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兒子不是張玉環殺的，那是誰殺的？”

11月1日訊息，舒愛蘭用盡全身的力氣，想給癱瘓的丈夫張國武翻身。她身高不到1。6米，瘦得只有80多斤，並不魁梧的丈夫對她來說像一座大山。她左腿緊緊地頂住床邊，弓著腰像一把撐開的弓。這把細弱的弓撐到極致，即將要斷掉的時候，丈夫翻過了身。

舒愛蘭的丈夫張國武已癱瘓在床，她正用盡全身的力氣為丈夫翻身。

這樣筋疲力盡的時刻，從去年12月丈夫中風癱瘓開始，舒愛蘭每天都要經歷。27年前的“張玉環殺童案”，改變了三個家庭的命運。張玉環含冤入獄，妻離子散；張國武、舒愛蘭夫妻生活潦倒困難；張建飛、劉荷花夫婦也歷經磨難。三個家庭，兩代人的命運，都被27年前的慘案改寫。如今，張玉環被無罪釋放，等來了久違的公道，但對於受害者兩家人而言，一直到今天，這場慘案所延續的傷痛還在繼續。

活著，要找兇手

11月初，江西的進賢下了一場雨，氣溫很快降到20度以下。慘白的太陽從灰突突的雲層裡露出光來，讓陰暗的房間裡能看清模糊的光影。

舒愛蘭家距離張家村有一段距離，挨著縣道075，是一棟三層的小樓。在進賢縣的鄉下，蓋這種小樓是一個家的體面，也是有兒子家庭約定俗成的規矩。內部的裝修，則是根據家庭經濟情況奢簡由人。

靠著縣道075兩棟三層的小樓，是劉荷花（左）和舒愛蘭（右）新蓋的家。

舒愛蘭家中，牆面還是毛坯的水泥面，廚房裡僅有簡單的煤氣灶。

房子在5年前就蓋起來了，外面看著齊整，但是裡面卻像只做了一半就戛然收尾的工程。牆面還是毛坯的水泥面，房子沒有吊頂，隱約可以看到猙獰的鋼筋。屋子裡家徒四壁，唯一一件傢俱，是一個露出海綿的沙發。

舒愛蘭家牆面還是毛坯的水泥面，房子沒有吊頂，隱約可以看到鋼筋。

舒愛蘭家，唯一一件傢俱是一個露出海綿的沙發。

給丈夫張國武翻過身、擦洗完，舒愛蘭從灰暗的房間裡走出來，拉過一把塑膠凳子在記者面前坐下。

她沒有說話，記者也沒有說話。

這樣的環境和氣氛，壓抑得不知道該如何開口。最終，舒愛蘭率先打破了沉默： “我家的小孩，好乖的。”

舒愛蘭說的“小孩”，是她的第一個孩子。6歲的兒子在27年前被人殘忍殺死，隨後拋屍在村子附近的池塘邊。

如今丈夫癱瘓令這個家庭雪上加霜。生活加給舒愛蘭的苦，好像沒有盡頭。支撐著她繼續活下去的，除了躺在床上需要照顧的丈夫，就是追兇的念頭。“他們說我兒子不是張玉環殺的。但我兒子被人殺死了，是誰殺的？總要給我一個說法。”

今年才48歲，舒愛蘭的頭髮基本都白了，看著像一個瘦弱年老的婦人。但她盡力地維持著家裡的體面——家裡窘迫得都已經沒有一條床褥子，但癱瘓在床的丈夫身上沒有異味，家裡也收拾得乾乾淨淨。舒愛蘭穿著一雙帶跟的皮鞋。人造革的皮鞋已經爆皮，但擦得很乾淨。

舒愛蘭給記者看她的手，傷痕遍佈、指節粗大，有幾根手指已經變形無法伸直。這是在縣城的五金廠做工留下的痕跡。這樣辛苦繁重的工作，一個月也僅僅只能帶來2000多元的收入。而如今，這個工作也無法再繼續。丈夫癱瘓後，她只能回家照顧丈夫。唯一的兒子在深圳的電子廠打工，還沒有娶妻，舒愛蘭不知道什麼樣的女孩會願意嫁到自己家。

舒愛蘭常年在縣城的五金廠做工，手指節粗大，有幾根手指已經變形無法伸直。

“沒啥說的了，我們家沒指望了。”過了一會，她又像想起什麼似的再次提起“找兇手”，“孩子是誰殺的呢？我的孩子被人害了，總要給我們一個公道。”

