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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時宰相”——于謙，經世致用與修身歸隱的左右搖擺
- 由 浪子聊詩 發表于 武術
- 2022-12-19
重名於世的重怎麼讀
1。經世致用
于謙祖上世代官宦
，
據于謙同僚王直《侍郎於公墓表》記載
，
于謙祖上從八世祖開始
，
直到四世祖於夔
，
均在今山西、河南等地做官
，
五世祖於伯儀和四世祖於夔分別被追封為河南郡侯、河南郡公。曾祖父於九思曾拜杭州路總管
，
但到了父親於仁之時
，
“幼孤貧流落”
，
隱德不仕
，
於是作為長子的于謙
，
便承擔起了重振門嵋的重
任。
于謙從小就接受正規的啟蒙教育。幼年就入讀于慧安寺
，
據史書記載慧安寺
“晉天
年
間
，
吳越王為明律始建於草橋門外羅木營地。元季毀。洪武初
，
僧得實移於錢塘保安坊東。永樂乙未
，
又移今所
，
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為之記。
”于謙從小“遣受學邑庫”
，
“課勵尤篤”
這個例子
能從側面體現出少年于謙善於屬對的特點。
作為啟蒙教育
，
這為于謙後來在詩文上的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後來于謙在《憶老
婢
》的詩中也寫到少時苦學的經歷
“我昔少年時
，
垂髻發如漆。銳意取功名
，
辛苦事紙筆。
”大約十五歲時
，
于謙考取錢塘縣儒學生員
，
“十五補邑諸生。”並進入吳山三茅觀潛心學習
，
接受了更為正規的儒學教育。
明代對學校教育有著各種嚴格的規定。
首先
，
明朝大力提倡宋元以來的程朱理學太祖規定
“四書”、“五經”為國子監必修的功課
，
並明令縣學及私塾都要以
“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
，
毋以儀、秦縱橫壞其心術
”。後來明成祖又命人編《四書》、《五經》
，
修《性理大全》
，
積極提倡儒家經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書》、《易》、《禮》、《春秋》、劉向《說苑》及律令、書、數、御製大浩等科也成為國子學規定的課程科目。
其次
，
在提倡理學的同時
，
明朝又首創並實行八股取士制度
，
由朱元璋和開國文臣規定的八股文程式內容上嚴格要求必須從
“四書”、“五經”中吸取
，
而且只能依朱熹的註釋解釋
，
即
“其文略仿宋經義
，
然代古人語氣為之
”。形式上限制在八股體制之內
，
甚至連字數多寡也有嚴格規定。
“洪武十五年
，
頒禁例十二條於天下學校。鐫勒
‘臥碑’置明倫堂之左
，
其不遵者
，
以違制論。
”這些學規禁例對教師和學生的思想鉗制、精神束縛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
在客觀上
，
也空前加強了儒家學說的教育和滲透。
除了正規的學校教育
，
于謙還擁有良好的家庭教育
，
特別是于謙從小就將古代的仁人志士作為學習的榜樣
，
“少補邑庫生
，
以古人功業自期。
”于謙特別崇拜“宋末三傑”之一的文天祥
，
甚至將文天祥的畫像懸掛於房內。
葉盛《水東日記》記載此事道
“張遂郎中持文山像求題
，
上有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錢塘于謙贊
，
且雲於公座側每懸置此像
，
數十年一日也。
”于謙為文天祥作的畫贊
，
就是他對理想官員的定義
“拘國忘身
，
捨生取義
，
氣吞寰宇
，
誠感天地
……難欺者心
，
可畏者天
，
寧正而斃
，
弗苟而全。
”
另外如漢代名臣諸葛亮
，
不僅三顧茅廬結下的君臣同心的傳奇讓于謙這樣的後代臣子欣羨
，
而且他身上匯聚的古代賢臣的典範品質
，
也讓于謙一生烙守著
“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的為官之道。
于謙曾在任上寫過《過南陽挽孔明》
“三面英雄正角持
，
孤臣生死系安危。大星不向營前墜
，
混一寰區未可知。
”另外
，
于謙還對唐代名臣陸贊頗有好感。陸蟄以直言極諫著稱
，
史書記載其議政
“常以百姓為憂”
，
奏疏多呼籲止亂息兵
，
體恤民困
，
薄斂賦稅
，
體現出強烈的民本主義思想。
于謙手抄陸贊奏疏中的重要篇章
，
閱讀成誦
，
用心靈去體會陸贊那種以
“百姓為憂”的崇高境界
，
慨然有以天下為己任之志。于謙現存的大量奏疏
，
大多直言極諫
，
辭采酣暢
，
說理透徹
，
滔滔雄辯
，
大有陸蟄奏疏之餘風。
這些歷代名臣身上都閃耀著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理想的光芒
，
凝結著儒家所倡導的經世致用精神。人生境遇中的坎坷挫折不僅沒有銷蝕他們的理想與操守
，
反而使他們對蒼生的人文關懷日益深濃、對天下的責任歷久彌堅。
于謙在多年儒學的教育和這些優秀知識分子的人文傳統浸潤下
