接物之前並不彰顯，如許多貪官汙吏貧賤時候也能夠持守正道，然而日後卻經不住外在貨利財色的引誘，正說明他們心體原本潛伏著私慾。

良知私慾之精微，要在與物相接的現實中不斷髮現，不斷省察剋制，方能夠去除心體的私慾。陽明早期，即提出知行合一思想，提倡人們在行為中增進道德認知。他的致良知思想也強調不離事物。

有官員曾向陽明表示，他簿書訟獄繁重無暇為學，陽明指出為學不離開事物，告誡他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提撕自我良知，不斷的省察剋制，這就是致良知工夫的入手處。

就如處理案件詞訟，時刻警醒自己不要因私意起喜怒哀樂之心，影響了公平的判決。所以，致良知不離事物，離開事物就是著空，見不到成效。致良知工夫只有在現實中磨練即可，隨時隨處體當自家心體，無論做任何事情皆是致良知工夫。

雖治生、科舉甚至做買賣都不妨礙為學修養，可見，欲致良知不能離開現實事物，只有在不斷的事上磨練中，才能認清並去除私慾，呈現良知，恢復心體本然。

無論格物論還是致良知，皆體現了復心之本體的根本工夫思想，貫徹了存理滅欲、知行合一的工夫主旨。在陽明看來為學只要成就自家心體，養得心體純乎天理，發之行為實踐自然。

成就心體的根本工夫不外乎存理去欲，從具體方法來說只有事上磨練才能成就心體，也就是知行合一的工夫。這樣在日常生活中，無論做任何事情提當自家心體即可，所以為學既不妨礙舉業，也不忌憚日常繁忙事物。

程朱理學以性為道德本體，修養上採取以外在天理規範約束感性慾望的方式，然而，長久強調外在準則，必然導致準則的僵化以及對人性的壓抑。心學主張向內尋求道德原則、重視個體的道德主體性，適應了時代的需求，這也就決定了宋明儒學，從理學向心學衍變的必然趨勢。

陸九淵開創心學源流，為宋明儒學的道德主體性構建做出了重要貢獻。但由於陸學輕理論重實踐的學問特點，他的心性學說並沒有建立完善的理論系統，王陽明的心體學說代表了、心學心性理論構建的初步完成。

陽明的心體學說是在總結理學、與心學心性論的基礎上建立了的。心體之中，良知不僅是道德本心，也是感性心的主宰；感性心不僅是道德理性對治的物件，更是心體狀態的表現。

在陽明看來，求為聖人，不是以外在規範約束人的行為，而要使德性行為從心體自然發出。這就要求人們在工夫修養上成就心體，成就心體實質上是將感性之心，納入良知的主宰之中。

在以客觀天理為行為標準的哲學形態下，個體之人被淹沒在統一的行為規則中，個性、自我得不到體現，陽明心學的建立，使人心不但成為自身道德行為的主宰，更進而成為宇宙萬物的主宰，充分發揮了人的主體性。

心體說表現了對個體存在價值的肯定，和個體人格的重視，可以說是人自我的發現，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許多學者將陽明哲學，看作具有思想啟蒙的意義。

例如在是非標準問題上，陽明主張求之於心。這充分表現了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另外，王學降低了成聖成賢的標準，拉近了凡聖之間的距離。成聖的方法很簡單，任何人只要致其良知即可成聖。

在陽明哲學中理性與感性，被統一與心體之中，透過自我尺度的把握實現德性行為。這一方面充分擴充套件了心的道德主體作用，使人不需要向外在世界尋求行為準則，將宋明理學道德主體性的建立推向極致；另一方面重視人的感性存在，充實了道德主體的個體人格。

然而，道德踐履是人、物，主客之間的互動，主體或客觀的任一端過度高揚都會造成不良後果。陽明沒後，王龍溪倡導從本體悟入的先天之學，拋卻修養工夫徑任良知；泰州王艮也主張良知現成。隨著明朝中、後期心學的發展，心學者對道德主體性的過分追求，走上了以知覺為良知的另一個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