兩個孩子被殺，一個四歲，一個六歲

時隔27年，舒愛蘭對1993年10月24日發生的一切記得清清楚楚。

正是收割稻子的時節，整個村子都陷在農忙之中。當時張國武、張建飛、張玉環三家毗鄰而居，自己的兒子振榮6歲，張健飛家的兒子振偉4歲，和張玉環的兩個兒子都差不多大，一天到晚地在一起玩耍。

“上午10來點鐘，我割完稻草回來，看到四個小孩在張玉環門口玩。但我做好中飯找孩子回家時，發現小孩不見了。”說到這，一直神情木訥的舒愛蘭情緒激動了起來，“我就到處找，都沒有找到。村裡的人都幫著一直到處找、到處找，一直到晚上都沒找到。”時隔多年，舒愛蘭的語氣依然著急。第二天的時候，村子裡有人跑來說下馬塘水庫裡發現了兩個男童的屍體。這個水庫距離村裡有半個小時左右的腳程，小孩子很難跑到這麼遠的地方去玩。經過確認，是自己6歲的兒子振榮和張建飛家4歲的振偉。

噩耗傳來後，舒愛蘭就昏倒了。醒來後，家裡人怕她想不開，不讓她去現場。“親戚們在家攔著我，不讓我出門，我連孩子最後一面都沒見到。”舒愛蘭說，後來她聽親戚們說張玉環是兇手，警察已經把他抓起來了。開始自己不信，因為三家人關係一直不錯，但是警察說的各種證據又讓她不得不信，一直到警察通知，說張玉環已經承認了，舒愛蘭才相信，在心裡恨毒了張玉環。

“解剖的時候脫孩子衣裳，說孩子胸前青一塊紫一塊的，都是被打的。”舒愛蘭瞪大了眼睛看著記者，“這麼多年了，現在說他不是兇手。那是誰殺了我小孩？兇手為什麼還沒有抓到呢？”

在舒愛蘭講述的時候，她的丈夫張國武躺在臥室裡，不定時地發出“籲”的大聲呻吟。舒愛蘭說，去年3月，江西省高院對張玉環案作出再審決定。案子重審的訊息傳到了村裡，公安局叫丈夫去錄口供，又去了省檢察院。回來後丈夫就一直喊頭痛，元旦的前一天在家中風。送到醫院後，人救回來了，但一場病花光了家裡為數不多的存款，還欠下了一屁股的債。

頂樑柱的倒下，也讓家庭一起陷入了深淵。“他現在很多話都聽不懂了。他不知道我們在說啥，就是心裡難受才喊。他心裡憋得慌。”

從某種意義上，舒愛蘭羨慕躺在床上的丈夫。“什麼都不知道了反而輕鬆了。”

夫妻

同樣是失去了愛子，孩子沒了以後，兩家人陸續都搬離了村莊。張建飛和劉荷花夫婦的新房子就在舒愛蘭一家旁邊。

被害4歲男童的父母劉荷花（左）和張建飛（右）回憶起當年孩子遇害，忍不住落淚。

孩子沒了，“兇手”抓到了，張建飛夫妻以為生活可以慢慢地重新開始。但劉荷花的身體一直不好，即便是後來倆人有了第二個孩子，劉荷花也需要常常住院。

意外就是在這時候發生的，苦難沒打算放過這個可憐的家庭。當時張建飛在外面打工，劉荷花身體不好住院，第二個孩子無人看管就送到了姥姥家。姥姥家旁邊有個池塘，孩子撈上來的時候已經沒氣了。

噩耗一個接一個，接連的打擊徹底地壓壞了劉荷花。

張建飛怕崩潰的妻子在家做出傻事，就帶著劉荷花出門做工。從那時起，倆人就基本沒有分開過。

對於張建飛和劉荷花夫妻來說，愛是難以啟於唇齒的字眼。但經歷了大劫大難後的夫妻，更能體會同心一體。張建飛去廣州做刷牆工，幹一整天才掙十幾塊錢，他帶著劉荷花；他到縣城做零工，租房子帶著劉荷花；他去建築工地上幹小工，帶著劉荷花；去隔壁的鎮子打土方，還帶著劉荷花。

被害4歲男童的父母劉荷花（左）和張建飛（右）。

即便是後來倆人又有了兩個兒子，劉荷花的身體還是可見地衰弱了下去。張健飛心疼妻子，打土方的地方有40多里地，他早上6點就出門，出門之前會給妻子做好飯，一直幹到晚上8點多才回家。

劉荷花的病纏纏綿綿，張建飛做苦力掙的錢都掏給了醫院。他的聽力不好，一個耳朵基本聽不見，需要記者大聲喊才能聽見大概。醫生早就建議用助聽器，但是他捨不得買。

家裡妻子的藥單，有厚厚一摞。各種中西藥裝了一大包，張建飛對這些藥都分的很清楚。

“我要不對她好，她就沒人了，一點指望也沒有了。”張建飛的話不多。在劉荷花哭的時候，他會反覆地說一句，“你得想開點。”