，
形成了高尚的人格和品質
，
成為了儒家經世致用學說的貫徹者
，
隱含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積極入世的意識。他入仕三十餘年
，
從監察御史到地方大員
，
直至朝廷支柱
，
一直夙興夜寐
，
忠於職守
，
對百姓具有寬厚愛民的仁心。
他在為友人寫的《
驄
馬行春詩序》中就說道
“春不在造化
，
不在品物
，
而在吾身心一轉移運動之間爾。抑餘聞之
，
是春也。在造化為元
，
在人心為仁
，
其用則仁民愛物
，
其效則國治而天下平。
”
而且在他經世致用的思想中還深含著的一股隱而未發、不可屈服的剛強精神。
這種經世致用的思想使于謙具有儒者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積極的入世意識
，
即使身陷困境
，
也絕不處於消極等待的心態中。一旦外部情況發生變化
，
特別是社會出現深刻危機時
，
這種精神就會促使他挺身而出
，
甚至毅然捨棄小家的隱情
，
站到救亡
紓
難的前線。
土木之變後
，
于謙就以
社稷
為己任
，
處處敢為人先
，
他力主戰守
，
擁立新帝
，
保衛京師
，
擊退瓦刺
，
整頓朝綱
，
扶大廈之將傾
，
挽狂瀾於既倒
，
展示出一位
“救時宰相”的風采。
所以余英時先生說
“從儒學史的發展看
，
安排世界的秩序才是中國思想的主流
，
至於怎樣去解釋世界反而不是儒學的精彩的所在。
”于謙的這種經世致用的精神
，
改變了宋儒偏重於
“內聖”而輕忽“外王”的經世學風
，
自覺地擔負起關心時政、關注國事、針貶時弊、甚至救國於危難之中的使命。他不僅身體力行
，
而且在他的詩文中也強烈地體現了這一點。
2。修身市隱
雖然于謙是歷史著名的軍事家
，
他的盛名來源於他為官任上的勤政清廉
，
國家危亡時的激流勇進
，
但在於謙積極入世的務實精神中
，
卻時常伴有歸隱的出世之心。這種入世作風下的出世情結頗類似於江南士紳常有的市隱精神。
首先
，
于謙的出世之心是建立在重名守節的思想之上的。
史書贊于謙
“其性雖僻
，
其情則真
，
所寶者名節
，
所重者君親。
”少年于謙就立下志向
，
要信守名節
，
“自是書生守名節
，
莫慚辜負指迷人。
”他所尊崇的古人
，
都是重名守節之人。比如前文提到過的文天祥、諸葛亮
，
還比如
“孤臣不為一身惜”的蘇武。
于謙對名節的格外看重
，
所以他對功名利祿顯得比較淡泊
，
“但令名節不墜地
，
身外區區安用求。
”於是儒家“達則兼濟天下
，
窮則獨善其身
”的立身準則使他一直懷著功成身退的理想。這在他對古代隱逸生活的嚮往中可以明顯地感受到
的。
其次，爭權奪利的險惡環境讓不善周旋的于謙倍感疲憊，心生退意。
明朝是一個爭權奪利特別厲害的時代。在於謙的一生中，就先後經歷了三次最高皇權的爭奪戰。洪武三十一年，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去世，長孫朱允炆即帝位，世稱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後為了遏制藩王勢力的日益膨脹，採取一系列削藩措施，嚴重威脅了藩王利益，激化了皇族內部的矛盾。
於是燕王朱棣在建文元年七月藉機起兵反抗明朝中樞。經過四年的戰爭，朱棣於年攻破明朝都城南京。同年，朱棣即位，即為明成祖。第二年，改元永樂。這就是靖難之役。
二十四年後的宣德元年，與靖難之役有著隱隱關聯的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當時仁宗皇帝朱高熾即位未及一年便病逝，傳位於太子朱瞻基。而一直窺視皇位的朱高煦企圖效仿先父朱棣，趁機起兵叛亂，史稱
“高煦之亂”。
而正統十四年的土木之變以後，圍繞英宗、景帝的皇位爭奪又一次上演，一直持續了七年，直到英宗再次上位成功才得以完結。這三次亂局，打破了朱元璋定國後確立的皇位繼承的合法程式，實際上都是統治階級內部最高權力的武力爭奪戰。
如此時局，讓身處其間的文人士大夫從心理上感到一種失望與疲倦，而且這種權力的爭奪、更改，也容易使朝臣產生投機心理。同時，同僚的傾軋也讓于謙更為真切地感受到了仕途的險惡。明朝的皇帝普遍對文人士大夫的不信任似乎成了一個傳統。
朱元璋深知
“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因此將網羅文學儒臣作為其建國求治的重要手段，對於拒絕和朝廷合作或者藐視皇權的知識分子，朱元璋就用嚴刑峻法予以制裁。這種做法徹底剝奪了知識分子選擇“隱”或仕”的自主權。
景泰元年抗擊瓦刺勝利之後，于謙就請求罷官歸鄉。景泰二年以後，他更是屢次向景帝請求辭去總兵之權，致仕歸田。而他對立儲等一系列事件的冷漠和優柔寡斷，更是間接表明了他對朝廷心生恐懼，失去了熱情和興趣。
以上的種種，都造成了于謙雖然身處廟堂，積極入世，卻始終擺脫不了出世的情結，他在入世與出世之間矛盾，而最終以
“市隱”來達到心裡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