怎麼想開呢？一直認為是“兇手”的張玉環被無罪釋放後，劉荷花覺得自己心被巨石壓住了。她常常覺得喘不動氣，一直以來恨的人竟然是無罪的，那她該恨誰呢？劉荷花在喘不動氣的時候經常會大吼，透過聲音來發洩自己心裡的難受。

妻子可以崩潰，可以大吼，但張建飛不可以。這個沉默的男人甚至比妻子更難受。他想找殺死自己孩子的兇手，但是他不知道找誰，他希望公安局找，希望檢察院找，但是都沒有迴應。他心疼妻子，但是他無能為力，他的能力僅限於此。

張建飛對後來的兩個兒子充滿了內疚。 “我大兒子很聰明的，但是上完小學就不讀書了。家裡太窮了，說要出去掙錢供弟弟讀書。”張建飛說，小兒子也沒讀到高中。小兒子說，讀書沒有用，因為就算是考上了大學，也沒有錢去上，還不如早點去打工。大兒子輟學後去縣城修車行做學徒，一個人在社會的滾滾洪流中摸爬滾打；小兒子後來去了西安打工，自學了會計。本來工作和生活都已經走上了正軌，在這次劉荷花又病倒後，小兒子就回到了進賢工作，幫著張建飛照顧生病的母親。

心上的刀

死去的人沒了，活著的人卻依然泡在生活的苦水之中。

劉荷花捂著胸口慢慢從臥室走出來。她走得極慢，大概5米的距離，她走了將近一分鐘。

張建飛解釋，曾經認定的“兇手”張玉環無罪釋放後，劉荷花又進了醫院，前幾天剛從醫院出來。自從孩子4歲時被害之後，劉荷花的身體就垮了。她常常覺得胸悶氣短，最開始帶著她看西醫，檢查不出具體的病情，就帶著她看中醫，中醫診斷是“氣鬱”，建議去看心理醫生。心理醫生也看了很多，但身體還是好不了。慢慢地，隨著年齡增長，更添了各種病，現在需要長期吃藥。

劉荷花常年住院，張建飛正翻看劉荷花的病例。

孩子沒有出事前，她曾經是很能幹的女人。丈夫在外打工，她一個人在家裡種了四畝地，還養牛，養豬，帶孩子。張建飛記得那時候的劉荷花，能幹、爽朗。當年自己家母親一直生病，家裡窮得很，但劉荷花沒有嫌棄他家。倆人是相親認識的，幾乎一見面他就喜歡，雖然當年都是“先結婚，後戀愛”，但是兩口子一輩子基本沒吵過架。

“我們倆都是很本分的人，很處的來。”張健飛說，結婚第一年孩子就出生了，一切本來都很美好。如果沒有27年前的那件事，自己的家會過得很好的。

“我的心裡壓著一塊大石頭，我好不了。我一想起我的小孩，我就難受，我早就不想活了。”失去的孩子是永遠過不去的坎。這些年的每一分每一刻，回想起孩子死時的慘狀，劉荷花都覺得有刀子在心頭剮。

孩子死的時候穿了一件帶拉鎖的半高領衣服，被撈上來的時候這件衣服的拉鎖一直拉到脖子，對一個4歲的孩子來說衣服很少有整齊的時候。在此後的27年間，這件衣服的影子一直晃動在劉荷花的心頭。

兩個被害的孩子，是插在父母心上的尖刀。實際上，這倆孩子在世間已經沒有了一點影子。

家人和親戚怕看著難受，把孩子的衣服玩具等扔的扔、藏得藏。再加上多次搬家，孩子的小衣服玩具等都漸漸找不到。當時孩子解剖完送去火化時，兩家的男人都在上海打工。劉荷花和舒愛蘭曾經去火葬場找過孩子的骨灰，但是被告知“沒有，不知道哪個是”。

當時是誰送來的骨灰、骨灰去了哪裡，兩個女人當時什麼都不知道，只有哭泣。無法苛責她們，劉荷花當時23歲，舒愛蘭當時21歲。對於這兩個識字不多，之前從來沒有走出過進賢鄉下的年輕女人來說，一切外界的變化，她們的對應方法都唯有哭泣。

但是傷痛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她們每年都會想著孩子的生日，計算著孩子多大了。按照她們的估計，如果孩子當年活著，現在都已經結婚生子。“我的小孩被人殺了，連個墳都沒有，啥都沒有。為什麼這麼多年了兇手還沒抓到，我們就想要個公道。”舒愛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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